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東?尼爾曼,翻譯/薛凱桓】
烏克蘭國防部長米哈伊爾·費多羅夫上任僅6個月,就被總統澤連斯基解職。但這似乎沒什么特別的:算上費多羅夫,自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基輔當局已經換了五位國防部長,因此費多羅夫的下臺從表面上看確實只是“正常人事更替”的一部分。
不過隨著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瑟爾斯基也于7月21日晚間被澤連斯基解職,事情就變得耐人尋味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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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前任防長費爾多夫社交媒體
從7月15日費多羅夫被解職到21日瑟爾斯基下臺,烏克蘭的人事動蕩持續了一個星期,最終卻以斗爭兩方雙雙被解職的“歐·亨利”式結尾草草結束。但這場斗爭還沒有結束,對基輔當局而言,瑟爾斯基遭解職意味著費多羅夫在政壇的影響力還沒有消散,澤連斯基有可能從此多了一位強大的政治對手。對烏克蘭社會而言,無論是瑟爾斯基還是誰在臺上主導這場戰爭,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差距,相反,圍繞戰爭進行的人事斗爭反而進一步撕裂了烏克蘭社會對戰爭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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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列克桑德爾·瑟爾斯基BBC
情況如何?
現年35歲的米哈伊爾·費多羅夫是烏克蘭政壇最年輕的“明星級”官僚。在沖突爆發前,他作為數字化轉型部部長,一手打造了烏克蘭著名的國家數字服務平臺“Diia”,將硅谷式的互聯網創業思維帶入了國家治理。沖突爆發后,他又迅速將這種理念引入國防領域,成為烏克蘭“無人機軍團”項目的幕后推手與去中心化技術采購的倡導者。
現年60歲、畢業于莫斯科高等軍事指揮學校的亞歷山大·瑟爾斯基,則是典型的蘇式老派軍事官僚,是傳統式的戰術指揮官。他曾因指揮基輔保衛戰與哈爾科夫大反攻而聲名大噪,但也因在巴赫穆特拉鋸戰中推崇集權指揮、依賴重裝甲與步兵進行高傷亡陣地防御而備受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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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國家數字服務平臺Diia
履歷上的反差使兩人在“戰爭路線”上有不可調和的分歧。作為新潮的技術派官僚,費多羅夫堅信烏克蘭在人口與傳統重武器數量上永遠無法與俄羅斯硬拼,唯一的出路是依靠無人機、人工智能、電子戰以及不對稱打擊,以低成本技術變革來彌補國力劣勢。而瑟爾斯基代表的則是地面消耗的老式路線,認為陣地得失才是決定戰爭走向的唯一鐵律。
理念分歧迅速演變成了兩人及各自的派系之間的對抗。例如費多羅夫極力推行采購透明化與技術創新傾斜,直接觸碰了軍方傳統派系的利益蛋糕。在戰術部署上,烏克蘭國防部試圖將更多資金撥給無人機研發,而烏軍總參謀部則死守重炮與彈藥采購優先權。雙方的不和跡象日趨公開化,不僅在預算分配與裝備選型上頻頻爆發撕扯,甚至到了連基本溝通都無法維持的地步。連澤連斯基也在事后公開承認,國防部與總參謀部的矛盾已經演變為系統性僵局,兩人甚至“無法坐在同一張桌子前溝通”。
激化的矛盾直接推動費多羅夫一步步走向了被解職的境地。隨著前線消耗加劇與內部摩擦加深,國防部和烏軍的對立激化到了“有你沒我”程度。費多羅夫曾直接向澤連斯基提出建議,要求撤換在戰術上過于保守且傷亡慘重的瑟爾斯基。而瑟爾斯基及軍方傳統勢力也頻頻向澤連斯基表達了對文官干預軍事指揮的極度不滿,并暗示若防長不換人則軍方難以配合。
雙方日益白熱化的斗爭讓澤連斯基心力憔悴,在幾番權衡之后,澤連斯基最終認為,在關鍵時刻臨陣換將風險過高,因而選擇犧牲文官系統以平息軍方怒火、穩定軍隊士氣。最終,在上任僅6個月后,費多羅夫成為了這場派系廝殺中首先落馬的政治犧牲品,于7月15日被澤連斯基強行解職。
費多羅夫下臺后,瑟爾斯基隨即在社交媒體上發表長文,試圖展現軍方的勝利者姿態與大局觀。他在文中聲稱自己的唯一職責就是為戰爭負責,并特別強調自己在除公務之外的領域與費多羅夫沒有任何私人矛盾。
但瑟爾斯基的“澄清”事實上起了反作用。他在文中“強調沒有私人矛盾”,從側面印證了兩人在“戰爭路線”上存在著無可調和的根本分歧。筆者在看完這篇文章后只有一個感受,那就是文章充斥著精心的公關算計。
瑟爾斯基在文中通篇宣誓自己忠誠于國家、毫無私心的同時,暗搓搓地對費多羅夫在公事上的能力進行貶損與諷刺。例如,瑟爾斯基在文中高調列舉自己在前線指揮的戰功,并強調軍官最大的責任是在戰時指揮部隊,自己親眼見證了這場戰爭且生活在前線,深知收復烏克蘭每一公里土地的價值。言外之意無非是自己才是“專業軍人”,而費多羅夫是一個沒穿過軍裝、不懂前線殘酷、僅憑技術幻想盲目干預軍事的門外漢,并將費多羅夫下臺的結果歸咎于其在公事能力上的嚴重不足。
不出意外地,瑟爾斯基這篇充滿暗刺的聲明與澤連斯基找替罪羊息事寧人的做法,迅速撞上了烏克蘭社會的劇烈反彈。費多羅夫被解職引發了技術派和少壯派軍官與公眾的強烈不滿,基輔街頭甚至出現了抗議示威。面對社會輿論大撕裂的失控局面,澤連斯基被迫在7月21日做出將瑟爾斯基也一并解職的決定。
澤連斯基做出這一決定的邏輯并不難理解。在戰時體制下,他無法承受軍政高層徹底決裂與社會共識瓦解的代價,為了維持基輔當局表面的團結與最高權力的權威,他只能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極端手段,強行將爭斗雙雙清洗出局,以期用冷卻的方式讓派系內耗熄火。
“雙雙解職”的結局雖然暫時強行壓制了內斗,卻為烏克蘭戰局與政局埋下了極其嚴重的隱患。基輔當局在最高戰爭指揮層的去留決策上如同兒戲,這嚴重動搖了戰時指揮的穩定性與專業性。澤連斯基雖然強行抹平了表面的不和,但被解職的費多羅夫在民間與改革派中擁有極高聲望,甚至可以說,澤連斯基在體制外親手制造了一位隨時可能卷土重來的強勁政治對手。
給自己制造對手
費多羅夫卓越的政治聲望,本就是澤連斯基對其忌憚的根本原因。在費多羅夫被解職前,此人就在獨立地開展政治活動,并得到了與烏克蘭國家反腐敗局(NABU)和烏克蘭特別反腐敗辦公室(SAPO)關系密切的利益集團、歐盟機構以及美國民主黨的支持。這些集團甚至公開游說,要讓費多羅夫成為烏克蘭下一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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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民眾在基輔抗議澤連斯基解雇費多羅夫的決定紐約時報
例如,歐洲防務基金及歐盟數字轉型援助項目在數億美元的援烏資金中,指定要求由費多羅夫主導的部門接收與運營。同時,民主黨建制派、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及歐美跨大西洋智庫圈頻繁邀請費多羅夫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的邊會(Side-event)、硅谷技術峰會等高端會議,明確向澤連斯基當局施壓要求保障費多羅夫在軍工改革中的絕對自主權。這些勢力甚至通過民調機構與游說團體,公開在基輔政界和西方外交圈鋪墊“后澤連斯基時代”的敘事,將費多羅夫塑造成既具備現代能力、又不受寡頭體制污染的“下一任烏克蘭總統最佳人選”。
與之相對比的是,烏軍總司令瑟爾斯基在政治上缺乏野心,且擁有俄羅斯履歷,其“烏克蘭人”的身份難以確定,但他卻是澤連斯基控制軍隊的關鍵人物。因此,澤連斯基一開始在費多羅夫與瑟爾斯基的斗爭中站在了瑟爾斯基一方,并中意現任內政部長伊戈爾·克雷緬科接任費多羅夫的職務。克雷緬科符合澤連斯基理想中官員的形象:完全沒有野心,不積極獲取信息,容易控制。
費多羅夫的辭職對澤連斯基來說是一個試金石,之后他將著手解決一個他去年已經嘗試過但未能解決的問題:國家反腐敗局和特別反腐敗辦公室的特殊地位。這兩個機構在烏克蘭法律體系中享有近乎“治外法權”般的獨立地位,它們不受總統、議會或內閣的任何管轄,人事任免與經費劃撥完全超脫于國家權力體系之外,只向西方捐助者設定的“國際標準”負責。此前,在民主黨執政期間,這兩個機構實際由美國控制,在特朗普事實停止對烏克蘭的資金援助后,這兩個機構主要受到歐盟的庇護。
實際上,澤連斯基在去年就已接近實現這一目標:2025年7月底,烏克蘭最高拉達投票通過了一項將反腐機構劃歸總檢察長辦公室管轄的法案,澤連斯基簽署了該法案。澤連斯基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會支持由民主黨人建立的國家反腐敗局和特別反腐敗辦公室,而歐洲國家也會像往常一樣保持沉默。但他的判斷只對了一半。特朗普確實沒有表態,但歐洲強烈反對這項新法案,并威脅要切斷援助。抗議活動也隨之爆發。最終,澤連斯基被迫讓步,將權力交還給了反腐敗機構,這對他的個人威信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2025年11月,反腐機構開始調查涉及蒂穆爾·明迪奇和澤連斯基其他親信的丑聞,這導致澤連斯基在國內的政治地位急劇下降。此外,對澤連斯基的政治攻擊一波接一波地持續進行:他的親密戰友、“影子沙皇”安德烈·葉爾馬克辭職、與澤連斯基關系密切的議員頻頻被提起刑事訴訟、“明迪奇錄音門”發酵,葉爾馬克甚至面臨牢獄之災等。
澤連斯基因此被迫將海關和經濟安全局的控制權移交給國家安全局和國家反腐敗局的支持團體。這些團體還要求通過所謂的“卡奇卡—科斯方案”,該方案將通過由“國際專家”決定性投票的人事競爭,使國家調查局、總檢察長辦公室和內務部脫離總統控制,同時進一步擴大國家反腐敗局和國家安全局的權力。澤連斯基自然對此感到不滿。他認為國家反腐敗局、特別反腐敗辦公室及其相關機構實際上已經淪為歐洲用來牽制他的工具。而且,戰后他們很可能也會被用來阻止他連任。
為了實現繼續掌權的目標,澤連斯基需要完全掌控國內局勢,成為烏克蘭唯一且至高無上的統治者。但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控制反腐敗機構。因此,澤連斯基吸取了去年立法不力的教訓,決定循序漸進地推進這一目標。他最初決定先試探費多羅夫辭職在國內和歐洲引發的反應。如果一切順利,他就可以著手對付國家反腐敗局和國家反腐敗特別檢察官辦公室。
但他的行動失敗了,國家反腐敗局和特別反腐敗辦公室的支持團體及時抓住了變動的信號。近期,烏克蘭又爆發了與去年“硬紙板革命”(指2025年夏秋之際,烏克蘭民眾為抗議政府削弱反腐機構獨立性,手舉寫有“別動NABU”等標語的硬紙板走上街頭的公民抗議運動。這場運動由親歐反腐機構支持團體在幕后鼓動,以“硬紙板”為象征。該團體即國家反腐敗局和特別反腐敗辦公室背后的支持者,包括與其關系密切的烏克蘭本土利益集團、歐洲機構及美國民主黨勢力,他們是硬紙板革命的幕后推手)極為相似的抗議示威活動。筆者在瀏覽烏克蘭各大社交平臺時看到了這些支持團體是如何嫻熟地操縱“民意”、利用民粹式浪潮迫使澤連斯基讓步的。
在鋪天蓋地的帖文中,費多羅夫被稱為一個“真正能做事的人”,是一個“低效官僚體系”的受害者。無人機在戰場上的突出功勞也被加到了費多羅夫本人身上,社交媒體上大量出現諸如“解雇他,明天的無人機供應怎么辦?”“前線需要他,政治不需要他”這類極具煽動性的口號。呼吁“保費多羅夫”的輿論甚至開始轉變成“要改革、要清廉、要效率”的反澤連斯基運動,澤連斯基成了需要為所有問題負責的罪人。顯然,街頭和網絡上的洶涌“民意”逼迫澤連斯基在更為關鍵的反腐機構獨立性和涉及總統權力的原則性問題上做出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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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前國防部長米哈伊洛·費多羅夫紐約時報
在巨大的壓力下,澤連斯基被迫再次進行一定的讓步。7月20日,費多羅夫呼吁解職瑟爾斯基和烏軍總參謀長格納托夫,這一要求隨后得到了“硬紙板革命”團體的支持,正如我們所見,澤連斯基聽從了要求,將瑟爾斯基解職。
因此,瑟爾斯基被解職一事嚴重動搖了澤連斯基本人的政治聲望。本已大受打擊的費多羅夫一派在瑟爾斯基被解職后聲望再次大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烏克蘭議員在接受《泰晤士報》采訪時稱:“這場丑聞大大提升了費多羅夫在民眾中的政治聲望。現在,那些伺機而動的勢力正在暗中觀察,等待著我們再次舉行選舉的時機。”據《泰晤士報》的報道,費多羅夫已被“某些勢力”敦促組建自己的政黨,一些議員支持這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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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爾斯基和澤連斯基
據bne IntelliNews(一家總部位于德國柏林的財經新聞與商務情報門戶網站)總編輯本·阿里斯(英國媒體人)稱,費多羅夫遭解職一事也讓歐盟對澤連斯基極度不滿,歐盟內部有人認為費多羅夫是“基輔反腐敗運動的領軍人物”,并且“是時候取代澤連斯基了”。“在澤連斯基在內閣中的每一位最親密的朋友都被抓到貪污之后,腐敗……最近確實有點兒猖獗,”阿里斯周二在Substack(一個面向獨立作家、記者和內容創作者的訂閱式新聞簡報發布平臺)上寫道。
一切的跡象都表明,澤連斯基搖擺不定的決策給自己造就了一位強力的政治對手。連自己的親密伙伴葉爾馬克、瑟爾斯基都保不住,澤連斯基不同于硬漢形象的“軟蛋”一面徹底暴露了出來。以費多羅夫為代表的反腐敗機構支持團體仍在持續發難,在歐盟、美國想要徹底控制基輔當局并持續施壓的背景下,澤連斯基還能否頂住壓力,保住基輔當局所剩不多的“獨立性”?這是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
誰正義誰邪惡?
最后,筆者想談談所謂“誰正義誰邪惡”的問題。面對這一波洶涌的輿論浪潮,不少烏克蘭民眾在宣傳和敘事的裹挾下,開始把費多羅夫想象成某種政治救贖的化身。他們真誠地相信,只要費多羅夫權力中心,基輔根深蒂固的腐敗就能藥到病除,前線令人窒息的傷亡數字也會減少。對此,筆者只能說想多了。
一些人把費多羅夫和“清廉高效”畫等號,但筆者必須指出,澤連斯基當年競選時打出的最大旗號正是反腐敗,他誓言要清理波羅申科留下的泥沼,結果呢?再往前追溯,烏克蘭現有的各大反腐敗機構,正是在2014年邁丹顏色革命后拔地而起的。彼時的總統波羅申科同樣信誓旦旦地宣稱與腐敗不共戴天,結果又如何?
在基輔當局這口高壓鍋里,腐敗幾乎是自動沸騰的濃湯。權力買賣、物資走私、甚至人口販賣,都在炮火的掩護下瘋狂滋長,而這些灰黑色產業又必然需要層層的保護傘。腐敗根本不是哪個人的道德瑕疵,而是烏克蘭的社會問題和戰爭曠日持久的必然產物,和臺上坐的是澤連斯基還是費多羅夫幾乎毫無關系。
至于認為費多羅夫上臺就能減少戰爭傷亡的說法。無人機對俄后方的襲擾確有戰果,但還不足以從根本上改寫戰場態勢。要實現基輔當局“收復失地”的終極目標,訓練有素的地面部隊仍是必需的。如果按照費多羅夫的理念繼續抽空前線的傳統防御力量,結果不會是減少傷亡,反而會讓俄軍以更快速度啃噬土地。快速丟失土地就能減少傷亡嗎?這顯然是危險的幻覺。當然,如果有人認為,俄羅斯在徹底吞下頓巴斯后就會收手談判,從而以割讓領土的方式變相“減少傷亡”,那這倒是一種非常黑色幽默卻又自洽的思路。
另外,費多羅夫與“硬紙板革命”團體之間毫無疑問有深厚的勾連。盡管筆者對澤連斯基政權及其身邊的葉爾馬克、瑟爾斯基之流毫無好感,但相比之下,由歐洲機構和美國民主黨勢力操控的“硬紙板革命”團體以及反腐敗機構背后的支持網絡,更是貨真價實的境外干涉力量。在這種背景下,澤連斯基政權那點咬牙強撐的所謂“獨立性”,反倒顯得還算有些樣子了。
指望一個和境外勢力深度捆綁的代理人,通過所謂的技術官僚路線,給烏克蘭帶來團結、穩定、獨立和繁榮,這種幻想的肥皂泡還是少些吧。澤連斯基政權與“硬紙板革命”都注定給不了烏克蘭真正需要的東西。烏克蘭需要的是一條超越派系廝殺、擺脫外部遙控的、更公正也更深思熟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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