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議召開時，毛主席為什么能出席？是眾望所歸的

中共一大召開時毛主席為何能作為代表出席會議？他是如何成為受到一致擁護的那個人

1920年6月的一個悶熱午后，上海老漁陽里傳來交談聲——“湖南那位姓毛的怎樣？”陳獨秀推了推眼鏡，語氣里帶著試探。毛澤東略一欠身，笑道：“愿為中國求變之路探個明白?！倍潭處拙?，把兩地革命者的信任系在了一起。

要理解一年后他能夠坐進望志路的那間客堂，先得回到長沙大街小巷里那股越燒越旺的求知火焰。新文化的浪潮在湖南并非停留在課堂討論，更多是在茶館、車站和夜校里傳播，青年們邊喝糖茶邊談“世界新思潮”，話里摻著方言土語，熱鬧得很。當地師范學校、第一師范附屬小學、湖南公立圖書館接二連三舉辦演講，聽眾擠到窗臺外。正是在這樣的氛圍里，新民學會不聲不響地扎了根。

學會里的規矩與別處不同，不記名、不擺官職，入會就一件事：讀書然后找問題?？蓻]過多久，討論范圍就從《新青年》上的文學批評，滑向怎樣“改造中國與世界”。口風變了，方向也變了，成員卻越來越多——這一年里，七十余位青年把名字寫進冊子，背后還有更多同路人。毛澤東是公認的“主心骨”；他能說會寫，更重要的是敢做，遇上縣衙打壓，轉身就去鄉下辦夜校，照樣吸引圍觀。

有意思的是，當時長沙報刊林立，卻沒人愿意大篇幅談階級與革命。毛澤東索性自己動手，《湘江評論》三天兩頭出新號，頭版文章常常一氣寫足七八千字。行文直白，鄉下佬也看得懂，“工”與“農”倆字第一次被搬上本地報紙。朋友悄悄統計過，一份報紙在長沙轉手最少五遍，最后常被裁成兩半貼進學堂黑板報。評論之外，他又拉來幾位書商，干脆開設文化書社，價錢壓到僅夠付紙費，只求“書走得越遠越好”。

這種鋪天蓋地的文字攻勢，讓湖南青年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新鮮貨”而非“洋和尚”，也給毛澤東積累了實打實的“人氣”。一次演講后，一位礦工站起來問他：“先生，咱們也能翻身嗎？”毛澤東回以湖南話：“人多火旺，只怕你不來添柴。”這句玩笑，后來在礦區成了口號。群眾基礎就這樣煉出來。

組織要落到實處還得有渠道。長沙學生、工人、自修青年湊在一起成立“俄羅斯研究會”，借翻譯《共產黨宣言》名義，經常夜里點著桐油燈討論革命策略。陳獨秀看在眼里，連發數信，請他們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回信到上海時，他特意備注：“毛、何二人負責聯絡?！倍潭桃痪湓挘仁切湃我彩鞘跈唷?/p>

1920年11月，小組總算掛牌。成員討論誰能代表長沙去參加籌備中的全國會議，結果幾乎沒有懸念：毛澤東與何叔衡雙雙當選。“會說、會寫、會辦事，誰去都少不了他。”有人在選票背后這樣留言。事實上，毛澤東并未因為資歷淺而被質疑，他在湖南三年組織的夜校、書社、刊物，本身就是最硬的履歷。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央并未對代表名額設置硬指標，是否出席更多依靠地方小組自薦，隨后由上海方面確認名單。正因此，地方領袖的號召力成為天然砝碼。長沙小組推毛澤東出面，其實是把最有影響力的人送到臺前，以期讓湖南聲音在全國黨組織中被聽見。

1921年7月下旬，望志路的會場里煙味與汗味混在一起。十三位代表按地名排座次，毛澤東坐在靠窗處，記錄員遞紙時他順手把自己的筆墨也推給旁邊的何叔衡。窗外的弄堂并不安靜，偶有賣菜聲傳來，反倒提醒人們：這場秘密會議要為無數普通人謀出路。長沙代表的到來，使會場多了股鄉土氣，也讓那些尚未見面的湖南青年，被牢牢系進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會議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