蕭伯納百年前的“閃電”訪滬八小時，留下了什么？

界面新聞記者 | 王鵬凱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1933年，時年77歲的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閃電”訪滬八小時，與魯迅等中國左翼知識分子和文化名人短暫會面，成為了轟動一時的文化事件。盡管蕭伯納與魯迅真正的相處只有一頓午餐、兩張合影和寥寥數語，但這場會面卻在當時被賦予重要意義，人們稱之為“半席之約”。

2014年，時任愛爾蘭總統邁克爾·希金斯訪華，作家出身的希金斯專程前往位于上海香山路的宋慶齡故居，看到了1933年蕭伯納訪滬留下的合影。復旦大學英語系教授孫建當時也在現場，他記得希金斯站在照片前看了很久，隨后轉過頭對陪同人員說：這八小時，是二十世紀中愛文化交流史上一顆被低估的鉆石。

蕭伯納與中國淵源已久。早在1918年，《新青年》雜志就已討論過他的作品，1921年，《華倫夫人的職業》在上海首次上演，這是蕭伯納的戲劇——也是西方話劇——第一次完整地搬上中國的舞臺。蕭伯納離開后，魯迅便與瞿秋白商定，收錄并翻譯蕭伯納來華前后的中外新聞報道，以極快的速度出版了《蕭伯納在上海》一書，魯迅在序言里寫道：

“蕭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這么多，倘是別的文人，恐怕不見得會這樣的，這不是一件小事。

7月26日，是蕭伯納誕辰170周年。同時，今年也是魯迅逝世90周年。在這一天，上海市公共關系協會舉辦了“魯迅與蕭伯納：1933-2026跨時空文學對話”學術研討會。將近百年過去，今天的我們如何回看1933年的那場會面？當時到底發生了什么？它給中國與愛爾蘭的文學創作，以及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活動現場的嘉賓們圍繞這些問題展開了探討。

現場通過情景劇再現蕭伯納訪華場景（圖片來源：主辦方） 01 八小時“閃電行”始末

上海市公共關系協會對外交流中心副主任胡衛芬首先透過詳細的史料揭開了這八小時“閃電”訪滬的始末。蕭伯納訪問上海是受時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席宋慶齡之邀，為遠東反戰會議造勢，聲援中國抗戰。抵滬當天清晨，宋慶齡提前登上游輪拜訪剛結束環球航行的蕭伯納，兩人進行了長達四小時的密談，蕭伯納“迫切地想知道危機中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

十點半，在宋慶齡的再三邀請下，蕭伯納下船登岸，來到宋慶齡寓所午餐，席間蔡元培、魯迅、林語堂、史沫特萊等人均到場作陪。孫建補充，魯迅是接到蔡元培的電話才匆匆趕到，進門時午宴已經過半。一見面，蕭伯納便對魯迅開玩笑說，“都說你是中國的高爾基，可你比高爾基還漂亮。”魯迅笑著回復，“我更老時，還會更漂亮。”但實際上，當天魯迅與蕭伯納的交集也不過這三兩句話。宋慶齡回憶，宴席間“林語堂和蕭伯納用英語滔滔不絕地談話，致使魯迅并沒有機會與蕭說話”。

當天下午，蕭伯納前往坐落在福開森路上的世界學院，見到了梅蘭芳、邵洵美等人，蕭伯納幽默地對梅蘭芳說，“我倆是同樣的人！”這里的大意是，梅蘭芳是演戲的，他是寫戲劇的，彼此都為舞臺勞作，并贊嘆梅蘭芳“駐顏有術”。蕭伯納演講期間，名流們爭相簇擁，魯迅卻悄悄退到外屋，后來他寫道：“我對于蕭，什么都沒有問；蕭對于我，也什么都沒有問。”他們沒有第二次握手，沒有約定再見，沒有通信——什么都沒有。

孫建這樣解釋兩人的寡言：“什么都沒問”卻“什么都懂了”。胡衛芬進一步分析，這恰恰給一貫敏銳犀利的魯迅冷靜旁觀的機會，親眼目睹各種勢力在蕭伯納身上的投射與博弈，他在事后寫道：“在這里，可以看看真的蕭伯納和各種人物自己的原形”，“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兒的各式各樣的相貌，都在一個平面鏡里映出來了。說蕭是凹凸鏡，我也不以為確鑿”。

孫建（圖片來源：主辦方）

隨后，蕭伯納回到宋慶齡寓所，在花園草坪接見中外記者，發表即興言論，談及中國、戰爭、革命與人類未來。而他的每一句話，都被媒體放大、曲解、攻擊以及追捧——《字林西報》指責他“宣傳赤化”，《大晚報》幻想他充當“和平老翁”，右翼文人則批評他“是不夠完全的社會主義作家”。下午四點半，蕭伯納返回游輪，離開上海。

02 短暫會見背后的社會思潮

希金斯曾說，這次會見在二十世紀幫助愛爾蘭作家和中國知識分子建立了重要聯系。這是一種怎樣的聯系？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次短暫的會見？

胡衛芬指出，當時魯迅、瞿秋白等人正在構建中國左翼文化核心陣地，對蕭伯納這位西方左翼旗手有著天然的親近感，認為他有能力“撕掉紳士們的假面具”，卻也并沒有盲目崇拜，而是有選擇、有距離、批判性地欣賞。換言之，雙方對彼此的認識很大程度上與當時中國、愛爾蘭乃至國際社會的不同思潮狀況是密切關聯的。

胡衛芬（圖片來源：主辦方）

孫建以易卜生為例，進一步分析了魯迅與蕭伯納在文藝創作中的無形對話。孫建認為，蕭伯納繼承了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傳統，并創造了屬于自己的“討論劇”，他曾說戲劇是“思想的工廠，良心的提示者，社會行為的說明人”。這與魯迅對易卜生的稱頌存在著相似之處，在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后怎樣》中，魯迅透過戲劇看見了現實的問題和出路：“出走了，然后呢？沒有經濟權，她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在孫建看來，這是兩人不約而同地對社會和人性進行著深入的探索和拷問。

蕭伯納曾在大英圖書館研讀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視角在他此后的劇作里屢見不鮮，比如在中國影響深遠的《茶花女》里，他曾寫道：“貴婦，也就是享有社會特權的群體，與賣花女，也就是無產階級群體，二者的區別不在于她們的言行舉止，而在于社會對待她們的方式。”蕭伯納強調平等是由結構性力量造成的，是社會強加的產物，并非人的先天屬性，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天然的價值高低層級。這種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自然很容易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民眾之中制造回響。

王嵐（圖片來源：主辦方）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王嵐進一步從蕭伯納的諷刺劇《日內瓦》指出，蕭伯納其實一直對國際關系與和平事業保持密切的關注。二戰前后，蕭伯納開始寫作《日內瓦》，并在戰爭期間多次進行修訂，在劇中，蕭伯納透過一系列來自不同國家訪客的訴求展現了和平理想所面臨的威脅，他不只是諷刺國際組織的無力，還試圖追問不同身份者能否共處，受害者能否獲得超越國家權力的制度性救助，以及人類能否在面對毀滅性技術時達成共識，而不是各自為政，僅考慮自身利益。

王嵐認為，在《日內瓦》中，蕭伯納的國際主義具有鮮明的去歐洲中心主義傾向，其中尤其展現了對中國和蘇聯經驗的認知，他不是以西方常見的停滯僵化來想象中國，而是用中國社會的變化說明歷史不會按照歐洲的預設展開。他寫到，中國人已經廢除纏足，不再使女性終身殘疾，而西方人仍在“束縛自己的頭腦，一輩子都在自取其辱”。

趙麗宏（圖片來源：主辦方）

這呼應了一種中西方的互鑒視角。詩人趙麗宏在現場回憶，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不遺余力地引進、翻譯西方的現代文學，蕭伯納訪華時，中國文化界對他和他的作品已經非常熟悉。但中國作家，尤其是中國當代文學，在過去很少被翻譯成外文，西方人熟悉的中國文學是屈原、李白、杜甫，而對當代文學知之甚少。從這個角度來看，蕭伯納的訪華可以被視為一個起點，中國文學開始被看見，并與西方國家建立起聯系，展開交流，這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