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 | 山河永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探索與中國實踐

山河永續，是人與自然共生的終極答案，也是可持續發展最生動、最深刻的注解。當下，可持續發展早已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重大科學議題與決策命題。2015年，聯合國正式提出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細化為169個子目標與234項量化指標，為2030年全球社會、經濟、環境全方位協同發展劃定了清晰藍圖。

今年是2026年，距離這一全球目標節點僅剩四年時間，全球可持續發展推進進程喜憂參半，諸多難題與挑戰亟待破解。接下來，我們從文明演進、科學路徑、中國方案三個維度，梳理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可行路線，探尋山河永續的未來之路。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傅伯杰

可持續發展的緣起與時代困境

人類文明歷經四個發展階段，每一段都重塑著人與自然的關系，也一步步催生了“可持續發展”這一全球共識。

史前文明時期，人類完全依附自然，依靠采集漁獵生存，是一種低水平的人與自然和諧；農業文明到來后，開墾耕地、擴大種植，人口增長帶來水土流失，人地矛盾初次顯現；三百年前工業革命解放生產力，煤炭、蒸汽機推動經濟飛速發展，卻也埋下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銳減的隱患。正是工業文明帶來的一系列生態環境危機，倒逼全球開始反思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理念由此萌芽。

這條認知之路，有幾個里程碑事件值得所有人記住。1962年，《寂靜的春天》問世，書中描繪農藥摧毀春日萬物、鳥蟲絕跡的景象，喚醒了全球公眾的環保意識。1972年，羅馬俱樂部《增長的極限》警示人類，經濟增長不能無限突破資源環境天花板。同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首屆人類環境會議，發布《只有一個地球》宣言，環境問題正式登上全球政治議程，聯合國環境署也于次年成立。

1987年，布倫特蘭委員會發布《我們共同的未來》，給出可持續發展的經典定義：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我國生態環境領域先驅馬世駿院士參與了這份報告編寫，更早提出“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念，走在全球研究前列。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出臺《21世紀議程》，將人與自然和諧確立為全球發展方向，同步簽署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荒漠化防治三大公約。2015年，聯合國正式落地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涵蓋無貧困、零饑餓、氣候行動、陸地生物保護等169個子目標、234項量化指標，覆蓋經濟、社會、環境全部維度。

可現實不容樂觀。2026年最新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顯示，現有數據可評估的139項指標中，僅36%進展順利或取得適度進展，49%推進緩慢，15%甚至出現倒退。土地退化影響全球32億人，近23億人面臨糧食不安全，氣溫較工業化前升高1.43℃。地球九大關鍵生態邊界，已有七項被人類活動突破，可持續發展迫在眉睫。

分類統籌協作的系統推進路徑

多年來，我們持續追蹤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落地難題，總結出五大現實阻礙：各項目標關系錯綜復雜，存在協同也存在相互制約；各國發展差距巨大，區域失衡；SDGs無法律約束力，部分國家僅停留在口頭承諾；多國環境、民生監測數據缺失；科學、政策、公眾行動脫節，難以形成合力。為此，我們提出分類、統籌、協作三位一體框架，為各國提供可落地的科學方案。

首先是分類施策，拒絕全球一刀切。傳統將SDGs簡單劃分為經濟、社會、環境三類的方式存在局限，各目標交叉纏繞，無法割裂看待。我們將17項目標重新劃分成基礎保障、民生愿景、綜合治理三大類：零饑餓、清潔飲水、陸地海洋生態屬于基礎保障，是欠發達地區首要攻堅方向；消除貧困、優質教育、性別平等是民生愿景；這兩類目標的協調發展需要可持續城市、綠色生產消費、產業創新等綜合治理措施長期推進。

同時，我們依據全球100多個國家的SDGs數據，將各國劃分為五類可持續發展類型：低發展水平但環境良好、低發展且環境退化、中等發展生態壓力突出、中等發展社會不平等突出、高發展資源消耗巨大國家。不同類型國家發力重點完全不同：非洲等基礎薄弱國家需要優先解決教育、飲水、農業生計，同時守住生態底線；歐美等高收入國家需要重點推進能源轉型、氣候治理、資源循環利用。不存在任何一個國家能在全部17項目標上做到完美，精準分類才能找準發力點。

其次是統籌協調，理順目標間協同與權衡關系。17項目標如同一張復雜網絡，部分目標互相促進，比如普及教育既能減少貧困，也能提升民眾環保意識，這是“協同效應”；部分目標存在短期沖突，單純擴張工業會加劇污染、破壞生物多樣性，這是“權衡矛盾”。我們通過量化研究發現，良好健康、清潔飲水、產業創新、和平正義是帶動所有目標進步的核心抓手；而負責任生產消費、氣候行動是當前全球最大短板。經濟發展初期往往會犧牲環境與社會公平，只有推動全面可持續轉型，才能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最后是全球協作，打通多元合作渠道。國際援助、科技互通、文化共建缺一不可。當前不少國際援助存在供需錯配，糧食、農業援助成效顯著，但教育、能源、衛生援助落地效果不佳，根源在于沒有貼合當地真實需求。我們倡導精準化援助，針對不同國家短板定制幫扶方案；同時搭建南北、南南科技合作平臺，共享生態修復、清潔能源技術，構建全球可持續發展共識文化。

立足本土，探索可持續發展中國方案

中國始終堅持從環境治理參與者轉變為引領者，走出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也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中國方案。從頂層設計到區域實踐，我們形成了自上而下規劃、自下而上試點的完整體系。

頂層布局上，1994年我國出臺《中國21世紀議程一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次年將可持續發展寫入中央文件，1996年確立為國家發展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提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指引全面綠色轉型；“十四五”規劃單列綠色發展篇章，美麗中國建設規劃明確2035年空氣質量、溫室氣體等量化指標。

2016年我國發布落實2030議程國別方案，2018年設立太原、桂林、深圳三大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太原探索資源枯竭城市綠色轉型，桂林統籌生態保護與文旅發展，深圳依托科技實現低碳產業升級，如今全國已有11個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180余個國家級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形成可復制的地方經驗。聯合國2026年報告顯示，近十年中國在主要經濟體中SDGs排名上升14位，位列全球第49位，進步幅度全球領先。

三十余年，我們團隊扎根黃土高原，這里的生態修復案例入選全球六大可持續發展典型案例。黃土高原64萬平方公里，黃土最厚達300米，土質疏松易水土流失，曾形成“越窮越墾、越墾越窮”的惡性循環，每年16億噸泥沙涌入黃河，上億群眾困于生態與貧困雙重枷鎖。1999年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啟動后，我們依托野外觀測、遙感監測、模型模擬，為工程提供全套科學支撐：區分南北區域差異，南部宜造林、北部宜種草，劃定植被水資源承載力閾值，避免過密樹木耗干土壤水分；配套修建梯田、淤地壩穩定耕地，引導群眾發展蘋果種植、外出務工，實現生計多元化。

二十余年治理成效肉眼可見：黃土高原植被覆蓋率從31.6%提升至67%，黃河年輸沙量降至2億噸，流域從碳源轉變為重要碳匯；當地居民人均收入提升至近15000元，實現“黃土地變綠、老百姓變富”，同步推進減貧、氣候行動、陸地生物保護等多項SDGs目標。這一套“科研+政府+群眾”協同治理模式，為全球生態脆弱區提供了完整參照。

普通大眾同樣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力量。常有小朋友問我，學生能做些什么？其實行動就在日常，垃圾分類回收節約林木資源，隨手節水節電減少能源消耗，走進自然觀察動植物、參與生態科普等等。

當今世界人口持續增長、地緣競爭加劇、氣候危機頻發，可持續發展是破解所有全球性問題的金鑰匙。地理學不只是丈量山河的學問，更是協調人與自然、謀劃永續未來的科學。距離2030年目標僅剩四年，全球各國、各行各業、每一個普通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以分類統籌協作科學框架為指引，以中國式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道路為參照，攜手全球同心同行，我們終將實現人類與自然相互成就、共同繁榮的永續未來。

（文章系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普及與教育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傅伯杰在“科學與中國——千名院士·千場科普”主場活動中的分享，光明網記者宋雅娟整理）

來源 | 光明網 作者：傅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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