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存儲IPO幕后：武漢20多年前押注芯片行業，是復制“合肥模式”？

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朱成呈

長江存儲朝上市邁進一步。

日前，證監會官網披露的輔導進展顯示，長江存儲已完成首期輔導工作。中信證券和中信建投合計派出31人超豪華輔導團隊，規模遠超一般IPO項目。

外界好奇，長江存儲為何誕生在武漢？

在中國的半導體版圖上，北京擁有最密集的科研資源，上海具備最完整的集成電路產業鏈，深圳依托消費電子制造業快速發展。相較之下，武漢既不是產業起點，也不是市場中心，卻走出了一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存儲芯片企業。

長江存儲誕生于中國存儲芯片長期受制于人的時代，也成長于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和地方長期投入的周期之中。從早期NOR Flash、NAND Flash技術積累，到自主研發Xtacking三維閃存架構，中國第一次擁有了一家具備國際競爭力的NAND Flash廠商。

長江存儲的成長，并不是一家企業獨立完成的故事。

時間回溯至2006年，武漢新芯成立。此后20年，圍繞國家存儲器基地建設，武漢持續投入晶圓制造、設備、材料、封裝測試、IC設計等環節，一條圍繞存儲芯片展開的產業鏈逐漸成形。從武漢新芯到長江存儲，再到光谷聚集的一批上下游企業，一家企業的發展，最終演變成一座城市的產業能力。

“當時的武漢市政府還是比較有遠見，提前打下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中央進一步加大投資，最終形成今天這樣的產業規模。”日前，湖北省統計局原副局長葉青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耀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快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可以肯定的是，長期而言，這里必將成為中國發展的“第五極”。

他認為，過去國內半導體產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未來，中部地區特別是長江中游城市群將成為半導體產業的新增長點。再往后，成渝地區也有望進一步發展壯大，形成梯次布局。

為什么是武漢？

武漢不是最早布局集成電路產業的城市，卻是最早押注存儲芯片的城市之一。

2000年前后，武漢開始尋找能夠落地集成電路項目的合作伙伴，先后接觸十余家國內外芯片企業。直到2006年，湖北省、武漢市、東湖高新區三級政府出資，成立武漢新芯，委托中芯國際經營管理。中部地區首個12英寸集成電路晶圓生產線由此誕生，也為后來長江存儲埋下了第一顆種子。

但這條路并不好走。成立之初，武漢新芯原本希望布局DRAM（內存），卻趕上行業低谷，被迫調整方向，隨后又為美國飛索半導體（Spansion）代工NAND Flash。金融危機后，飛索半導體經營惡化，武漢新芯訂單銳減，一度走到出售邊緣。彼時，包括臺積電、美光等企業都曾表達合作或收購意向，但武漢最終沒有選擇出售，而是堅持將這家企業留在本土繼續發展。

真正的轉折出現在2014年。

這一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發布，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成立，存儲芯片被確定為重點突破方向。兩年后，總投資約1600億元的國家存儲器基地落地武漢光谷，這是當時湖北省單體投資規模最大的高科技產業項目，也是長江存儲的正式起點。

為什么是武漢？葉青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當時國務院曾有一個判斷：武漢的產業基礎“比較干凈”，沒有三星等國外存儲芯片巨頭布局生產基地，本地則擁有武漢新芯這一產業基礎。

陳耀則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這首先是國家產業布局的選擇。存儲芯片屬于關鍵核心技術，從產業安全角度看，這類戰略性產業不能過度集中于沿海地區，需要向中西部布局，形成更加均衡、安全的產業格局。

武漢發展存儲產業并非一張白紙。陳耀認為，光谷長期積累的光電子產業基礎、高校和科研院所集聚形成的人才優勢，以及武漢地處長江中游、連接東西部的區位條件，都為存儲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支撐。

國家戰略與地方產業基礎在這里匯合，長江存儲由此成為武漢存儲產業布局的核心載體。

2016年，長江存儲正式成立，并整合武漢新芯的制造能力，開始向3D NAND發起沖擊。當時，三星已經量產64層3D NAND，國際市場長期由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企業主導，國內企業幾乎沒有進入高端NAND Flash競爭的能力。

長江存儲沒有沿著國際廠商既有路線追趕，而是選擇自主研發Xtacking架構，逐步形成差異化技術路線。

幾年之后，這條路線開始獲得國際認可。2025年，長江存儲自主研發的晶棧Xtacking 4.0架構獲得全球內存與存儲行業“最具創新存儲技術獎”，成為少數能夠在全球存儲技術競爭中獲得認可的中國原創架構。

“Xtacking架構是我們獨創的路徑，真正走出一條屬于中國的閃存新路徑。”長江存儲首席科學家霍宗亮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更大的變化發生在產業層面。隨著長江存儲成長，設備、材料、封裝測試、設計等上下游企業不斷向光谷集聚。在光谷左嶺，以長江存儲為核心、規劃面積約7平方公里的存儲器產業創新街區逐步形成。

一家公司重塑一座城？

長江存儲的崛起能多大程度改變武漢？是否可以比肩阿里巴巴之于杭州、華為之于深圳？

在陳耀看來，長江存儲肯定能帶動武漢的相關產業發展和更新，但也需要理性客觀看待。

他認為，如果從一座城市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僅靠一家存儲芯片企業，對城市經濟總量的拉動作用依然有限。

真正決定一座城市產業競爭力的，從來不是一家企業。

一家具備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可以帶動上下游企業聚集，吸引人才、資本和技術持續流入，但只有當設備、材料、設計、制造、封裝測試等環節不斷完善，形成完整產業生態后，這種帶動作用才能持續放大。

事實上，這樣的產業生態正在武漢逐步形成。

長江存儲落戶之前，武漢集成電路產業基礎相對薄弱，周邊幾乎沒有形成成規模的產業配套。但伴隨國家存儲器基地建設持續推進，累計超2400億元投資逐步落地，一條圍繞存儲芯片延伸的產業鏈開始加速聚集。

目前，北方華創、中微公司、拓荊科技等國產半導體設備龍頭相繼在武漢布局，與長江存儲圍繞核心工藝開展聯合研發；鼎龍股份CMP拋光墊、安集科技拋光液、興福電子電子級磷酸等關鍵材料企業持續推進國產替代；江波龍、佰維存儲等主控及模組企業也陸續在武漢設點，就近對接晶圓資源。

圍繞設備、材料、設計、制造、封測等環節，武漢光谷目前已集聚集成電路企業超過300家，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條。

在葉青看來，長江存儲及上下游產業鏈持續壯大，將進一步帶動武漢城市空間和產業能級提升。他介紹，光谷核心區域開發已基本成熟，未來產業發展將進一步向東拓展至武漢新城。武漢新城約三分之二位于光谷、三分之一位于鄂州。鄂州仍有較大土地開發空間，未來能承接更多產業項目。

他還指出，武漢新城毗鄰鄂州花湖國際機場，這座以貨運為核心的航空樞紐，將為集成電路等高端制造業提供高效的物流保障。“未來無論是芯片還是其他高附加值產品的運輸，都將得到有力支撐。貨運機場對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是非常明顯的。”葉青說。

兩座城市，兩條路徑

長江存儲并不是唯一改變一座城市產業格局的存儲企業。

放眼國內，真正形成產業規模的存儲芯片城市并不多。武漢之外，合肥是另一個繞不開的樣本。兩座城市分別培育出長江存儲和長鑫科技，也代表著中國發展存儲產業的兩條不同路徑。

在投資京東方成功之后，當年合肥提出著名的“芯屏器合”產業戰略，計劃圍繞芯片、面板、裝備和產業集群構建完整的制造體系。

很快，新的問題出現——屏幕能生產，驅動屏幕的顯示驅動芯片（DDIC）卻仍然依賴外部供應。

于是，2015年晶合集成落地合肥，承擔起"為屏補芯"的角色。

這家晶圓代工廠并不追求最先進制程，而是圍繞京東方等本地企業的需求完善產業鏈，將原本依賴外部的關鍵環節留在本地。

類似的思路也延續到了存儲產業。2016年前后，在與武漢競爭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失利后，合肥并沒有放棄布局存儲產業，而是以市場化方式培育本地DRAM企業，長鑫科技由此誕生。

與項目同步推進的，還有整條產業鏈的建設。在封裝測試環節，通富微電落地先進封裝基地；設備和材料領域，芯碁微裝、富樂德等企業陸續集聚；圍繞長鑫科技，一條覆蓋材料、設備、制造、封測等環節的存儲產業鏈逐漸形成。

兩座城市，走出了不同的路徑。武漢依托國家戰略布局，在國家存儲器基地基礎上培育出長江存儲。合肥沿著“芯屏器合”產業規劃，持續補齊產業短板，最終培育出長鑫科技。

兩座城市路徑不同，卻有相似的底層邏輯。

葉青表示，合肥和武漢都能在集成電路等戰略性產業實現突破，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兩地都有扎實的科教資源基礎。合肥擁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還有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等科研資源，為產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武漢同樣具備深厚的科教優勢，擁有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大學以及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

回頭看，無論武漢還是合肥，都沒有依靠一次招商、一個項目完成產業躍遷。真正起作用的是持續多年的投入——政府保持耐心，企業堅持長期研發，高校持續輸送人才，產業鏈不斷補齊短板，最終讓一家企業成長為一個產業集群。

事實上，過去二十年，西安、成都、晉江等城市都曾試圖切入存儲產業。有的引入海外技術，有的寄希望于資本驅動。有的成功，有的止步于產業周期。

武漢市新興產業投資促進會認為，長江存儲“國資主導、多元共治”的結構，確保戰略意志可持續，而不被短期訴求干擾。在長江存儲最需要“燒錢”的階段，國資股東沒有因為短期回報壓力而動搖；在技術路線面臨重大選擇時，也沒有因股東分歧導致的決策延遲。

當長江存儲即將站上資本市場聚光燈下，市場看到的不僅是一家即將IPO的企業，更是一座城市、一條產業鏈，以及中國存儲產業二十年持續投入所結出的成果。

這或許也是存儲產業最鮮明的特點：很少誕生奇跡，更依賴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