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名乞丐來到瑞金點名要見周恩來，三天后紅軍開始長征

1934年一位乞丐遠赴瑞金執意見周恩來，三天后紅軍為何正式踏上漫長的長征征途？

1931年深秋的上海法租界，燈光穿過晨霧映在勃生路的舊洋樓外墻，樓里幾個人影正圍著一張餐桌校對一份密碼本。屋內最沉默的那位叫項與年，福建連城人，六年前在海員罷工里錘煉出一身膽識，此刻已是中央特科行動線的骨干。沒多久，他收到了潛伏同伴遞來的字條：“滬上有變，白某已倒向對面。”短短九個字，像鋒利刀鋒劃破夜色，也劃開了他此后漫長而隱秘的道路。

中央特科成立不過幾年，人數不多，卻覆蓋上海、南京、漢口等多地。組織里行話極少提“間諜”二字，而稱“耳目”。他們要干的，無非兩件事：保己方安全、探彼方虛實。為了不讓叛徒白鑫泄露更多機密，項與年奉命處理。8月的一個雨夜，他守在法租界霞飛路43號門口，等白鑫鉆進汽車后毫不猶豫開槍擊破后輪。那場面后來被同志簡單回憶——“兩槍，沒廢話”。從此，特科在上海的防線勉強穩住。

三年后，情報戰場從弄堂移到贛江水系。蔣介石在廬山牯嶺開會，將幾十萬兵力分作數路，準備把中央蘇區圍成“鐵桶”。會議文件厚達數寸，編號“乙丙丁-一四”。文件上第一行就寫著：“十月中旬總攻，同日合圍。”國民黨方面對信息安全頗自信，卻忽視了一個細節——德安專署的新任保安司令莫雄早已與我黨暗通款曲。

莫雄收到文件后，臉色鐵青地對身邊助手低聲說：“這下子，真要下死手了。”當天夜里，他把文件交給地下交通員劉啞佛。劉翻了幾頁，倒吸冷氣：“得盡快送去瑞金。”可如何沖破層層哨卡？眾人默然。項與年恰在此時趕到德安，隨身只帶了幾本破舊字典。他把門一關，“咚”的一聲砸掉四顆門牙，抹掉血說：“現在，看我像不像流落的老要飯？”莫雄苦笑：“兄弟，這趟路兇險。”“認命，可也得認路。”項與年的回答干脆。

10月初，江西西部的田埂上出現一個衣衫襤褸的瘦漢子，腰間掛著破鐵碗，背簍里塞著四冊《辭源》。沿途有哨兵喝問，他張口一笑，缺牙的咀嚼聲伴著鄉音：“要碗飯，有沒有剩菜？”士兵嫌臟，揮手放行。其實，那些字典早被挖空，里面夾著密寫膠片。為了防意外，他把膠片摔碎藏成粉末，再封在香灰里。用他的話說，“乞丐就得帶點香火灰，求人點化。”

距離瑞金還有一百多里時，形勢陡變。敵軍增設了流動巡邏，鄉間小路斷斷續續。夜半，項與年靠在殘墻小憩，一名挑擔大嫂悄聲提醒：“前面查得狠，你繞山背。”誰也不知那大嫂其實是蘇區女交通員。短暫寒暄，他只回一句：“麻煩了。”就消失在雨霧里。

7日拂曉，瑞金城外的小河灘升起炊煙。警衛察覺一個乞丐蹲在草垛旁，正往嘴里塞半截紅薯。把人帶進指揮部后，周恩來細看片刻，示意關門。項與年從字典中抖出灰末，倒在銅盤里，再用溫水輕輕沖開，墨跡浮現：國民黨各路軍的行軍天數、火炮口徑、空軍起降場坐標，纖毫畢現。周恩來低聲道：“消息從哪兒得來？”項與年只回答四個字：“同志送命。”屋內一時無聲。

10日清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桌面上擺著厚厚幾頁新電令。電令核心有兩點：主力部隊當夜起向西突圍；各地游擊隊分散牽制，掩護主力。文件底部是周恩來、博古、毛澤東幾人聯署。消息一出，前線將領心中雪亮：所謂“第五次圍剿”已無避讓空間，只剩突破。

12日傍晚，湘贛邊境的公路上塵土飛揚，紅三軍團先頭營悄然拔營。多年后，一名老戰士回憶當夜情景：“沒敲鑼打鼓，也沒口號，只有苦笑——大家知道，這一走就是生死看天。”長征自此拉開帷幕，而蔣介石直到幾天后才發現“鐵桶”底部已被掏空。

回頭看，蔣介石的作戰構想并不拙劣：中央軍壓正面，地方團練封隘口，德式山炮進駐要點，再輔以空軍偵察，邏輯明晰。但計劃最大的漏洞，是對內部裂隙的忽視。莫雄在德安，另有人在撫州、吉安，各自挖開一個針孔，針孔連成暗道，再堅固的桶也會漏水。

項與年跟隨隊伍進入貴州后，繼續擔任先遣偵察。有同伴打趣：“缺牙哥，你還接著裝乞丐？”他搖頭：“牙沒了，裝誰都行。”行軍途中，他曾兩次潛入敵占集鎮測路，三次截獲保安團電報。1935年遵義會議前夕，李克農拍著他的肩膀說：“兄弟，這口氣咱們還能喘，全靠你們這些‘啞炮’。”項與年只是咧出那排參差斷牙。

1949年后，他調到地方文教系統，偶爾被學生追問舊事，總是擺手：“過去的賬，今后教科書里自然有。”1956年國慶閱兵，他與莫雄并肩站在觀禮臺角落，禮炮響起，莫雄輕聲道：“當年那份文件，值了。”項與年點頭，卻沒說話。

1978年10月2日，他在龍巖病逝，享年84歲。遺物中只有幾本磨爛的《辭源》，扉頁上仍留著當年掏空后的缺口。書頁再翻動，空洞處透出舊紙特有的干燥味道，仿佛在提醒：情報戰沒有硝煙，卻常常決定炮火落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