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機沙皇”撞上“屠夫將軍”：澤連斯基連換兩人，烏軍路線要變？

又一個7月，基輔街頭再次響起抗議聲。

去年夏天，一場全國抗議迫使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撤回削弱反腐機構的爭議法案；如今，另一場抗議引發烏軍領導層“地震”。

繼15日解除防長費多羅夫職務后，澤連斯基于21日再換烏軍總司令瑟爾斯基。

一周之內，防長、軍隊最高指揮官先后更換。面對長達1200公里的俄烏前線，烏克蘭需要回答的已不只是“誰來指揮軍隊”，更是“下一階段這場仗究竟該怎么打”。

為何撤換總司令

這不是澤連斯基第一次在戰時更換烏軍最高指揮官。

2024年2月，他解除烏軍總司令扎盧日內職務，由瑟爾斯基接任。

當時，烏克蘭剛經歷2023年反攻未達到預期，戰場陷入僵局。澤連斯基稱，軍隊需要新的領導方式和戰略調整。外界則更多關注總統與人氣指揮官扎盧日內之間日益公開的分歧。

兩年后，瑟爾斯基也被撤換，導火索并非戰場失利，而是另一場人事風波。

7月15日，原國防部長費多羅夫被解職，距離上任僅6個月。

費多羅夫現年35歲，曾任數字轉型部長，因推動政府數字化改革受到關注。今年1月，他出任防長后，高調提出“科技必須成為烏克蘭第二支軍隊”，大力推動無人機等新型軍事能力建設，被稱為烏克蘭“無人機沙皇”。

正因如此，他的離職迅速引發質疑。一些支持者擔心，烏克蘭軍事創新改革可能受到影響。

16日起，基輔等多地連續爆發抗議。示威者要求恢復費多羅夫職務，并喊出“瑟爾斯基下臺”“軍人不是消耗品”等口號，矛頭直指烏軍領導方式。

澤連斯基方面稱，解職費多羅夫是因為國防部與軍方領導層長期協調不暢，尤其是費多羅夫與瑟爾斯基之間分歧嚴重。但費多羅夫反駁稱，官僚主義阻礙烏軍改革，創新力量反而被忽視。

面對外界質疑，澤連斯基隨后試圖降溫，強調人事調整不代表否定數字化和技術改革，費多羅夫仍將繼續參與創新工作。

但這一解釋并未完全平息外界質疑，相關抗議仍在持續。

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指出，此次撤換瑟爾斯基，直接背景正是防長更替后暴露出的國防部與軍方之間的嚴重分歧。澤連斯基希望通過再次換人，重新調整軍政關系，平息內部紛爭，避免內部沖突影響戰斗力和政局穩定。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無論撤換防長還是烏軍總司令，都體現出澤連斯基在戰時強化對政府體系的掌控。”崔洪建指出，他試圖通過局部甚至整體的“換血”，形成相互制衡，確保政府和軍隊圍繞統一目標運行，避免內部權力沖突影響戰時決策和自身地位。

兩種路線沖突在哪

在現代西方軍隊體系中，國防部長作為政府文官，負責資源整合，建設“戰爭機器”；軍隊總司令作為職業軍人，負責帶兵打仗，運轉“戰爭機器”。兩者必須協調合作，不能形成兩個方向相反的權力中心。

因此，本輪人事風波的核心，不只是防長與將軍的個人矛盾，而是誰來定義烏克蘭未來的戰爭方式。

費多羅夫代表烏克蘭近年來試圖強化的一種戰爭能力：利用技術、數據和創新，提高軍隊適應新戰場的速度，通過無人系統和人工智能，對俄羅斯形成新的作戰壓力。

而現年60歲的瑟爾斯基代表的是另一種現實考量：在高強度消耗戰中，維持傳統軍事體系的穩定運轉。

他出生于蘇聯時期，是從蘇聯軍事體系成長起來的烏軍將領；2022年烏克蘭危機升級后，他負責基輔防御，并參與哈爾科夫反攻，因在巴赫穆特戰役中的高消耗打法，被部分批評者稱為“絞肉機將軍”。

“費多羅夫離職前，將矛頭指向瑟爾斯基及其代表的烏軍傳統派，使軍隊內部矛盾進一步公開化。”崔洪建注意到，這背后是技術改革路線與傳統軍事體系之間的碰撞。

“但從軍事邏輯看，兩種路線其實并不矛盾。”崔洪建進一步分析。

一方面，烏克蘭需要依靠傳統軍事體系守住地面戰場，才能讓無人機等新型作戰能力發揮作用；另一方面，無人機等新型作戰能力的發展，也是戰場現實推動下的必然選擇。

“真正困難的是資源如何分配。”崔洪建說，烏克蘭財政高度依賴外部支持，軍事投入必須確定優先方向。費多羅夫進入國防部后，把重點放在無人機以及軍隊轉型上，這不可避免會占用部分原本投入傳統作戰體系的資源。

這一問題并非烏克蘭獨有。所有國家軍事改革都會遇到類似挑戰：新的軍事能力勢必沖擊原有體系。

“區別在于，其他國家通常是在和平時期完成改革，而烏克蘭是在戰時進行轉型，因此矛盾更容易以公開沖突的方式表現出來。”崔洪建指出。

換人背后的困局

一場換人引發另一場換人，一輪抗議逼出新一輪調整。

21日，澤連斯基選擇43歲的德拉帕特接掌烏軍最高指揮權。德拉帕特從頓巴斯戰場成長起來，曾參與2022年哈爾科夫反攻，被視為具有前線經驗的新一代軍事領導人。

從扎盧日內到瑟爾斯基，再到德拉帕特，短短兩年烏軍最高指揮層連續更替。崔洪建認為，一連串人事變化已超越單純的軍隊換帥，背后折射的是戰時狀態下，政治權力、軍事體系與社會期待之間越來越難以平衡。

政治層面，近年來烏克蘭社會矛盾的深層背景，是長期存在的治理和腐敗問題。費多羅夫離職時提到的軍隊腐敗、逃兵、征兵漏洞以及資源分配問題，都反映出烏克蘭軍事治理仍面臨挑戰。

社會層面，戰事初期，由于外部壓力巨大，內部矛盾往往會被掩蓋，社會更容易形成團結；但隨著戰事持續，特別是烏克蘭自信心上升，外部壓力有所緩解，過去被壓制的問題重新浮現，內部矛盾反而可能增加。

一個長期爭議是澤連斯基沒有按照正常程序完成權力交替。如何在戰時特殊性與政治常規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澤連斯基必須面對的問題。

軍事層面，隨著無人機作戰的作用得到發揮，以及西方近期對烏財政和軍事支持趨于穩定，西方對烏克蘭形勢的判斷有所改善，進一步增強部分國家繼續援烏的信心。

“但這并不意味著俄烏沖突進入新階段。更準確地說，雙方可能都在重新確認，僅靠軍事手段很難徹底解決問題。”在崔洪建看來，對烏克蘭而言，下一步不僅取決于戰場，也取決于能否處理好國內政治穩定、軍政關系以及外部支持之間的平衡。

當前，美國對俄烏問題的策略也在調整：從此前強調緩和對俄關系、向歐洲和烏克蘭施壓，轉向更多利用烏克蘭形成的局部優勢對俄施壓，以推動政治解決危機。

“如何抓住這一窗口，爭取歐洲和美國的長期支持，將成為烏克蘭避免在大國交易中淪為棋子、失去主動的關鍵。”崔洪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