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到陜北后，毛主席頻頻致信國民黨大將，最后一封給蔣介石

1935年10月19日，陜北吳起鎮，毛澤東面對剛剛會師的紅軍干部，談的不是慶功，而是下一步往哪里走、同誰作戰、同誰爭取。

中央紅軍經過長征抵達陜北，雖暫時擺脫了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卻遠沒有進入安穩地帶。陜甘根據地范圍有限，糧食、兵員和武器都十分緊張，周邊又有國民黨軍和地方武裝駐守。

更棘手的是，紅軍面對的并非一支力量。山西有閻錫山，陜西有楊虎城，西北方向有東北軍，南京方面還在不斷調集中央軍。各部名義上都受國民黨中央節制，彼此之間卻有利益沖突，作戰意圖也并不完全一致。

紅軍若把所有國民黨軍都當成同一種敵人，勢必四面受壓。毛澤東考慮的問題，已經不只是怎樣打贏一場戰斗，而是怎樣把不同軍隊之間的矛盾，轉化為紅軍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這正是陜北會師之后政治工作的特殊分量。槍桿子要硬，話也要說到地方。能不能暫時不打，能不能爭取中立，能不能把“剿共”轉變為“共同抗日”，都關系到紅軍能否站穩腳跟。

當時距離九一八事變已經過去四年。東北大片土地淪陷，東北軍被迫撤入關內，官兵中對日本的仇恨十分強烈。可是蔣介石仍把主要軍事力量用于“剿共”，這種政策與東北軍的經歷形成了尖銳反差。

毛澤東看中的，正是這種反差。

一、陜北不是終點，而是一塊必須經營的立足地

長征到達陜北后，紅軍并沒有馬上把陜北當成最終目的地。1935年秋冬，紅軍一度考慮向南發展，打通與外界聯系的通道，也尋找進入華北、接近抗日前線的可能。

問題在于，向南行動就繞不開高桂滋部和東北軍。高桂滋時任國民黨軍第八十四師師長，部隊活動區域與陜北紅軍存在接觸。他是陜西定邊人，在西北軍政關系中有自己的地盤和人脈，并非完全聽命于南京方面。

這類地方將領最擔心的，往往不是口號，而是部隊能否保住、地盤能否守住。紅軍如果直接發動進攻，高桂滋只能依靠自己的軍隊抵擋；紅軍若提出互不侵犯，他便多了一種選擇。

1935年11月，毛澤東派人同高桂滋方面接觸。雙方談判并不意味著政治立場已經相同，實際目的卻很明確：暫時停止互相攻擊，避免把有限兵力消耗在一場沒有必要的沖突中。

毛澤東給出的合作設想，核心并非要求高桂滋立即改變旗幟，而是承認雙方可以在抗日問題上尋找共同點。有關建議涉及互不侵犯、停止軍事沖突、互通消息以及在民族危機加重時尋求合作等內容。

這種安排很務實。對紅軍來說，可以減輕陜北南部方向的壓力；對高桂滋來說，則能避免自己的部隊被卷入一場長期內戰。雙方都沒有因此放棄原有政治身份，卻在軍事行動上留下了回旋余地。

有人問：“紅軍和國民黨軍不是正在打仗嗎？”

接觸人員的回答很直接：“打仗是眼前的事，抗日是國家的大事。能少打一仗，就多留一分力量。”

這類談判看似退讓，實則是紅軍在力量不足時進行的戰略安排。軍事行動需要道路和糧秣，政治工作則可以為行動減少阻力。毛澤東并沒有把統戰看成戰場之外的附屬工作，而是把它放進了整個作戰計劃。

閻錫山控制山西多年，對外要防蔣介石勢力擴張，對內又要維持自己的軍事地盤。紅軍想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就不能不考慮閻錫山的態度。山西并不是一塊可以輕易穿越的空地，而是有完整軍政體系的實力范圍。

因此，紅軍在陜北首先要解決的，并非“打遍周邊所有部隊”，而是尋找能夠暫時不打的對象。高桂滋只是一個突破口，背后反映的是紅軍對西北政治格局的重新判斷。

二、直羅鎮的槍聲，改變了東北軍的判斷

統戰并不等于單方面示好。沒有軍事力量作支撐，書信很容易被當作求和。1935年冬，紅軍在直羅鎮同東北軍發生戰斗，戰場結果直接影響了雙方此后的政治判斷。

東北軍第109師等部隊進入陜甘地區后，承擔著對紅軍作戰的任務。對這些官兵來說，離開東北之后又被投入內戰，心理上的抵觸并非一日形成。尤其是中下層官兵，他們清楚自己為什么失去家鄉，卻未必認同繼續把槍口對準紅軍。

直羅鎮戰役中，紅軍集中兵力殲擊東北軍一部，取得重要勝利。戰斗本身證明紅軍已經具備在陜北組織殲滅戰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使東北軍內部重新估量了繼續進攻的代價。

戰斗結束后，紅軍對俘虜的處置，被賦予了明顯的政治含義。俘虜并沒有被簡單當作戰利品處理，部分人員經過教育后獲釋，有的還被安排向原部隊傳達紅軍的抗日主張。

這不是單純的寬厚姿態。東北軍官兵最關心的是，投降或接觸紅軍之后會不會遭到報復。紅軍通過釋放俘虜、醫治傷員、允許傳話等方式，實際上是在向對方證明：雙方的沖突可以停止，官兵個人也不必把內戰看成終身宿命。

彭德懷在軍事工作中很重視這一點。甘泉方向作戰時，紅軍曾利用熟悉東北軍情況的人員進行勸說，讓守軍知道紅軍并非要把東北軍趕盡殺絕，而是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這種喊話不能立刻改變所有人的立場，卻可能影響一個連、一個營，甚至影響一名軍官的決策。戰場上的士兵不掌握大局，但他們的遲疑、觀望和拒絕死戰，都會反過來影響部隊的戰斗力。

直羅鎮以后，紅軍開始把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結合得更緊。對于沈克、董英斌等東北軍將領，紅軍方面通過書信、人員往來和戰俘渠道傳遞合作意圖。王以哲等東北軍高級將領，也逐漸意識到，東北軍若長期用于“剿共”，既難以解決紅軍問題，又無法返回東北抗日。

需要說明的是，東北軍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張學良掌握的部隊有復雜的派系關系，將領之間對蔣介石的態度也不完全一致。有人主張服從中央命令，有人希望保存實力，還有人明確要求停止內戰。

張學良通過高福源等人同共產黨方面接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高福源原為東北軍軍官，后來同紅軍方面建立聯系，成為雙方溝通的重要人物之一。

“你們真能保證不再打東北軍嗎？”東北軍方面曾關心這一點。

紅軍方面的答復是：“只要共同抗日，內戰自然可以停止；若再替日本人消耗中國軍隊，雙方都沒有好處。”

這幾句話的分量，來自東北軍自身的遭遇。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軍背負著失地之痛。紅軍提出的抗日合作，并不是憑空設計的政治口號，而是碰到了這支軍隊最敏感、最難回避的現實問題。

三、寫給楊虎城和閻錫山，爭取的是一條緩沖帶

對陜北紅軍而言，楊虎城比南京方面更近，也更現實。楊虎城擔任國民黨第17路軍總指揮，長期控制陜西部分地區，同蔣介石既有上下級關系，又有地方利益沖突。

1935年12月5日，毛澤東致信楊虎城，提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意向。信件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禮節性往來，而是一次公開或半公開的政治試探：紅軍愿不愿意在陜西同第17路軍保持相對穩定的關系，楊虎城又能否承受南京方面的壓力。

楊虎城并不愿意讓陜西成為中央軍任意調動的戰場。對他來說，紅軍是現實對手，蔣介石的中央軍同樣可能削弱他的地位。毛澤東正是從這種矛盾出發，把合作目標落到“停止相互攻擊”和“共同抗日”上。

1936年初，紅軍與楊虎城方面的接觸逐步深入，雙方在停止內戰、避免沖突等問題上形成了一定默契。杜斌丞等陜西地方人士，也在聯絡中發揮了作用。

這種關系不能簡單理解成雙方已經結成正式同盟。楊虎城仍是國民黨將領，紅軍也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雙方能夠合作，是因為抗日壓力、地方利益和反對中央軍過度介入等因素暫時重合。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的書信對象并不局限于一個派系。高桂滋、楊虎城屬于地方實力派，張學良代表東北軍，閻錫山則是山西長期經營者。三者處境不同，信件內容和溝通方式也不能完全相同。

1936年春，紅軍為了擴大抗日影響，實施東征，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向閻錫山部發動進攻。軍事行動取得了一定戰果，但由于國民黨軍調集增援、紅軍后方壓力增加等原因，紅軍于1936年5月5日撤回黃河西岸。

這次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的長期戰略目標，卻讓紅軍更清楚地看到山西局勢的復雜。單靠進攻，很難迅速打開通往華北的道路；若能同閻錫山保持溝通，至少可以避免山西成為持續消耗紅軍的戰場。

1936年5月25日，毛澤東致信閻錫山，提出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主張。寫給閻錫山的信，既有全國抗戰形勢的考慮，也有山西地方安全的現實盤算。

閻錫山一向重視自身地盤，對中央軍和紅軍都保持警惕。他不可能因為一封信就改變立場，但紅軍主動提出談判，等于把一個政治問題擺到了他的面前：繼續同紅軍作戰，是否會讓蔣介石的力量更容易進入山西？

毛澤東還曾設法通過俘虜和地方關系向閻錫山方面傳遞消息，表達紅軍愿意談判的態度。這些行動的意義不在于立即達成協議，而在于讓山西方面知道，紅軍并非只有“進攻”一種選擇。

軍事失敗并沒有使紅軍停止統戰，反而促使其調整節奏。該打時打，該談時談；談判不是因為害怕戰爭，撤退也不是放棄政治目標。對當時的紅軍來說，保住陜北根據地，爭取周邊部隊中立，本身就是戰略勝利的一部分。

四、從爭取雜牌軍，到把話遞到蔣介石面前

1936年下半年，國內政治空氣越來越緊張。日本擴大侵略步伐，華北危機加重，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社會聲音不斷增強。紅軍同各地國民黨軍的接觸，也逐漸從局部軍事安排轉向全國政治問題。

毛澤東的統戰對象開始出現層次變化。地方軍閥可以談互不侵犯，東北軍可以談共同抗日，楊虎城方面可以談停止沖突，而蔣介石則是決定全國軍事方向的人。

這意味著，紅軍不能只在地方層面爭取，還必須把合作意愿送到南京方面，哪怕對方未必立即接受。

1936年12月1日，毛澤東等紅軍領導人以集體名義致信蔣介石。此時蔣介石正在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共”。信件所表達的重點，是在民族危機面前停止內戰、實現和平、共同抗日。

信中的措辭并非無條件放棄原則，也不是把雙方過去的矛盾一筆勾銷。毛澤東試圖說明，國共兩黨可以在政治立場不同的情況下，先就抗日這一共同目標展開合作。

這種寫信方式，實際包含三層考慮。

其一，向蔣介石本人施加政治壓力。紅軍把問題從“地方叛亂”提升到全國抗戰和民族危機層面，使蔣介石必須面對社會輿論與軍隊內部的反彈。

其二，向國民黨內部的將領釋放信號。紅軍愿意同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各派談判，合作對象并不局限于某一名地方軍閥。這樣一來，國民黨軍隊內部支持抗日的力量有了更明確的政治方向。

其三，向全國各界表明紅軍政策的轉變。紅軍仍然堅持自己的政治目標，但已經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放到更突出的位置。

國民黨內部也存在不同聲音。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人物同蔣介石有派系矛盾，宋哲元、于學忠、傅作義等地方將領也各有自己的防區和利益。并非所有人都贊成紅軍，但蔣介石要把這些力量全部納入同一軍事軌道，并不容易。

毛澤東此前同高桂滋、楊虎城、張學良等人的接觸，正是在這種復雜結構中尋找突破口。書信只是表面形式，真正起作用的是它背后的政治判斷：國民黨軍隊并不是一個沒有差別的整體，地方利益、部隊經歷和民族危機，會使不同將領產生不同選擇。

五、西安事變把書信中的問題推到了槍口前

張學良和楊虎城并不是突然決定采取行動。東北軍長期駐扎西北，官兵思念故土，又不愿繼續把主力消耗在內戰中；楊虎城則擔心陜西局勢被中央軍全面控制。兩人的處境不同，卻都受到“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一要求的牽引。

紅軍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接觸，為他們提供了談判可能。紅軍方面的信件和人員往來，使雙方逐漸確認：即使政治身份不同，也可以就停止軍事沖突、共同抗日進行討論。

這并不代表西安事變完全由紅軍策劃，也不能把復雜的軍政矛盾壓縮成一封信的結果。張學良、楊虎城有自己的判斷，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有自己的利益，蔣介石堅持“剿共”政策，則是矛盾集中爆發的直接背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介石，提出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主張。消息傳出后，全國政治力量迅速作出反應，如何處置蔣介石，成為關系國內局勢走向的重大問題。

對紅軍而言，此時最重要的不是擴大內戰，而是推動事變朝和平解決、共同抗日的方向發展。此前同各方接觸形成的政治基礎，在這一刻發揮了作用。

毛澤東頻頻致信國民黨將領，并不是在紙面上進行單純勸說。他把信件、談判、戰場處置和俘虜工作結合起來，逐步讓對方看到另一種可能：紅軍可以作戰，也可以談判；可以反擊圍攻，也可以優待俘虜；可以堅持自身立場，也可以在民族危機面前尋找共同利益。

西安事變之后，經過多方斡旋，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準備共同抗日的條件。國共關系由長期武裝對立，轉向再次談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政治主張開始進入實際醞釀階段。

此前那些寫給高桂滋、楊虎城、閻錫山以及蔣介石的信，彼此內容不同，收信人的地位也不同，卻共同指向一個現實問題：在日本侵略不斷加深的情況下，中國各派軍隊是否還要繼續把主要力量用于內戰。

1936年12月1日寫給蔣介石的那封信，成為西安事變前夕送達最高層的一次正式表達。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國共兩黨關系由此出現重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