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發展：“十四五”回顧與“十五五”展望

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21, No.2, March-April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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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發展“：十四五”回顧與“十五五”展望

作者簡介

黃承梁*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系統梳理和闡釋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科學指引下，中國 “十四五”時期綠色發展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及其對“十五五”時期的戰略啟示。文章認為， “十四五”期間，中國成功突破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所預設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路徑，通過能源結構清潔化跨越式發展、生態環境質量根本性改善、綠色生產力體系性崛起、環境治理能力現代化升級以及全球生態貢獻引領性增強等多維度成就，實現了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消耗的初步“脫鉤”，為全球可持續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面向“十五五”這一實現碳達峰目標的關鍵攻堅期，文章構建了一個以深化“碳排放雙控”制度創新為保障、以強化“綠智韌” 融合新質生產力為核心引擎、以拓展引領性全球協作為支撐的系統性實施框架，旨在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繪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新畫卷提供理論與實踐路徑參考。

關鍵詞：綠色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十四五”；“十五五”；新質生產力

一、引言

在全 球經濟發展理論史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長期占據主導地位。這一經典理論認為，環境退化與人均收入存在非線性關系，即在較低收入階段環境壓力通常隨經濟增長加劇，而在較高收入階段，伴隨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及環境規制強化，部分污染指標可能轉為下降，從而呈現倒U型軌跡（Grossman & Krueger，1991）。這種理論預設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路徑，成為許多發達國家工業化道路的理論注腳，也導致許多以西方現代化為模式的發展中國家誤認為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未能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走出一條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道路。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了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理論體系。這一思想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核心理念，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為基本內核，以“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為價值取向，以“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體”為系統思維，以“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為法治保障，形成了邏輯嚴密、內涵豐富的理論框架。其理論創新在于實現了三個超越：一是超越了西方環境經濟學將生態保護視為經濟負擔的狹隘視角，將生態環境保護定位為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二是超越了傳統發展經濟學將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對立的理論預設，揭示了二者的辯證統一關系；三是超越了局部治理的碎片化思維，形成了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生態文明治理觀。正是這種理論上的徹底性，使得中國能夠在全國范圍內推動一場深刻的綠色革命。

新時代的中國，正是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突破了傳統工業化理論的線性演進模式，通過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依托跨越式發展、創新驅動和系統思維的多重邏輯重構，走出了一條全新的綠色發展道路。“十四五”時期，中國展現了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與綠色化的“五化同步”的發展奇跡。通過“并聯式”發展避免了重蹈“串聯式”發展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國堅持“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綠色生產力觀，將綠色發展納入經濟增長函數的核心位置，實現了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的根本轉變。因此，相較于主要關注資本、勞動投入與技術進步但忽視生態約束的傳統新古典增長理論基準設定而言，中國的新發展理念強調以“創新”和“綠色發展”為導向，通過推進綠色技術創新和完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顯著提高了經濟增長中的綠色含量，實現了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的逐步相對“脫鉤”。

不單如此，“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在“十四五”時期的全面實踐，標志著中國生態文明理論實現了質的飛躍，更深層次的實踐價值在于中國通過“兩山論”建立了生態價值轉制激勵了全民踐行綠色生活，一系列關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制度創新在中華大地深化落地。這些探索系統性地將清新的空氣、潔凈的水源、美麗的風景這些曾經的“無價之寶”量化、轉化、市場化，讓守護“好風景”的各方獲得實實在在的“回報”，從而為綠色產業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從全球視野看，“十四五”時期，中國成功舉辦《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中國方案。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利益，為南南合作、南北對話提供了新思路。近年來，中國的綠色發展已經從多個維度為全球環境治理提供了豐富的有益啟示和重要補充，為全球環境治理機制提供了新的思路與借鑒（郇慶治，2025）。例如，中國的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重要路徑，貢獻了全球新增綠化面積的四分之一，成為全球“增綠”最多最快的國家。這些實踐成果證明，中國綠色發展模式具有可復制、可推廣的價值。

基于這一系列深刻的理論創新與豐富的實踐探索，本文梳理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科學指引下“十四五”時期中國綠色發展所取得的全方位、開創性成就，總結了所積累的經驗與啟示。立足新的歷史起點，面向“十五五”這一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的關鍵時期，要以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作出的戰略部署為指引，以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為紐帶，以“綠、智、韌”深度融合為核心，聚焦“雙碳”目標牽引，在構建新型能源體系、培育新質生產力、優化國土空間格局、創新政策保障機制以及深化全球環境治理合作等關鍵領域實現戰略性、體系性突破，從而為全面繪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嶄新畫卷奠定更為堅實的綠色根基。

二、“十四五”時期綠色發展的歷史性成就

“十四五”時期，中國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將生態文明建設置于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同共進，實現了從重點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向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跨越式轉變。這一時期，中國沿著黨的二十大所確立的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的路徑，通過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等制度利器壓實“黨政同責、一崗雙責”本邏輯和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追求。

（一）主要成就

一是在能源革命方面，清潔低碳轉型實現跨越式發展，能源安全得到極大鞏固。能源領域作為主戰場，在“十四五”時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和歷史性成就。中國構建了全球最大、發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體系，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占比由“十三五”末的約40%躍升至60%左右，風電、光伏年新增裝機容量連破億千瓦臺階，發展速度與規模前所未有。2024年，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規模歷史性超過煤電，標志著電力供應結構發生根本性轉折。能源消費“含綠量”顯著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從2020年的15.9%提高到2024年的19.8%，每年穩定提升約1個百分點，超額完成了“十四五”規劃擬定目標。尤為重要的是，能源轉型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穩健推進。“十四五”前四年，國內能源生產有力支撐了消費增量90%以上的自主保障，其中近一半的新增發電量來自新能源。全社會用電量中，每3度電就有1度來自綠色電力，而全球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車行駛在中國，生動詮釋了“能源飯碗”端得更牢、更綠。與此同時，科技創新支撐有力，新能源專利數占全球四成以上，光伏轉換效率、海上風電單機容量、新型儲能裝機規模等多項指標領跑全球，為轉型提供了硬核驅動力。

二是在環境質量改善方面，污染防治攻堅戰取得歷史性、系統性成果，人民獲得感顯著提升。“十四五”時期，污染防治攻堅戰向縱深推進，環境質量改善成效凸顯，人民群眾生態環境滿意度連續上升。其一，在大氣環境方面，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從2020年的35微克/立方米降至2024年的29.3微克/立方米，下降16.3%；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達到87.2%，重污染天氣大幅減少，藍天白云已成常態。其二，重點區域治理效果顯著，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汾渭平原PM2.5濃度較2020年分別下降18%和20%。其三，在水環境方面，地表水優良（1－3類）水質斷面比例首次突破90%，達到90.4%，長江、黃河干流水質穩定保持Ⅱ類，地級及以上城市黑臭水體基本消除，水清岸綠的景象日益普遍。其四，在土壤環境方面，污染風險得到有效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穩定在90%以上，重點建設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守住了人居環境安全底線。

三是在生態修復方面，國土空間格局系統優化。“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修復與國土空間格局優化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從局部到全局、從應對到前瞻的歷史性飛躍。其一，國家確立了以國土空間規劃為基礎、以用途管制為手段的“多規合一”管理體系，終結了長期以來各類規劃“九龍治水”、空間沖突的局面。通過科學評估與精準劃定，將超過30%的陸域國土面積納入生態保護紅線，使之成為不可逾越的“高壓線”。這一舉措是對國土空間功能進行的結構性優化，它明確了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邊界，為核心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脆弱區構筑了永久性的“安全島”，為自然生態的自我恢復與長期演替提供了堅實保障。其二，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加快推進，首次在制度上實現了對最重要自然遺產的整體保護和系統管理，標志著我國自然生態保護進入了國家認同、法律保障的新階段。其三，生態安全屏障更加穩固。以“三區四帶”（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區、黃河重點生態區、長江重點生態區、東北森林帶、北方防沙帶、南方丘陵山地帶、海岸帶）為核心的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布局基本形成，國家生態安全屏障骨架構筑得更加牢固。總之，通過國土空間格局的系統優化與生態的系統性修復，我國歷史性地扭轉了生態退化趨勢，構建起了面向未來的綠色發展空間框架，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建設美麗地球家園奠定了堅實的生態根基。

四是在綠色生產力方面，產業結構實現深度調整，新增長引擎實現歷史性飛躍。“十四五”期間，中國以高水平生態環境保護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經濟增長的“含金量”與“含綠量”同步提升。其一，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累計降低11.6%，相當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11億噸，能效提升速度位居全球主要經濟體前列。其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效果顯著，全國“兩高”（高排放、高污染）項目環評審批數量持續下降，而風電、新能源汽車等高技術、綠色項目環評數量大幅增長，2025年上半年同比增幅分別達44.4%和31.3%。其三，綠色制造體系加速構建，根據工信部2025年9月發布的新聞，國家級綠色工廠數量增至6430家。綠色低碳產業異軍突起，成為外貿新動能。2024年以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為代表的“新三樣”出口額較2020年增長2.6倍，中國為全球提供了超過70%的光伏組件和60%的風電裝備。新能源汽車2024年產量突破1300萬輛，產銷量連續十年保持全球第一，彰顯了綠色技術創新的強大驅動力和產業競爭力。

五是在治理現代化方面，監管能力實現智慧轉型，市場機制有效構建。“十四五”時期，中國生態環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顯著提升。其一，中國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要素最齊全的生態環境監測網絡，涵蓋3.3萬個監測站點，并應用無人機、AI聲紋識別、“黑燈實驗室”等技術，實現了采樣、分析全過程自動化與智能化，監測效率與精準度大幅提高。智慧執法體系深刻改變了監管模式，通過構建“天、地、空、水、陸、海”一體化問題發現機制，利用衛星遙感、紅外成像等技術推行非現場、無感式監管，使得2025年1—8月現場執法檢查次數下降30%的同時，問題發現率反而提升了10—25個百分點，累計推動26萬多個環境問題整改，其二，市場機制建設取得里程碑式突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作為全球覆蓋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場，已實現平穩運行。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配額累計成交量8.65億噸，累計成交額576.63億元。同時，自愿減排項目及減排量登記工作扎實開展，截至2025年12月底，已登記自愿減排項目33個，減排量1776.37萬噸。

六是在全球貢獻方面，中國以堅定的行動和開放的姿態，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十四五”時期，中國鄭重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并構建了“1+N”政策體系，將承諾轉化為扎實行動。其一，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已提前實現2030年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注入了強勁動力。通過產品出口，中國在“十四五”期間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減少碳排放約41億噸。其二，在國際合作方面，中國不僅積極推動氣候變化多邊進程，還通過深化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啟動“昆明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方式，廣泛開展南南合作。其三，如前文所述，中國在電動載人汽車、鋰離子蓄電池、太陽能電池等綠色技術領域的創新與制造優勢，為全球提供了優質、普惠的綠色產品與服務，豐富了全球綠色供給，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共建清潔美麗世界”的責任擔當。

（二）寶貴經驗和基本啟示

“十四五”時期中國綠色發展之路，是一條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的系統性變革之路，是一條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新路。“十四五”時期的綠色發展成就，不僅以靚麗的數據為“十五五”轉型奠定了物質基礎，更以其探索的寶貴經驗，為“全面綠色轉型”的戰略實施提供了方法論啟示。

一是在物質基礎方面，一系列指標性成就構筑了轉型的堅實平臺。其一，能源領域，可再生能源裝機占比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十年全球第一，這為構建新型能源體系、推動交通綠色革命提供了強大的產業和技術支撐。其二，環境質量方面，PM2.5濃度顯著下降，江河水質根本性好轉，表明大規模、高強度治理的技術路徑和政策組合是行之有效的。其三，生態保護方面，森林覆蓋率持續提高，生態保護紅線全面劃定，為“擴綠”和維系生態安全屏障提供了空間保障。這些成就證明，我國已經具備了在發展中解決環境問題、以綠色變革催生新增長點的強大能力。

二是在經驗啟示方面，“十四五”實踐為“全面”轉型提供了關鍵指引。其一，制度創新是根本保障。從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壓實地方責任，到全國碳市場以市場化手段推動減排，顯示出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是突破轉型阻力的關鍵。其二，科技創新是核心動力。綠色低碳產業成為外貿新動能，凸顯了科技創新對培育新質生產力、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決定性作用。其三，系統觀念是基本方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理念在部分領域的成功實踐，驗證了多目標協同治理路徑的可行性，為“十五五”時期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協同推進指明了方向。這些從實踐中得來的啟示，是指導“全面綠色轉型”不可或缺的寶貴財富。

這些成就與經驗，為“十五五”時期乃至更長遠未來，建成美麗中國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也已然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貢獻了更為厚重的中國力量。

三、基于“十五五”規劃建議的中國綠色發展戰略特征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這從本質上界定了綠色與發展的關系。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文簡稱《建議》）將“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美麗中國”確立為“十五五”時期的重大戰略任務與目標。這一戰略部署，特別是其所內含的“全面”二字，標志著“十五五”時期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有望實現從重點領域攻堅、試點工程推進到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系統性、深層次變革的歷史性跨越。

（一）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深刻的理論內涵

首先，是覆蓋領域的“全面性”。它超越了將綠色轉型局限于能源、工業等生產部門的傳統認知，要求將其貫穿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這意味著轉型不僅涉及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的調整，更涵蓋了空間格局、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價值觀念的全方位變革。例如，《建議》不僅部署建設新型能源體系，也強調要完善綠色消費激勵機制，形成綠色生活方式，體現了對經濟社會發展全鏈條、各環節的系統性重塑。

其次，是治理路徑的“系統性”。全會強調“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這揭示了“全面綠色轉型”內在的協同邏輯。它不再是單一目標的線性治理，而是將應對氣候變化（降碳）、改善環境質量（減污）、提升生態承載力（擴綠）和保持經濟活力（增長）這四個目標視為一個有機整體，通過系統規劃與政策協同，實現多重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共贏（周宏春，2025）。這要求必須摒棄“就碳論碳”“就污染治污染”的碎片化思維，轉向更加注重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的新范式。

最后，是戰略定位的“根本性”。全會將“美麗中國建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列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并將綠色轉型視為“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之舉”。這深刻表明，綠色已從一種約束性條件升維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要素。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旨在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結構性、根源性矛盾，塑造以綠色生產力為標志的新發展動能。

（二）“十五五”關鍵期的承前啟后與攻堅意義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深入分析了“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復雜變化，明確指出該時期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對于美麗中國建設和綠色發展而言，這五年同樣是一個承上啟下、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的關鍵時期，戰略節點的特征極為突出。

首先，“承前”體現為堅實的基礎與更高的起點。“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就。污染防治攻堅戰效果顯著，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等關鍵指標均提前或如期完成目標。綠色低碳轉型步伐加快，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的清潔能源體系。更為重要的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四梁八柱”制度體系基本形成，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等制度創新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些歷史性成就，為“十五五”時期推動更高水平、更全方位的綠色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制度基礎和信心基礎。

其次，“啟后”意味著艱巨的挑戰與歷史的決戰。盡管成就斐然，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尚未根本緩解”。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交通運輸結構偏公路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成效還不夠穩固，從量變到質變的拐點尚未到來。尤為關鍵的是，“十五五”時期是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目標的最后一個五年規劃期。這意味著未來五年必須抓住能源、產業、交通結構深度調整的“窗口期”和“機遇期”，推動碳排放總量進入平臺期并實現達峰，從而“扭轉化石能源等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剛性增長的趨勢”，為2035年基本實現美麗中國目標奠定決定性基礎（莊貴陽、王思博，2025）。因此，這一時期的綠色轉型，是一場時間緊迫、任務艱巨的攻堅戰，其成敗直接關系到中長期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

（三）聚焦關鍵領域的系統部署與制度保障

為確保“全面綠色轉型”從戰略藍圖轉化為實踐成果，《建議》提出了一系列重點任務和重大舉措，構建了系統清晰的實施路徑。其一，要求推動能源供給結構實現質的轉變。一方面，以更大力度發展非化石能源，使其從“配角”轉變為未來的供應主體。具體任務是加快西北風電光伏、西南水電、海上風電、沿海核電等大型清潔能源基地建設，并積極發展分布式能源，目標是到“十五五”末期，使新增用電需求絕大部分由新增清潔能源滿足。另一方面，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加強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清潔高效利用，合理控制其消費，推動煤電角色向支撐調節性電源轉型，發揮其不可或缺的兜底保障作用。其二，要求構建適應新能源發展的新型電力系統。這是新型能源體系的關鍵載體，旨在解決綠電“發得出、電網接得住、終端用得好”的系統性難題。重點任務包括強化電網的智能化、柔性化改造，提升其對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納與配置能力；大力開發抽水蓄能、新型儲能等調節資源；同時深入挖掘需求側響應潛力，推動源、網、荷、儲高效協同，全面提升電力系統的安全韌性與運行效率。

四、“十五五”綠色發展關鍵路徑與政策體系

整體來看，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將“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置于“十五五”戰略核心，是一次立足歷史新方位、把握發展新規律、回應人民新期待的重大戰略抉擇。為確保《建議》擘畫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和美麗中國建設的宏偉藍圖轉化為生動實踐，“十五五”時期必須構建一套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實施保障與政策體系。這需要超越單一維度的政策工具，從治理體系、市場機制、科技支撐、空間管控、全球協作等多層面協同發力，形成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強大合力。

（一）深化制度創新，構建全覆蓋的激勵約束體系

“十五五”時期是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關鍵五年，也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攻堅階段。確保這一宏偉藍圖從頂層設計轉化為生動實踐，其核心引擎與根本保障在于深刻的制度創新。明確提出實現從“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的全面轉型，是一場涉及發展哲學、治理模式與激勵結構的系統性的深刻變革。為此，構建一個系統完備、激勵相容、運行高效的“全覆蓋激勵約束體系”，成為“十五五”時期綠色轉型制度建設的首要命題。

一是必須完善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的綜合政策工具箱。其一，財稅政策應更加精準有力，通過專項資金、稅收優惠、政府采購等手段，重點支持新型能源體系建設、傳統產業綠色升級、低碳技術研發示范。其二，金融政策需積極發展轉型金融、碳金融衍生品等綠色金融工具，創新符合高碳行業轉型特征的金融產品，發展綠色保險、綠色擔保，防范轉型過程中的金融風險（王遙等，2025）。其三，價格政策要深化能源資源市場化改革，完善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和供求關系的水價、電價、氣價機制，全面推行高耗能行業階梯電價制度。

二是建立系統完備的政績考核體系。考核的核心在于建立科學、公平、動態的“碳排放預算”分配與管理機制。其一，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在具體實施中，應綜合考慮各地的發展階段（人均GDP、工業化程度）、結構特征（高碳產業占比、可再生能源潛力）、資源稟賦（森林碳匯、CCUS地質條件）和減排潛力（技術替代成本）。例如，對于可再生能源富集但經濟欠發達的西部省份，可分配相對寬松的初期總量預算，但附加高強度下降要求，支持其通過發展綠電產業實現“減碳增長”；對于產業結構偏重、轉型難的工業大省，則需設定更具挑戰性的預算，但同時配套以技術和資金支持，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預算周期應與五年規劃同步，并可嘗試建立跨期存儲與借貸機制，增加管理的靈活性。其二，考核必須與一套“強激勵、硬約束”的政績評價與資源調配體系深度捆綁，形成真正的“指揮棒”效應。如將碳排放雙控目標完成情況，作為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選拔任用的關鍵否決性指標，其權重應與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等傳統核心指標并重，甚至在某些生態敏感區域實行“一票否決”。又如，考核優異地區，可獲得更高比例的綠色專項轉移支付、生態補償資金，并在地方政府綠色債券發行額度上獲得優先支持。反之，對預算超排地區，可實施轉移支付扣減、暫停部分高耗能項目財政補貼等懲罰措施。

三是推行企業碳管理，激活市場信號與內生動力。企業是減排行動的最終執行者。管理制度需從“重點用能單位”管理升級為“重點碳排放單位”管理，強制要求企業定期核算與報告碳排放數據，并將其碳排放績效（如單位產品碳排放強度、碳生產率）作為核心監管指標。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是核心政策工具，需通過逐步收緊免費配額比例、擴大行業覆蓋范圍、引入有償分配與拍賣機制等，使碳價格真實反映減排成本，形成持續且強烈的價格信號。同時，金融機構應依據企業碳表現，開發差異化綠色信貸、債券、保險產品，讓低碳者獲得更低融資成本，形成市場化的激勵閉環。

四是嚴格項目碳評價，把好源頭準入與低碳鎖定關。為實現碳排放達峰，必須從增量源頭嚴防高碳項目的“鎖定效應”。這要求將項目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影響評估提升至與環評、能評同等重要的地位，作為所有新建、改擴建及重大技術改造項目節能審查和技術改造評估的核心前置條件；對于碳排放強度超過行業先進值或導致區域碳排放總量超出預算的重大項目，應實行“一票否決”或強制要求配套等量的減量替代方案。五是建立產品碳足跡體系，引領供應鏈與消費端轉型。綠色轉型的終端驅動力在于市場需求。需加快構建覆蓋主要工業產品、消費品的統一、權威的碳足跡核算標準、認證與標識制度。通過核算產品從原材料獲取、生產、運輸、使用到廢棄處置全過程的碳排放總量，并以直觀的標識告知消費者，將無形的碳排放轉化為有形的市場選擇因素。這將引導大型采購商、品牌商優先選擇低碳產品，進而通過綠色供應鏈管理將減排壓力向上游傳導，帶動全產業鏈協同降碳。政府可通過公共綠色采購、消費補貼等措施，率先培育低碳產品市場。

這五個維度相互關聯、層層遞進，共同構成一個從宏觀目標分解到微觀產品引導、從行政考核到市場驅動、從源頭預防到全過程管理的嚴密制度網絡。

（二）以新質生產力為核心引擎，強化“綠智韌”賦能

科技創新是綠色轉型的“發動機”。面對全球綠色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態勢，必須將發展新質生產力擺在突出位置，實現關鍵技術的自主可控與產業升級的深度融合。基于“綠智韌”深度融合的戰略框架，“十五五”時期需在以下關鍵路徑上實現突破。

一是構建“智慧韌性”的新型能源體系（聚焦綠，依托智，強化韌）。如前文所述，新型能源體系建設是“綠智韌”協同的主戰場。其一，在“綠”的層面，核心是大幅提升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動煤炭消費達峰并逐步減量。其二，在“智”的層面，旨在構建以智能電網為核心、源網荷儲高效互動的新型電力系統。具體而言，將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精準預測可再生能源發電功率，并優化電網調度策略，從而實現對海量分布式資源的靈活接入與聚合管理。其三，在“韌”的層面，需同步發展大規模儲能、氫能等長時調節能力，提升電網對極端天氣和網絡攻擊的抵御力，形成多能互補、區域互濟的安全保障格局。與此同時，能源體制機制改革也需以數字化和韌性為導向，建立適應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市場體系。

二是實施“精準智能”的碳排放雙控制度（目標綠，手段智，保障韌）。全面實施碳排放雙控，需要智能技術賦能與韌性管理思維。其一，在“綠”的目標下，建立覆蓋全國、各行業、企業的碳排放統計核算與考核體系。其二，在“智”的手段上，依托物聯網、區塊鏈技術建立實時、可信的碳排放監測網絡，開發基于大數據的碳排放預測預警模型，實現從“結果核算”到“過程智控”的躍升。其三，在“韌”的保障上，碳市場設計需考慮市場波動風險，建立有效的價格穩定機制；為不同地區、行業設置差異化的過渡路徑，避免“一刀切”帶來的系統性風險，確保轉型平穩有序。

三是發展“融合高效”的綠色低碳產業（本質綠，過程智，系統韌）。產業綠色低碳轉型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其一，“綠”是本質，要求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其二，“智”是過程，通過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數字孿生等技術實現生產流程的智能化、柔性化和精細化，大幅提升能效與物效。其三，“韌”是系統屬性，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的多元化布局和關鍵環節的備份能力建設，發展資源循環利用產業以降低對外部資源的依賴，使綠色產業體系本身具備抵御沖擊、快速恢復的能力。

四是推行“數字孿生”的生態環境分區管控（底線綠，工具智，空間韌）。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是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的基石。其一，“綠”是空間底線，通過“三區三線”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其二，“智”是管理工具，構建“數字孿生”流域或區域，動態模擬評估開發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實現空間管控方案的智能優化與動態更新。其三，“韌”是空間目標，通過分區管控引導生產力布局與生態系統格局相匹配，保護并增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連通性，從而提升國土空間的長期生態安全韌性，為發展提供可持續的承載空間。

需要進一步指出，國土空間是發展的載體，其利用格局直接決定資源環境承載上限。“十五五”時期有必要推動生態環境分區管控體系剛性落地，作為統籌發展與保護、優化經濟布局的“硬約束”和“先手棋”。核心在于推動“三線一單”（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成果的深度應用，將其全面融入國土空間規劃“一張圖”，并作為區域產業布局、結構調整、資源開發、城鎮建設、重大項目選址的強制性依據。在此基礎上，實施差異化的空間發展策略。通過分區管控，引導生產力向環境容量大、市場條件優、發展潛力好的地區集中集聚，推動形成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格局。

（三）拓展全球協作，塑造有利的外部環境與競爭新優勢

一是充分認識中國綠色發展的世界意義。中國的綠色發展實踐，其世界意義首先在于重新定義了“后發優勢”的內涵，證明了后發國家在路徑選擇上具有超越技術追趕的“躍遷潛能”。傳統“后發優勢”理論側重于技術模仿、資本引進和結構轉移，其潛在敘事常隱含對高污染工業化路徑的默認。中國實踐的核心啟示在于，利用后發優勢、利用最新的技術革命（如可再生能源、數字技術）和前沿的治理理念（如生態文明），主動選擇并開辟一條新路。這就是“彎道超車”與“換道發展”的實質。如在能源領域，中國沒有完全重復從煤炭到油氣再到可再生能源的線性更替，而是憑借強大的產業組織能力與市場規模，在煤炭清潔利用的同時，同步打造了全球最完整、最具競爭力的光伏、風電、動力電池等新能源產業鏈，從而在能源結構轉型中占據了產業制高點。這種“路徑創造型”后發優勢，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避開“先污染、后治理”宿命的現實可能性，即不必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初級工業化，而是可以在發展早期就將綠色要素內置于增長引擎之中。對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的綠色發展破解了“現代化與西方化”的二元對立迷思，證明了大規模人口國家走綠色發展道路的政治經濟可行性（黃承梁，2022）。西方某些環境理論與發展模型常將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尤其是與貧困人口的生計改善置于一種靜態的權衡關系中，并隱含地認為，只有達到較高收入水平后，社會才有意愿和能力承擔綠色成本。中國作為一個擁有超過14億人口、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其綠色發展從不是脫離發展的“為環保而環保”，而是始終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致力于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

二是持續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建設成為中國引領全球生態治理的重要平臺。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綠色基礎設施、綠色能源、綠色金融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綠色轉型。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伙伴關系具有全球代表性，是中國“十五五”時期建設金磚國家工業能力中心、引領新工業革命伙伴關系發展的重要平臺，其合作模式也為全球南方崛起發揮了示范引領作用。中國在全球綠色產業鏈供應鏈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中國在光伏組件、風電設備、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占據全球市場領先地位，不僅為全球提供了優質的綠色產品，還通過技術轉讓、產能合作等方式幫助其他國家發展綠色產業。這些貢獻使綠色成為全球合作的底色，“十五五”時期要繼續發揚光大。

三是進一步彰顯大國擔當、大國引領。綠色轉型是在開放條件下推進的，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國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十五五”時期應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生態治理體系。堅定維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的主渠道地位，持續落實“雙碳”承諾，以實實在在的行動增強全球氣候治理的“領導）。同時，積極利用G20、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等多邊平臺，推動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金融等領域的務實合作，將中國的市場優勢、產業優勢轉化為規則標準優勢。特別是面對國際上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的“綠色壁壘”，需采取“合作”與“斗爭”相結合的策略。一方面，加強綠色技術、貿易、投資、標準等領域的雙邊與區域合作，推動國際標準銜接互認，化解貿易摩擦。另一方面，對于以“氣候”為名行遏制之實的打壓行為，要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堅定維護我國發展權益。

綜上所述，在全球格局深刻演變、單邊主義抬頭之際，中國的全面綠色轉型戰略，于“十五五”時期將塑造一種超越傳統地緣政治博弈的深層新競爭力。這一轉型，也必然在大國戰略互動中扮演“穩固錨”與“動力源”的關鍵角色。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國經濟學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面向全球發行的中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st創刊于2006年3月，始終致力于向全球傳遞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最前沿研究進展，搭建中外學者相互交流的學術平臺和研究陣地，向全世界宣傳能夠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訴求的研究成果，促進國外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中國經濟學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權威數據庫及索引系統收錄，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是“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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