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如何被世界讀懂——張援遠大使講述《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背后往事

談起40多年前那次“重走長征路”，張援遠的記憶依然清晰。

1984年，33歲的張援遠還是外交部翻譯室的一名三等秘書。那一年，他受命擔任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重走長征路的首席翻譯。彼時的索爾茲伯里已經76歲，裝著心臟起搏器，身體狀況并不理想，卻執意要沿著中國工農紅軍走過的路線，完成自己惦念了40多年的長征之行。1985年，《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出版。

張援遠沒有想到，這項他此前不太了解的“外事翻譯任務”，會成為他外交生涯中最難忘、也最重要的一段經歷。“到了這個歲數了，一說到長征，我還是心潮澎湃。”后來擔任過中國駐新西蘭大使、駐比利時大使的張援遠說，陪同索爾茲伯里重走長征路，對他個人成長和外交職業生涯的影響，“是沒有什么能夠超越的”。

“昨天是索爾茲伯里逝世33周年的忌日。”7月6日上午，接受中國外文局亞太傳播中心采訪的張援遠對這位結下深厚友誼的老朋友非常懷念。

7月6日，張援遠在北京接受中國外文局亞太傳播中心采訪。

一個“活兒”，成為一生難忘的經歷

1984年3月，張援遠開始接觸索爾茲伯里重走長征路項目。此前，他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近兩年，主要承擔外國領導人訪華的會談、會見翻譯任務，很少接待記者和作家。不過，由于他曾在駐外使領館工作4年，外事經驗相對靈活，又曾接待過美國作家白修德，領導認為他適合承擔這項任務。

這次采訪一部分在北京，一部分在江西、貴州、云南、四川、甘肅、陜西等地。在北京主要采訪老一輩領導人、老紅軍、黨史軍史專家；去外地則是沿著當年中央紅軍長征路線實地尋訪。從4月2日離京開始，采訪團整整經歷74天。回到北京后，又采訪了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前后算下來，索爾茲伯里在中國停留了100多天。

“我們管這種翻譯任務叫做‘活兒’。”對張援遠來說，這是一個高強度的“活兒”，也成為他一生最難忘的經歷。

這次任務中，他被迫迅速補課，學習黨史、軍史、人物關系、地名沿革和長征中的重大事件。那些采訪對象本身，就是一部部活的歷史。楊成武、蕭華等老同志，以及大量黨史軍史專家，都曾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重要足跡。年輕的張援遠坐在他們與索爾茲伯里之間，不僅要聽懂、譯準，更要盡可能理解話語背后的歷史邏輯。

第一次見到索爾茲伯里，張援遠并不知道他的身體狀況。后來朝夕相處，他才發現，這位老人每天要吃大量藥物，身體隨時可能出問題。但最先給張援遠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病弱，而是他的專業氣質。

“他給人的印象是個非常嚴肅的專業人士，他的眼睛非常厲害。”張援遠說，第一次見到索爾茲伯里時，就對他的知識儲備和想法感到驚訝：這個人腦子里怎么裝得下這么多東西？

索爾茲伯里對中國懷有長久興趣，對長征更有近乎執拗的向往。他早年讀過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在二戰時期與斯諾相識。斯諾曾說，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長征這一史詩般遠征的全貌。索爾茲伯里把這句話記在心里，認為這件事“該由我來做”。

只是，由于二戰后的國際形勢，他的愿望遲遲無法實現。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索爾茲伯里才第一次來到中國，但他采訪長征的想法未能實現。直到1983年，他接到中國方面電話，問他是否仍然對長征感興趣。

“他說，如果不去，我這輩子就算白過了。”張援遠回憶。這一次，索爾茲伯里不再只是遠遠眺望中國革命的歷史，而是要走進它發生的現場。

索爾茲伯里（左四）一行在采訪途中（資料圖翻拍）。

從試探到互信

陪同索爾茲伯里并不輕松。

張援遠坦言，最初雙方并非天然互信。索爾茲伯里清楚，張援遠是中國外交部派出的翻譯。他最擔心的是，如果采訪中聽到了有價值的素材，翻譯會不會出于立場問題或其他顧慮而“隱藏掉”？因此，他特意請來美國“中國通”謝偉思同行。

謝偉思出生在中國，早年曾去延安，與中國老一代領導人有過密切接觸。他中文好，熟悉中國國情，也肩負著索爾茲伯給他的特殊任務：觀察張援遠是否能夠勝任，是否值得信任。

“他是受索爾茲伯里之托，考察我、考驗我，最后說服索爾茲伯里認可我的人。”張援遠說。

互信不是一天建立的。在重走長征路的途中，張援遠每天還要做一項具體工作：給索爾茲伯里結賬。索爾茲伯里堅持全程自費，無論住招待所、吃粗茶淡飯，還是交通住宿，都要付錢。

正是在這些日復一日的瑣碎交流中，雙方關系逐漸拉近。張援遠會談到自己一歲多的孩子，索爾茲伯里夫婦也會談到他們的子女和孫輩。工作關系之外，他們之間的信任一點點建立起來。

這一路的條件，在今天看來難以想象，許多地方交通不便，住宿簡陋，飲食和衛生條件更是艱苦。為了讓索爾茲伯里夫婦洗澡，地方同志用大鍋燒水，再抬到房間里倒進木盆。

索爾茲伯里一行在采訪途中與中方人員“圍桌座談”（資料圖翻拍）。

有一次在貴州一個縣城，索爾茲伯里悄悄請張援遠幫忙買一瓶“發泡的酒”。后來張援遠才知道，那天是索爾茲伯里與夫人夏洛特結婚20周年紀念日，也是夏洛特的生日。最終買到的并不是真正的香檳，但瓶塞打開、冒出泡沫時，索爾茲伯里非常高興，夏洛特也十分感動。

艱苦條件沒有影響索爾茲伯里的工作強度。白天一路采訪，晚上回到住處，他還要用打字機整理當天材料。張援遠常常已經睡下，半夢半醒間仍能聽見隔壁“啪啪”的打字聲。

真正的考驗發生在金沙江畔。

那是一次極其艱苦的行程。索爾茲伯里身體透支，突然病倒。張援遠走進房間時，看到老人躺在床上，眼睛已經沒有光彩。他對張援遠說：“張啊，完了，我完了，我的長征也完了。”

張援遠至今回想仍感到后怕，“萬一他在那兒躺倒了，怎么辦？”中方想盡辦法安排救治、轉運、聯絡。醫生、外辦、警衛、車輛等各方面力量迅速行動。后來，索爾茲伯里終于脫離危險，繼續走完長征路。

在采訪過程中，索爾茲伯里始終堅持一個原則：必須到現場，必須見親歷者，必須追問細節。

地方上最初為采訪團安排了舒適的小轎車。索爾茲伯里認為長征采訪需要一路討論、一路提問，必須改成面包車。只有這樣，同行人員、地方干部、專家和翻譯才能坐在一起，隨時展開“車上座談”。

在吳起鎮，他不斷說“great”

歷經艱險，一行人最終抵達吳起鎮。

張援遠說，那一刻，對索爾茲伯里來說，確實是“圓夢”。經過一路風波、疾病和困難，他們終于走到長征結束的地方。索爾茲伯里心情激動，不斷用“great（偉大）”來形容眼前的一切。

在陜北吳起鎮，索爾茲伯里與秦興漢各拿一把當年紅軍用過的大刀合影，這張照片被用作為《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英文版封面。

在那里，他與同行的時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副館長秦興漢合影。兩人各拿一把當年紅軍用過的大刀。秦興漢穿著軍裝，索爾茲伯里滿頭白發。這張照片后來成為《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英文版封面。

但張援遠沒有完全放松。他知道，走完路線只是完成了素材采集，真正的成果——那本書——還沒有寫出來。索爾茲伯里會怎么寫？寫成什么樣？這些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事實證明，成書過程同樣艱難。

索爾茲伯里回到美國后，很快開始寫作。1984年八九月起，他陸續將書稿寄給張援遠。為了避免基本史料出現嚴重誤差，張援遠曾建議索爾茲伯里寫出草稿后發給中方參考。索爾茲伯里最終接受了這一建議。

書稿寄來后，首先要由外交部翻譯室譯成中文，再交由黨史、軍史專家審閱。專家意見形成后，又要由張援遠譯成英文，逐條反饋給索爾茲伯里。

張援遠與索爾茲伯里就《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書稿進行的通信。

“他給我的信不下100封。”張援遠說，有的信只有四五行，有的則圍繞某個問題反復討論。張援遠回信往往五六頁、七八頁，密密麻麻，標明書稿第幾頁第幾行，再附上中方修改建議。

在沒有電腦、沒有電子郵件的年代，這是一項極其繁重的工作。張援遠回憶，那一年左右的時間，他幾乎沒有再做傳統意義上的外事翻譯，而是把大量精力投入書稿翻譯、審讀意見整理和中英文往返溝通中。

1985年10月，《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在美國出版，立即引起轟動，很快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時代》周刊的編者按寫道：“長征這樣史詩般的事件可能有助于說明共產黨中國領導人的品格。”

“這本書引發世界關注，一方面是因為索爾茲伯里的筆力非常厲害，會講故事；另一方面也和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包括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張援遠說。

永遠的長征精神

索爾茲伯里對長征的興趣，并不止于歷史。

他曾對張援遠說，自己之所以關注長征，一是因為長征本身令人著迷，沒有人會對這樣的事件沒有興趣；二是因為他注意到，那些參加長征、經歷長征并從中走向成功的領導人，正在領導中國新的長征。他說，寫完“老長征”之后，還想寫一本“新長征”。

在張援遠看來，這正是索爾茲伯里的敏銳之處。他不只是要講述一段過去的歷史，而是試圖把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與改革開放后正在發生的中國變化聯系起來。對中國而言，讓這樣一位“能寫、會寫、對中國友好但又有自身立場”的外國作家觀察中國、書寫中國，是一件幸運的事。

張援遠的隨行工作日記。

在重走長征的路上，索爾茲伯里、夏洛特和謝偉思每天晚飯前常常湊在一起喝一杯，討論當天見聞。張援遠有時也參加他們的討論，并把有關情況向秦興漢匯報，秦興漢再提出意見，由張援遠轉達。事實上，雙方每天都在共同研究長征。

謝偉思從小在中國長大，親眼見過舊中國的貧弱和黑暗。他曾對索爾茲伯里夫婦說，如果你們知道當時中國是什么樣子，就會明白為什么那么多中國人要反抗，為什么犧牲那么多人仍然堅持斗爭。

很可惜，索爾茲伯里在1993年去世，寫“新長征”愿望沒能實現。但陪伴他走過長征路的那個心臟起搏器捐贈給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年輕時，張援遠對長征的理解也曾比較樸素：紅軍戰士不怕死、不怕犧牲。但隨著多年工作、學習和思考，他越來越意識到，長征遠比這種理解深刻。在他看來，長征是一支隊伍、一個政黨、一個民族在求生存、求發展道路上所能承受的最艱巨考驗，中國共產黨人承受住了這個考驗。

張援遠（左）在中國駐美大使館工作期間，與索爾茲伯里的合影。

“許多外國人了解長征后，會產生一種震撼：這樣一個黨、這樣一支軍隊、這樣一群人民，怎么可能被戰勝呢？”張援遠說。

長征勝利90年后，中國正在新的長征路上繼續前行。對張援遠而言，1984年那次“活兒”早已不只是一次翻譯任務，而是一堂持續40多年的歷史課、外交課和人生課。

這條路上，他見證了一位美國老人如何冒著生命風險追尋中國革命的答案，也見證了中國如何以開放姿態面對世界的追問；他把長征故事翻譯給外國人聽，也在歲月沉淀中重新讀懂長征本身。

撰文：徐豪 金知曉

攝影：顧思騏

責任編輯：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