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來自于哪？從洪災、火災、山體崩塌說起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古原 奧派經濟學）

文丨古原

如果你很有錢，你家會怎么裝修？

所有的家具，你會用那種圓角的，以防止小孩子碰傷。哪怕你自己沒想到，家具推銷者會根據你的預算，推薦更安全的產品。因為你有錢，增加10%的預算，能增加安全，你會毫不猶豫地下單。

你家裝的玻璃，會買多層的以防止萬一碎了，傷及人身。你會用最好的電線材料 ，以防止用電風險，你家會裝更多的安保裝備 ，以防止竊賊。

因為，你有足夠的資本，各種萬一，你都不希望碰上，因此，你愿意花錢去做一些防止概率很小的事情。

但你收入不夠呢？

你裝修房子第一步考慮的不是安全，而是基本的功能得存在，安全是次要的考慮。

這不是風險偏好的問題，這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因為，你資金不夠。

你的錢只夠在基本普通家具的情況下，是沒有任何一分可以投入預防安全的地方的。

好，現在我們明白了，這一邏輯是一個必然，他不是由不同人的風險偏好決定的。固然會有更富的人，不注意風險，一樣出事故，但即使是無比注意風險的人，他在資金不夠的情況下，也只能先優先基本功能，必然忽略安全。

因為買房子的第一需求，是能住。

接下來，我們看企業。

企業主，難道會不注意安全嗎？當然也注意，企業的廠房，是他租來的或建的，企業里面的機器，是他購買的，企業里的工人，是他雇傭來的，如果出現災難，那么，不僅是本人所有的生產資料化為烏有，工人受損無法生產，還有可能因此背上貸款，徹底破產。

推斷企業家為了生產，就不注意安全，這是完全錯誤的。

企業家比員工，更重視安全生產，至少，一個成熟的理性的企業家，一定是這種思維邏輯。

但是，企業家和一個裝修者是一樣的，他一樣受到資本的制約。

他的第一目標，與裝修者的第一目標依然是一樣的，首先要保證生產的基本實現，其次才能考慮生產的安全穩定，畢竟生產的安全，就是小概率事件。

這是企業在實現其基本功能（生產、創造利潤）的必然選擇排序。

這是由時間偏好理論決定的。

時間偏好理論是先驗的，他永遠為正。人們普遍更偏好現在的滿足，而非未來的同一滿足。用米塞斯的話說，“人總是首先去滿足當下、現在比較急迫的欲望”，如果缺乏這種偏好，他就永遠不為滿足欲望而消費。

先有生產，才有生產的安全考慮。這就是時間偏好為正的體現。

換一句話來說，你只有先活過今天，才有明天。

很多在山底下建房的人，并非不能預知到有一定的山體滑坡的風險，但當土地選擇有限時，資本有限時，他依然要優先解決先住的問題，然后才能考慮長久的安全。

我們假定給他幾個選擇：

第一，有足夠多的平原、臺地、低風險的地可以選擇，成本與在山腳下類似，他就會優先選擇平原；

第二，平原、臺地的地價太高，遠遠高于他在山底下建房的成本 ，而他的總資本有限，這時，先有房子，忽略風險就會成為一種選項。

工廠也是如此。

你看不到有一堆消防器材，卻沒用生產設備和工人的工廠。

所以從以上無可辯駁的邏輯，我們就能得出一個結論，安全來源于企業資本能力的提升，你當然可以說一些企業主積累了大量資本卻不投入安全，這是可能的，這時由企業家的風險偏好決定和認知決定，也的確有這種馬大哈和沒有足夠風險意識的企業，但一個沒有積累的企業，是不可能投入安全以防范小概率事故的。

有一些管制迷信者認為，只要通過一紙令下，就能形成企業家必然保證安全產生的結果，這就類似于，政府在向非洲一些饑荒地區的家庭婦女下令，你今天做菜必須有肉，必須管飽一樣可笑。

你有槍、有暴力、有政府官員監管又如何，沒有肉，沒有錢，我能變出來嗎？

如果規定不做肉，就得罰款，結果是，這家人就得餓死。

同理，如果在一個資本不足的環境下，強行要求某一種高標準的安全生產標準，結果就是企業倒閉，員工失業，這家企業將不復存在。

在資本越匱乏的階段，各種基礎設施，必然對安全性就越有所忽略，相反，資本如果更加豐裕，安全性、環保性和美觀性都會提升更多。

如果我們要求所有的車企，生產的車，有坦克一樣的防撞能力，結果就是汽車這一產品，將消失。

因為消費者買不起坦克。

以這種安全標準，這一產品是不成立的。

以一些食品安全管制愛好者的理念，所有的路邊攤，必然要倒閉，因為光是在路邊，就不可能達成他們心中的安全標準，因為路邊有汽車，有揚塵，空氣中的塵土必然附著在菜品上。

如果執行這一管制，那么，大排檔路邊攤的消費者，就告別了這一消費。

你明白路邊攤的邏輯了。那好，我們再走遠一步。

為什么路邊攤的老板明知衛生條件不可能達到五星級酒店的標準，卻依然選擇出攤？因為他不蠢。

他清楚自己的資本規模、目標顧客的支付能力，以及這根烤腸一旦定價超過五塊錢，對面那個剛下班的外賣騎手就會扭頭走向另一家攤子。他是在用有限的資本，優先滿足“基本功能”：讓顧客花最少的錢，吃到一口熱的、咸的、能頂住晚高峰前那一陣饑餓的東西。

塵土附著？他看見了。但他沒有多余的錢去裝一臺帶HEPA濾網的“街頭烹飪潔凈罩”，那東西的造價，比他整個攤車還貴三倍。

你如果下一道行政命令，說“路邊攤必須安裝流動油煙凈化與防塵隔離裝置，否則罰款五萬”，那么第二天，這座城市三分之二的煙火氣就會消失。不是老板們不想遵命，而是他們沒有這筆“合規預算”。

他們只能選擇：要么借錢裝設備，然后因為還債壓力把烤腸賣到十塊錢，結果顧客全跑光，攤子倒閉；要么拒不執行，被罰到破產，攤子還是倒閉。

無論哪條路，結果都一樣，消費者失去了最廉價的熱食來源，底層勞動者失去了一份營生，而那個頒布命令的官員，拍拍手，在報告里寫上一句“食品安全治理取得新成效”。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第一個、也是最基礎的命題：管制本身就是一種稅收，而稅收永遠是對資本的征用。

你征走的每一分錢，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利潤池里舀走的一勺水，你征走的是原本可能用來加固廠房電路、更換老化皮帶、給機器加裝防護罩的那筆錢。

國家的一切干預，本質上都是對私人財產的隱性剝奪，它將資源配置的權力從直接面對消費者需求的企業家手中，強行轉移到不對任何虧損負責的官僚手中。

假設一家小型五金加工廠，年營業收入五百萬，凈利潤五十萬。工廠的電氣線路已經用了八年，老化嚴重，短路起火的風險按精算師的模型是每年百分之二。

要徹底改造線路、安裝溫感報警和自動滅火系統，需要一次性投入二十萬。企業主是理性的，他在心里盤算：這二十萬如果投下去，今年的利潤就剩三十萬；如果不投，他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概率平安無事，省下的二十萬可以用于購買一臺新的數控機床，這臺機床能讓他明年接更多高精度訂單，利潤有望增長到七十萬。

他選擇不投。這不是道德敗壞，這是數學。

這是時間偏好為正的世界里，任何活著的企業都必須做出的排序，先活過今年，再談明年會不會被燒光。 只要火災概率不是百分之百，只要資本積累還有更緊迫的去處，這種排序就永遠成立。

因為企業存在的第一性目的，從來不是“零風險”，而是“在風險中持續生存并創造利潤”。零風險的企業只存在于兩種地方：停產的車間，和官僚的匯報PPT里。

現在，政府出手了。

一紙《中小企業電氣安全強制升級條例》下達，限期三個月完成整改，否則關停。工廠主只能從那五十萬里掏出二十萬去做改造。然后呢？他沒有余錢買新機床了。

明年，同行有了高精度設備，搶走了他的大客戶，他的利潤從五十萬跌到二十萬。后年，他連基本的設備維護費都湊不齊，只能裁員。再后年，他的工廠注銷了。

你看，政府確實消除了一起小概率火災事故的風險，因為工廠已經不存在了。這就像為了不讓小孩在家里絆倒，就干脆把房子拆了。你再也碰不上圓角家具，因為你連屋頂都沒了。

這是管制最隱蔽、最諷刺的后果，它以“預防災難”為名，親手制造了更大規模的、確定性的經濟災難。

火災每年可能發生一次，但企業倒閉每天都在發生；火災只燒毀一個車間，但管制燒毀的是整條產業鏈上無數人的飯碗。

更惡劣的是，高稅收與高管制從來是一對孿生兄弟。

稅收先抽走企業的一層皮，讓它本就不寬裕的資本賬戶更加干癟；管制再撲上來，規定你“必須用XX材料”“必須達到XX標準”“必須聘請XX資質的第三方檢測”，每一項都是實打實的支出。

這兩者疊加的結果是什么？是企業的資本積累速度被強行壓低到了一個危險的水平。

而資本積累，恰恰是安全投入的唯一真實來源。

市場的本質是一個消費者民主的過程。企業家之所以能積累資本，是因為他成功地預測并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

他手中的每一塊錢，都是消費者用選票（鈔票）投出來的信任。這份信任聚合起來，形成資本，再由企業家在不確定的未來中做出配置決策，其中一部分用于擴大產能，一部分用于研發新產品，還有一部分，被他心甘情愿地投入了安全。

為什么心甘情愿？因為他自己的資產在廠房里，他的品牌聲譽在市場上，一旦發生重大安全事故，他損失的不只是機器，還有消費者未來若干年的信任折現。

這種自我負責的機制，比任何外在監管都更直接、更猛烈、更具約束力。

但政府不在乎這個。政府的稅收來自強制，不來自消費者自愿的交換。

一個稅務局的科長不會因為本地企業減少而扣自己的工資，一個制定安全標準的專家組成員不會因為路邊攤倒閉而少吃一頓晚飯。

他們決策的收益是自己的（政績、升遷、處罰權力的快感），而成本卻是分散的、無形的、延遲的，分散在每一個被罰到傾家蕩產的小店主身上，無形在每一個再也吃不到五塊錢炒飯的打工人的晚餐賬本里，延遲在三年后那個本該誕生卻未能誕生的新品牌上。

政府若強行規定，所有住宅，無論面積，必須安裝價值十萬的全屋防撞圓角系統、三層夾膠防爆玻璃、全屋漏電保護與自動滅火噴淋。

那么，那些原本湊夠首付、只買得起一套毛坯房的年輕人怎么辦？他們要么借高利貸去安裝這套安全系統，然后月供斷供、房子被法拍；要么永遠買不起房，擠在群租房里，連圓角的邊都摸不到。

最終，這個城市里擁有安全住宅的人反而更少了，因為供應消失了。管制消滅了不完美但可負擔的選擇，只留下完美但不存在的幻影。

管制把一個連續的經濟譜系，強行切割成合規與不合規兩個離散的集合，無視了資本從低到高、安全從少到多的漸進演化過程。

所有偉大的企業家，都是從路邊攤式的簡陋起步的。

亨利福特的早期車間連基本的通風都沒有，山姆的第一家雜貨店連收銀機都是二手的，今天你看到的那些擁有頂級實驗室和百萬級潔凈車間的企業，它們三十年前可能只是一間漏雨的廠房。

正是利潤，而不是法規驅動著它們一步步把賺來的錢重新投入設備、工藝和安全。

這條成長之路，每一步都伴隨著風險，每一步都是企業家用自己積累的資本去“購買”更多確定性。

但如果政府在每個階段都設下過高的合規門檻，就等于在整個階梯的最下面幾級潑上了油，無人能攀爬，也無人能登頂。

所以，當我們說高稅收與高管制危害社會時，我們不是在為富人的游艇辯護，我們是在為那個賣烤腸的阿姨辯護，為那個開五金廠的老板辯護，為那個在出租屋里盤算著攢錢買房、裝一套普通防撞條的年輕人辯護。

我們是在說，請把安全的決定權，還給那些真正承擔后果的人。

企業家會犯錯，會有疏忽，會遇見黑天鵝，但市場自有無情的糾錯機制，虧損會懲罰他，破產會淘汰他，消費者會用腳投票離開他。

而政府犯的錯呢？誰來懲罰一個關停了一百家路邊攤卻喂飽了一百家檢查站的事業單位？誰來淘汰一個制定了二十條安全標準卻讓二十萬小商戶消失的部門？

沒有。這才是最不安全的事。

干預主義者永遠無法理解生產與掠奪之間的界限。他們以為自己在畫一條更美的跑道，實際上他們在畫地為牢，把每一個起跑者牢牢釘死在原地。資本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每一分都是從滿足他人需求的艱苦勞作中凝結出來的。

當你用稅收拿走它，用管制消耗它，你實際上是在剝奪未來那個更安全的工廠、更可口的飯菜、更堅固的房屋出生的權利。

我們不是反對安全。我們是反對用別人的錢去定義什么是足夠安全。

我們不是鼓吹冒險。我們是承認，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上，唯一真正有效的避險方式，是讓每一個能積累資本的人，自由地、自愿地、在虧損的壓力下、在風險的自我感知下，去決定他自己那根烤腸應該放在什么樣的爐子上烤。

對于具體的某一件事件，我無法得出評論，說某一個天災背后就一定是某一種制度的錯，我只能說，如果自由增加，那么，人們的資本就會更地投入安全，減少事故的概率。

因為，只有自由才能積累資本，只有資本才能買得起圓角。

只有自由可以增加選擇，可以輕易低成本搬遷到平原、臺地，那么人們的運用資本建立的房子的安全系統，就會更高。

而不斷升級的管制與稅收，只會讓整個世界變成一間沒有家具、沒有玻璃、甚至沒有墻壁的空房，這里，干凈，空曠，無可碰撞，也無可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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