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足球這個剖面，我看到拉美一些“血管”的光影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花舞影】

“足球已成了一場盛大的表演。主角寥寥無幾，觀眾眾多，人們看球賽；而這種表演，也成了世界上一門最賺錢的生意……” ——《足球往事：影與光》，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本篇定稿時，2026年世界杯剛剛宣告結束了。在首相桑切斯親自督戰下，西班牙人不負1800萬簽名者眾望，把自開賽以來爭議不斷、罵聲不絕的阿根廷“驅逐”出了大力神杯領獎臺。

現代足球是西葡語拉丁美洲的文化標志之一，但甚至不需要內行就能注意到，拉美國家并不是都能在“世界”意義上出彩的：從上屆冠軍阿根廷，到即使在北美足聯也純粹打醬油的古巴，它們相互之間，顯然存在巨大而全方位的差異。

本屆世界杯中，北美-中美洲加勒比大區的名額被共同東道主美國、加拿大和意外出線的海地、庫拉索地區占據，除東道主墨西哥外，只有一個傳統伊比利亞美洲國家（巴拿馬）入圍；南美大區玻利維亞在洲際附加賽中被伊拉克淘汰，傳統強隊烏拉圭在小組賽即被淘汰，巴西、哥倫比亞均折戟八強，只有阿根廷再次頂風闖入了決賽。

足球與拉美，究竟是怎樣的關系？

拉美人的足球狂熱，理論上可以追溯到真·一分定生死的中美洲球賽（Pitz）

本文作者對拉美足球技戰術發展的認識不超過后古典瑪雅時代（公元900-1700年），要涉及2026世界杯這種話題而不見笑于方家，只能甩出統計科學工具——聚類和分層線性模型（MLM），把它扔到R語言里作定量分析了。

以本屆開幕式的東道主、“萬年十六郎”墨西哥為“穩定的強隊”基準，綜合男足世界排名、長期歷史累計最佳成績和民間興趣熱度，南美足聯和中北美-加勒比足聯中的西葡語國家，可按“足球國力”粗略地聚成四類：（建模及編程過程略）

“實至名歸類”——阿根廷、巴西、烏拉圭； “強隊守門類”——墨西哥、哥倫比亞； “重在參與類”——巴拉圭、委內瑞拉、中美洲諸國、安第斯西麓諸國； “專（bai）一（lan）棒（tang）球（ping）類”——尼加拉瓜、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國。

實際上，沿著淘汰線從決賽回溯到三十二強，除海地外的八個西葡語拉美國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巴拉圭、烏拉圭、巴拿馬，正是逐漸落在了上述前三級階梯內；某種程度上，這種分布也恰好對應了世界體系理論中，不同“邊緣”國家的依附水平。簡單合并部分“同類項”后，本文打算浮光掠影，在這三類國家中各速覽一個，尋訪它們歷史上的足球和國運。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標題攀附了《火的記憶》作者最著名的那本書（編者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但筆者遠不及加萊亞諾了解足球，也顯然難以與他的“一生可以換女人……唯獨不能換球隊”式浪漫共情。這注定了筆者無法同樣富于詩意、又具體而微地探討球星、技戰術、俱樂部的資本流向等；文中涉及足球的內容雖經作者盡量審校，但仍屬野人獻曝，出現幼稚理解乃至事實錯誤是完全可能的，敬請讀者不吝指正賜教。

阿根廷：種族主義與鴉片

阿根廷之所以弄到被1800萬人簽名請愿FIFA要求逐出世界杯，導火索有兩件事：一件是阿根廷球迷對美國頂流網紅iSpeed（黑人）的種族主義羞辱；另一件則是，他們把“上帝之手”那一套，用在了與他們毫無仇怨的另一個南方國家——埃及身上。

這兩者，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有跡可循、甚至高度可預期的。

阿根廷是南美長期以來自我感覺最良好的三個“白人國家”之一。除西北山區的少量印加土著和高喬混血外，其官方敘事壓根不承認有非白人人口；在他們的一些內宣中，“歐裔白人”占比高達97%！即使按當代更準確的分析，無族裔混血的“純種”白人也占73%左右。

與此同時，今年世界杯阿西決賽期間，美國西語社區流傳的一個笑話是，對決雙方分別是“自認為西班牙裔的歐洲人，與自認為歐洲人的西班牙裔”——與上述另兩個“白人”國家烏拉圭和智利相比，阿根廷的白人中，嚴格意義上的“西裔”（Hispanic）確實是少數。和美國最大的白人族群其實是德裔一樣，阿根廷最大的白人族群其實是被西語教育同化的意大利裔，此外還摻雜了大量東歐裔、德裔、法裔，以及少量包括西歐猶太人在內的“西亞”白人。

這種人口底色，造就了阿根廷與本文后三個國家完全不同，反而類似“南方的美國”（United States of South America）心態的自我認知

考慮到這樣的背景，從一開始就把阿根廷視為第三世界、全球南方、被殖民被壓迫對象，是極其不符合客觀現實的。

換言之，足球剛隨英格蘭移民傳入阿根廷時，這個國家就是一個“西方副列強”，與加拿大、澳大利亞沒什么區別：處于全球生產體系邊緣、經濟高度出口導向，基礎設施完全圍繞首都海港與各初級產品產地呈“輻射型”建造，國土內部交聯度極低，本質是白人運營的資源前哨站。

問題是，為什么到今天，至少表面看起來，只有阿根廷最終把自己陷進了典型“拉美依附型國家”陷阱，并似乎在失敗之路上越掉越深？

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若要列舉最重要的三點，在包含了“落后土地制度”這個首要因素后，民族精英的不思進取、小富即安心態大概要占去一席；而足球及其在惡劣國運下的成功本身，恐怕是要占據最后一個名額的。

阿根廷土地制度的問題需要簡單提一下。拉美國家獨立之初的土地歸屬因區位而異，通常是西班牙帝國在當地總督府的治理遺產；一般來說，表現為“大莊園-小莊園”（Latifundio-minifundio）的二元結構：前者種植經濟作物，實行奴隸制或事實上的農奴制；后者則是自耕農的口糧地。

然而，由于一系列歷史原因，阿根廷出現了罕見的、以“單獨大莊園”為基礎的一元土地結構：1900年，大約300個家族用圍欄瓜分了大部分潘帕斯草原，2000個家族擁有全國耕地兩成；一個安喬雷納家族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省就占地超40萬公頃！這些大族世家形成利益集團把持政府，在別國構筑貿易壁壘發展本國工業時，長期奉行自由放任主義、使本國消費品完全依賴進口，對外（出口農牧產品）是壟斷、對內（進口制成品）是買辦，長期壓制了工業化的內生需求。1913年，阿根廷人均GDP被廣泛認為位居世界第三，但制造業產值占GDP比重即使算上食品工業也僅有15-20%。

一戰后，歐洲對牛肉、小麥等食品的消費需求萎縮，大蕭條期間更是價格暴跌。由于高度單一的出口結構，阿根廷陷入債務陷阱，被迫接受了喪權辱國的《羅卡-朗西曼條約》

由于始終未能實現工業化，農村絕大部分人口為佃農，阿根廷城鄉均存在大量無法安排就業、除了踢野球無所事事的青年人口，足球成了阿根廷人“民間反抗”的精神寄托；1940年代庇隆上臺前，著名的阿根廷河床隊首次成為“百萬富翁的俱樂部”。面對長期以來顯然不公的國際經濟秩序，機智地在面對強權敵人、乃至任何敵人的賽場上取巧，則變成了一種廣受尊敬的壯舉。

1946年庇隆上臺曾暫時改變了這種趨勢。庇隆時期的阿根廷，借助二戰期間積累的外匯儲備，一邊嚴厲鎮壓共產黨活動，一邊推行進口替代工業化、國有化外資企業、提高工人福利、建立國家福利體系等改良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政策，阿根廷一度出現了將要自強起來的樣子。

這些政策的效果立竿見影，1948年，阿職業足球界爆發大罷工，導致隨后數年阿根廷對世界杯、美洲杯等一系列大賽全交了白卷，足球一度似乎要演變成一種群眾自娛自樂的業余運動！

然而，由于庇隆很快垮臺，阿工業化進程被打斷，后來的軍政府不惜耗費巨資和作弊，重新將國際大獎樹立成阿根廷的民族追求。在這期間，1948年罷工的余波——“天才職業球員因待遇問題跑路”作為一種模式被傳承下來，一直延續至今、造就了包括馬拉多納和梅西在內諸多阿根廷巨星，并反過來逐漸吸走了阿根廷本國聯賽的上座率和收視率，形成經典拉美依附論“‘邊緣國家’提供原材料、‘中心國家’加工返銷剝削利益”敘事中一種“原材料是天才少年”的特殊情形。

現在回顧阿根廷足球史，馬拉多納及其當年激起的民族情緒是繞不開的話題。這件事往往被美化為“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象征性復仇”、乃至人民的“替代尊嚴”等，問題是，當人民已經因1986年擊敗英格蘭滿意了、覺得跟馬島的敗績“扯平”了，那馬島將來還打算怎么解決？

你們把宣稱造在一個居民全是英語人士的島上，難道指望和平拿回來？要不然，軍隊現代化怎么實施？怎么建船舶工業？怎么建航空工業？國家預算怎么分配？

退一萬步說，那些被你們發公務員福利揮霍掉了的違約債，打算怎么還？

加萊亞諾說：“足球與上帝有何相似之處？在于信徒對它的虔誠……”

馬克思則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從某種意義上，把他們兩人合起來，就湊齊了今年這個先后因埃及和西班牙而出名的阿根廷。

墨西哥：未完成的革命

作為2026年世界杯的東道主，墨西哥舉辦開幕式，用的是它為1968年奧運會和1970年世界杯修建的同一個體育場。

和阿根廷一樣，墨西哥的足球文化是19世紀末滿世界修鐵路的英國工程師們傳入的。隨著英國人撤離和墨西哥民族主義思潮在1910年革命后興起，墨西哥的足球也逐漸脫離英式風格獨立演化，最終形成了今天技術細膩、節奏緩慢、注重地面傳控、強調個人發揮的風格。

直到冷戰初期，墨西哥職業足球交流似乎主要是與南美大陸相關的。然而，隨著美國自我整合能力提升，其對周邊國家的輻射力也逐漸增長；1950年代，墨西哥聯賽開始從球隊、俱樂部到內容轉播等全方位、系統性地融入美國足球體系中，對應著其服務對象也逐漸從本土向收益更大的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傾斜了。

1968-1970年，墨西哥成為第一個連續舉辦奧運會和世界杯的國家；為了承辦賽事，聯邦政府在國家整體消費力未匹配的情況下，大肆舉債興建包括阿茲特克球場在內的大量賽場和基礎設施、高速公路和酒店等。這種模式后來進一步發展到坎昆等旅游勝地，逐漸在國內造出了兩套平行的生活體驗——一套高雅的服務獵奇的英語外國人，一套普通的服務自己人。

這是世界體系理論、或作為其特例的拉美依附論“中心-外圍”模型所描述的典型現象。

墨西哥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國家。雖然離美國最近、而且“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最早確實是墨西哥人說的，但在1960年代基于依附論的“邊緣-中心”世界框架在南美大陸成為顯學時，墨西哥除人類學外的學術界卻并不熱衷拿自己去套這個框架。

墨西哥很多人似乎認為，經過了1910年革命和卡德納斯的勵精圖治，墨西哥是具有某種例外性的。經典拉美依附論的悲觀和宿命色彩，不適用于一個如此偉大的文明古國（圖為墨西哥城主神廟遺址）

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是非常獨特的。它在幾經周折后最終建立了一個一黨制政體——墨西哥革命制度黨（PRI，最初稱為PNR）從1929年起一直執政到2000年，奧夫拉多爾2018年當選前又執政了一段時間，是世界上僅次于新中國的、主權國家持續時間最長的連續和平禪讓制：

在后來對古巴革命的討論中，我們往往只注意到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但從許多非共產主義拉美人的視角，古巴革命首先是一場某種程度上墨西哥革命的翻版。圖為2022年一名古巴革命軍大校為墨西哥派遣撲救馬坦薩斯油庫火災的墨西哥軍人授勛

在1910年革命及其后一段時期，美墨邊境還不像現在這樣敏感，革命者經常闖入美國如入無人之境。雖然當時已有“離美國太近”的感嘆，但總的來說，墨西哥的大部分內政，在當時仍是相對獨立、不受美國或其他外界因素干擾的。

1938年，米卻肯出身的卡德納斯總統將外資石油公司國有化，成立了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Pemex），將1917年革命憲法規定的土地改革大規模落實，大約十分之一的國土面積被分配給農民，打破了殖民時代地主們留下的發展桎梏，從而使這個國家免去了上述阿根廷的一部分命運。

和凱末爾、庇隆等資產階級民族領袖一樣，卡德納斯試圖通過國家干預特定行業外資、培育內部市場和一定程度的改良主義，實現獨立自主的工業化。在他身后，墨西哥確實進入了一個長達近三十年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黃金期，經濟增長顯著、城市中產擴張；在對美關稅壁壘、貸款優惠和關鍵行業國企支持的保護下，墨西哥一度具備了維持多種門類消費品工業的能力。

然而，由于前任積累下來的反共意識形態，卡德納斯缺少三種最重要的工具——普遍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對革命黨絕對忠誠可靠的防御力量，以及面對發達外國時的民族信心。

卡德納斯為墨西哥作出了巨大而全方位的貢獻，但并沒能改變它在美國面前的弱勢地位和美墨戰爭積累的軍事恐懼；隨著二戰導致美國軍力暴增、并在冷戰期間固定為軍事超級大國，墨西哥對美國“作為國家不可戰勝”的認知被永遠固定下來。與此同時，墨西哥剛從溫室中孵出的工業化是十分脆弱的。汽車、化工、制藥等技術型產業都高度依賴美國工業母機和中間體等，缺乏管制導致外匯不斷輕易流出；與之對應，在北美自貿協定（NAFTA）與“毒品戰爭”開始前多年，墨西哥事實上已經出現了口糧無法自給、需要進口美國糧食的現象。

1970年代石油危機導致的國際油價飛漲吹上風口的國家不僅有蘇聯，也包括作為產油國的墨西哥；與之對應地，1981年的油價暴跌，在經濟上嚴重傷害的也不僅是蘇聯東歐集團。

1994年NAFTA談判時，墨西哥之所以談成了一系列我們視角里的賣國條款，部分是因為它自身財政上已經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NAFTA談成后的事情相對比較眾所周知，從足球聯賽球員流動、到玉米地種植，墨西哥已經喪失了經濟政策自主權，在不合理的“正常”經濟秩序下，跨國毒品經濟迅速崛起，而國家機器的不可靠又導致這種局面被逐漸固化，基層社會長期陷入了事實上的低烈度內戰。

今天的墨西哥，本土足球聯賽呈現出兩極分化的局面，大部分地方隊似乎已經被掏空、比賽上座率甚低，只有幾支全國關注的強隊主場上座無虛席。然而，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世界上注冊職業球員人數最多的國家（2025年近1萬人——作為對比，2025年墨西哥空軍總員額大約1.1萬）。

在一個雖然長期只位列“世界強隊守門員”、但年輕人結構性地除了混幫派沒有上升空間的社會里，職業足球，仍然是出人頭地的最后希望。

巴拉圭：國家不幸球家幸

在連續三屆缺席后，巴拉圭在本次世界杯中一路殺進16強，與墨西哥、巴西、哥倫比亞一同出局，表現超出了烏拉圭等傳統強隊，創造了2010年以來的最好成績。

巴拉圭的足球與它的國運一樣起伏不定，而從長時間尺度來看，二者其實是頗為互補的。相比于我們前面提到的兩個國家，巴拉圭的特殊之處在于，在典型拉美依附論框架、尤其當代多斯桑托斯等人的“馬克思主義依附論”即MDT學派論述中（需要指出的是，MDT并非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按它的理論框架，巴西自己之于巴拉圭，會被視為“次級帝國主義”。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巴西人蒂亞戈·諾加拉曾詳細批駁過這種概念建構，本節僅引用其視角），它是“依附者的依附者”——不僅依附于通常意義上的西歐北美“中心世界”，而且深刻地依附于巴西和阿根廷。

除臺灣同胞外大部分讀者可能最陌生的南美主權國家——巴拉圭，和墨西哥、秘魯、玻利維亞、危地馬拉等相似，擁有極其深厚的原住民底色。在當地西語中，“巴拉圭人”與“瓜拉尼人”（主體土著民族，筆者在玻利維亞那篇稿子里提到過的東部土著之一）兩個詞幾乎可以混用：

與玻利維亞東部瓜拉尼人（下）不同，巴拉圭的瓜拉尼人（上）發展程度視具體部落、地域從“完全現代化”到“完全傳統土著”差異極大，直接反映了巴拉圭這個國家的發展差異

然而，與上列的其他原住民國家不同，巴拉圭的早期政權組織、血緣起點及其獨有的受性別特征塑造的歷史，是很難用中國人容易理解的方式簡單描述的。限于本節篇幅，我們直接跳到1864-1870年的巴拉圭戰爭后。當時的巴拉圭：

——被消滅了大約70%的男性人口；

——徹底喪失了自主富國強兵的國家實力信心；

——被前來開發自己的英國人和阿根廷人引入了足球運動。

這種時代背景塑造了該國精英階層幾乎將本國視為阿根廷“文明郊區”般的全方位依賴性。除了獨特的耶穌會歷史、“胡里亞娜土著姑娘”和幾場大多不堪回首的戰爭外，巴拉圭幾乎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

位于玻利維亞的1932-1935查科戰爭紀念碑，這是巴拉圭唯一打贏的仗。歷史上，這場戰爭被廣泛視為標準石油公司（操縱玻利維亞政府）和殼牌公司（操縱巴拉圭政府）的代理人商戰，但其爭奪的“標的”——北查科石油，最終被證明根本不存在，巴拉圭得到了18萬平方公里荒原

直到二戰后，對足球的熱情，被作為巴拉圭的民族榮譽感源泉人為建構了出來。

1954年，在一場高度疑似美國大使館支持的政變中，查科戰爭老兵斯特羅斯納將軍通過政變上臺，開啟了35年的親美法西斯獨裁統治。獨裁政府用高壓統治鎮壓共產黨和左翼勢力、壓制土地改革、對巴西和美國跨國資本全面開放農業和基礎設施，建成了本國幾乎沒有利用能力的三峽之前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伊泰普電站，制造了亞松森城市街景的虛假繁榮，卻積累了嚴重的土地兼并和貧富不均問題。

為了轉移人民的憤怒，斯特羅斯納利用足球比賽制造民族主義狂熱。每逢巴拉圭國家隊出征，他都會親自為隊員送行；這種“墨索里尼行為”確實取得成效。巴拉圭在1979年爆冷奪得美洲杯冠軍，并在1986年世界杯上逼平墨西哥；巴拉圭民間文化中對足球的狂熱氣氛也被“定型”下來，和他打造的狂熱反共意識形態環境、對巴西和阿根廷的依附關系一道延續至今。

1989年斯特羅斯納下臺逃亡巴西，但巴拉圭的政治氛圍與經濟政策并未改變。1995年年中，巴拉圭央行爆出賬目造假，引發大規模金融危機和長期衰退；2002年，因其依賴的阿根廷自身經濟危機溢出疊加自然災害，巴拉圭爆發大規模經濟危機和暴力抗議；2009年，由于西方全球性金融危機傳導進入，巴拉圭再次爆發經濟危機。

右派長期一黨執政，疊加巨大的爛攤子，似乎應該觸發一場革命；然而，在這期間，巴拉圭足球接連告捷，連續數屆世界杯出線的“情緒價值”極大轉移和緩解了當地人的怨氣。至少部分由于這一原因，巴拉圭腐敗的傳統親美政客圈子也挺過了本世紀初的拉美粉紅浪潮，連同其與臺灣當局的“邦交”一起茍延殘喘了下來。

為蔣介石立像的斯特羅斯納，給巴拉圭留下的“巴西附庸”、“南美洲最后反共堡壘”兩件遺產，一直禍害國家到現在。隨著盧拉當選巴西總統，巴西大批死忠博索納羅的白人右翼分子流入巴拉圭“避難”，幾乎將這個正常每年外流1/400人口的農業國搞成了移民凈輸入國。這些流入者往往有錢有勢、卻對當地的瓜拉尼鄉土認同毫無感情，信奉自由放任和“提取主義”的經濟政策，進一步加劇了巴拉圭的自救轉型難度。在可預見的將來，巴拉圭的命運如同被伊泰普水電站鎮壓的巴拉那河，看不到什么翻身的期望。

總結一下：巴拉圭足球的兩段輝煌，分別是與其獨裁統治和1995-2008年連續經濟危機的歷史綁定的。“國家不幸球家幸”，可能是對這個國家最好的形容。

寫在最末

如果超出以上三個國家、對拉美各國與其足球水平進行更加一般性的總體分析，可以觀察到兩種普遍特征：

1.如果不考慮棒球干擾文化民俗的情況，一個拉美國家的“非土著滲透率”通常與其足球實力成正相關，而“土著文化正統程度”與該國民間足球實力成負相關。

具體說，長期被視為“白人國家”的烏拉圭和阿根廷、加上混血情況復雜但分布類似美國（以白人和黑奴后裔為主）的巴西，美洲原住民人口占比最低或最邊緣化，表現出最好的足球實力。歷史上土著文化越發達（原經典瑪雅地區和安第斯文明地區）、當代土著人口占比越高的國家，總體技戰術和民俗愛好水平均越差；純血土著人口最多、土著（相對“歐亞洋人后裔”）政治地位最高/權利最受保護的玻利維亞，長期穩居南美足聯FIFA排名墊底。

今年在墨西哥城阿茲特克體育場的世界杯開幕式上，瓦哈卡女歌手莉拉·多恩絲穿著從古墨西哥米斯特克文明一直繼承下來的Huipil土著長裙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土著從種族上不善于踢球：墨西哥歷史上孕育了發達的土著文明，如今血統意義上的土著仍占據極高人口比例。只是不同于玻利維亞等，墨西哥“血脈土著”的古老認同-生活方式被很大程度上“文化重塑”或現代化了。

結果是，該國足球表現介于上述兩種情況之間，成為“拉美球技名譽”的守門員。

2.一個拉美國家的“左翼政治支持率”和“共產主義運動在主流社會的覆蓋率”，通常與其足球實力成負相關。

具體說，一個美洲西葡語國家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傾向越穩定偏左，其足球實力越差。共產黨領導地位入憲的古巴、本世紀拉美“社會主義”政黨有效（未引發人口逃亡）執政時間最長的玻利維亞，分別在整個西語世界和整個南美足聯排名墊底；“21世紀社會主義”政黨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委內瑞拉，則是南美足聯唯一從未打入世界杯的成員國。

與此同時，足球國力位于“第一梯隊”的三國，均從未形成壓倒性的左翼民意：巴西和阿根廷社會圍繞政治站隊出現了巨大撕裂，一極是“弱勢左派”，另一極公然聚集著大批親美極右翼/準法西斯分子；烏拉圭極右翼的土壤在總體安定景象之下仍然大量存在，共產黨支持率穩定在5%“被邊緣化的邊緣”，非共產黨政客支持委內瑞拉選舉結果會被視為嚴重政治風險。

綜上所述，對這種奇妙體育運動在美洲的現狀，筆者推己及人，提出以下暴論：

即使不再是類似中國的“國運平衡器”，但只要研究對象國仍在發展中區間，“國家足球實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該國多數普通人民享受集體扶持和文化尊嚴”命運的平衡器。

這大概無法得到加萊亞諾這個鐵桿球迷的認可。筆者就把這個結論當作他那本“陽光和陰影”的書頁間，一片無足輕重的烏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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