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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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

特別提示：本文作者張國燾是黨的“一大”代表；其文章來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屬于個人回憶類歷史資料性質。敬請閱讀時注意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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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張國燾

張國燾（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江西萍鄉人，字愷蔭，原名張特立，曾用名特、凱音、天師、國濤。

1916年，張國燾進入北京大學讀書。1920年10月，加入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分管組織工作。

1932年進入鄂豫皖蘇區，成為根據地事實上的領導者。1935年4月放棄川陜根據地開始長征。6月懋功會師后，反對中央北上的決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1937年3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受到批判。

1938年4月初，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陜甘寧邊區，投靠中國國民黨，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4月18日被開除黨籍。不久加入軍統從事反共特務活動。1948年6月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同年11月去臺灣。

1949年冬，張國燾攜妻子楊子烈和三個兒子離開臺北，來到了香港。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

1979年12月3日，凍死于一家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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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

（一九七一年）

注：本文摘自張國燾《我的回憶》第六章。題目是編者加的。

一九二一年四月間，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發起人——覺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個良好的開始，組黨的時機已經成熱了。上海北京和廣州各地同志們互相函商的結果，決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根據這個決定，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

我因須參加大會籌備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達上海的一個（大約在五月中旬）。下車后我就去看季達。他告訴我許多有關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沒有已往那未緊張，有些事都陷于停滯狀態；這是因為李漢俊和其他的同志們多忙于教書和寫作，不能像陳獨秀先生在這里時那樣全神貫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來了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羅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說話，像是一個老實人；男外一位負主要責任的名叫馬林（Ma. Lin），這個洋鬼子很驕傲，很難說話，作風與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與李漢俊及李達第一次見面就談得不大投機，他已知道我要來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談。

李達很注重我們與共產國際間的關系，自己則不愿和他們打交道，故希望我能與馬林談得來。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詞，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我當時想到馬林和李達也許是兩個戇頭，恰好碰個正著。

接著我又去拜訪李漢俊。他也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可說是我們中的理論家，對于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研究特別有興趣。他不輕易附和人家，愛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見解，但態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熱誠地歡迎我的先期到達，認為很多事在通信中說不清楚，現在可以當面商討。他說到大會開會地點等技術上的問題容易解決，至于議程和議案等問題不妨等各代表到齊之后再行商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與共產國際的關系。他并告訴我許多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難。

他敘述馬林和他及李達晤談的經過。馬林曾向他聲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氣地向他要工作報告。他拒絕了馬林的要求，理由是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什么可報告的。馬林又間他要工作計劃和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將予經濟的支持。他覺得馬林這些話過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系究竟如何，也還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等等。他向馬林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愿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 他們之間就因這種爭執陷于不愉快的僵持狀態中。

在李漢俊看來，中國共產運動應由中國共產黨自己負責，共產國際只能站在協助的地位。我們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可以接受它的理論指導，并采一致的行動；至于經費方面，只能在我們感到不足時才接受補助，我們并不期望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發展工作。再說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只能是我們的顧問，決不應自居于領導的地位。他說明了這種觀點后并向我提到，馬林碰了他的釘子之后，急盼能早日和陳獨秀、李大釗及我見面。他主張我去和馬林再作晤談，以期獲得諒解。

與馬林接觸較多的張太雷對于馬林另有一種看法。張太雷那時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在該團成立后曾被推為代表去莫斯科參加少共國際的大會，是以代表身份出現于莫斯科的第一個中國共產主義者。他的英語說得相當流利，故李漢俊派他做馬林的助手。馬林與李漢俊，李達會面時，都由他在場任翻譯。這位生長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際的海派作風。在他看來，馬林的缺點只是不懂中國情形和態度欠佳，但他的確是共產國際的重要人物，也是值得佩服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張太雷竭力主張我們應與馬林改善關系。

兩天以后，張太雷陪同我去訪看馬林。他寄居在愛文義路一個德國人的家里，我們就在他的家里開始了第一次的晤談。馬林并沒有提起與李漢俊等人相處不快的經過，也沒有說到工作報告等一類的事情，他的態度顯然是有些修正了。 我們輕松地談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聽后對北方的工人運動甚感興趣。我們還談到關于大會的籌備問題，彼此意見也相當融洽。從此，我被視為達成了與馬林改善關系的任務，也被推為與馬林繼續接觸的代表。

馬林給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這個體格強健的荷蘭人，一眼望去有點象個普魯士軍人。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的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強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斗。他是一個老資格的社會主義者，曾在荷屬東印度工作多年，同情東方被壓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個外國人欺侮中國苦力，他竟挺身出來與那個外國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談吐往往過分形容亞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時談到東方社會主義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覺得他沾染了一些荷蘭人在東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習氣。他是共產國際東方問題的權威并以此自傲，有時還提到他曾和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中共同制訂殖民地問題決議案的事。所有這些表現，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來，就覺得他具有社會主義的白人優越感。

馬林的工作與威金斯基在中國的過去活動似乎也不相銜接。他一開始就憑著主觀見解為所欲為，致與李漢俊格格不入，后來且還掀起了幾次大風波，似乎都與他的個人性格有關。

六月初，各地參加大會的代表陸續到達上海。劉仁靜比我遲到幾天，他那時是一位埋頭于書本的青年，讀過許多有關共產國際的文件。他主張這次大會應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絕地說教。

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也到得較早，他們都是剛畢業的中學生，因曾在五四運動中積極活動而著名。我這次到上海路過濟南，曾在那里耽擱一天。他們約集濟南的八個黨員，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談了一天。他們視我為他們的先進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許多問題，不厭求詳的要我講解。他們一面靜聽，一面記錄要點，并商談如何執行的方法。他們來到上海以后。仍本著學習的精神貪夢地閣讀有關書刊，有時且向到會的代表們請教。

武漢的代表是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董必武為人淳樸，蓄著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個老學究，在談吐中才表現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強風格。陳潭秋老是一本正經，教員風味＋足。包惠僧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愛任性談笑。他們都不多談理論，對實際問題的探討則表現得更為起勁。

湖南代表是毛澤東與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讀線裝書的年長朋友，常常張開大嘴，說話表情都很吃力，對馬克思主義懂得最少，但顯出一股誠實和熱情的勁兒。毛澤東也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并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閑談的時候常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

日本留學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躍的青年，那種湖南土氣似乎早已消失殆盡，看來風流瀟灑，倒象是一個老上海。他對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談得頭頭是道，對大會的籌備工作也是積極參加。

大會預定舉行的日期逐漸接近，但陳獨秀先生仍未報到。 我們函電交馳，催促他和廣州的代表速來出席。這樣等了好幾天，作為廣州代表的陳公博攜著陳先生致各代表的信件終于趕到了。陳先生的信中除說明他辭職尚未獲準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會提出關于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意見（張國燾原文注：陳獨秀的四條意見我已不能記憶清楚，據《蘇聯明謀文證匯編》第二冊（一——四七頁）所載中共簡明歷史稱系：“一日培植黨員（按即征求黨員）；二日民權主義之指導（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三日紀綱（按即注重紀律的要點）；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按即目前主要工作為爭取群眾，為將來奪取政權之準備）……”這四點大致是真實的。），要求大會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

陳公博對于陳先生的主張并沒有多加說明。他帶著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東旅社，終日忙于料理私事，對于大會的一切似乎不甚關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認他像是廣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與我們所談論的，也多是關于廣州政局的實況。

六月下旬，預定到會的代表都已到齊，立即便開始了大會的籌備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漢俊和李達，代表上海九個黨員； 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十五個黨員；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漢的八個黨員；毛澤東、何叔衡代表湖南約十個黨員；陳公博代表廣東約七個黨員；王盡美、鄧恩銘代表山東的八個黨員；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學生中的兩個黨員。合計代表十三人，黨員五十九人。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則約在三百五十人左右。這就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的全部陣容。

我們交換意見的結果，決定七月一日正式舉行大會，開會地點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課堂，多數代表也就寄住在這間學校里。議事日程共有四項：一，黨綱與政綱；二，黨章；三，中心工作與工作方針；四，選舉。在大會召開之前，幾位主要代表還會商過代表的資格問題；結果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不應出席大會；并推我將這一決定通知毛澤東。他旋即以湖南某項工作緊急為理由，請何叔衡先行返湘處理。因此，后來出席大會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黨綱與政綱是難于擬訂的，但我們都覺得非有這一文件不可。我們同意現在不必有一個詳細的黨章，只要有一個簡明的黨章要點就夠用了。我被推舉為這兩個文件的起草人，匯集陳獨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見，先行擬出兩個草案，再交由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等共同審查。

我首先草擬了一個黨綱政綱草案，題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其要點大致包括共產主義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將經由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共產主義等等。李漢俊等人雖不完全同意這個草案，但認為可以作為討論的基礎。馬林看了這個文件（由張太雷譯成英文），卻提出了較嚴格的批評，表示這個草案在理論的原則上寫得不錯，主要缺點是沒有明確地規定中共在現階級〔段］的政綱。 他指出這個文件表示中共將支持民主的民族的革命，以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能在中國迅速建立起來，這是對的；但惜乎沒有說明如何實現的具體步驟。我當時覺得他的這種批評很有價值，曾請就他所提出的各點擬具一些具體的意見，供大會討論參考。但他并未這樣做，也許他那時也沒有確定的主張。

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關于殖民地問題的決議，當時還未到達我們手里，只有少數代表從馬林口中和西歐共產主義出版物中知道一些簡略的內容。我們又找不到各國共產黨的黨綱黨章等做參考。因此，一般說來，大會的工作多半是由我們自己在摸索進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我被推為主席，首先宣布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接著通過原擬訂的四項議事日程，決定每日分上下午舉行兩次會議，并即開始第一項議程的討論。

我向大會說明關于草擬黨綱政綱草案的經過情形，指出，負責起草和審查的同志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的草案可以向大會提出，作為討論的基礎。但后來經過詳細研討，認為不夠成熟，主要是沒有確定一個顯明的政綱；不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問題自由發言，經過討論后再行推舉人厘訂宣言。 于是我建議大會，由各代表先行報告各地區工作狀況，并就議程的第一項發表意見。我的這個提議迅即為大會所接納。

我和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等在會前曾就黨綱和政綱作過幾次商討，各人的立場都顯得更清楚，自然也發現了歧見。 李漢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見，提出現在世界上有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有德國社會黨的革命；中國的共產主義究應采取何種的黨綱和政綱，應先派人到俄、德國去考察，在國內成立一個研究機構如馬克思主義大學等，從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后的決定。他并具體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既未成熟，目前共產黨人應著重研究和宣傳方面的工作，并應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產黨人可以參加議會。

與李漢俊針鋒相對展開爭論的是劉仁靜。他主張中國共產黨應信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原則。他反對西歐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應該只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也不應對國民黨和議會活動有過多的幻想，應積極從事工人運動，以為共產革命的準備。

李漢俊的意見成為大會討論的焦點，除陳公博有時對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表都給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評。 大多數代表主張中共應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對于現實政治問題，有的主張中共目前不應參加實際政治活動；有的表示中共應站在共產主義的立場上，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予以支持。

這樣，經過幾天的討論，后來由我歸納到會者的意見，提出幾點結論，內容大致是：

一，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為基本原則；

二，目前應著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實際的工人運動，擴大共產黨的組織與影響，為實行共產革命之準備；

三，中國共產黨不否定議會活動和其他的合法運動，但認為這些活動只是擴大工人階級勢力的手段；

四，中國共產黨站在共產主義的立場可以贊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但仍以實現共產革命為主，并不能將共產黨的社會革命與國民黨的革命混為一談。這四點結論為大會正式通過，認為是中國共產黨黨綱和政綱的要點。

當時討論這項議程，牽涉的問題是很廣泛的。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似都認為中國應有兩次革命：一次是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另一次是社會革命。對于國民黨能否擔負上述第一次革命的責任，大家頗有疑問，但也認為中國如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工人階級將可得到較多的自由。不過共產黨人并不以民主共和國為滿足，還應繼續社會革命，以期實現蘇維埃式的政權。至于國共合作從事國民革命，再由國民革命進展到社會革命等等的想法，那時是完全沒有的。其他如土地國有、農民問題、八小時工作制、反對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反對軍閥政治等等，都曾被代表們提到過。一般代表多以為共產革命是遙遠的將來的事，即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現在也尚不能捉摸，因而無法作具體的規定，所以大會除否定李漢俊的改良派思想外，實際政綱就只是上述一些較抽象的要點。 在討論由我所草擬的黨章草案時，李漢俊又提出了兩點修正意見。他指出中共未來的中央不過是一個聯絡的機關，不可任意發號施令，一切應征求各地方組織的同意，須有共同討論，遇事公開的精神。對于征求黨員也不可限制太嚴，不必規定每個黨員都須從事實際工作，只要信仰馬克思主義就夠了。他這種修正意見同樣遭到多數代表的反對，多數代表支持原有的草案，批評他那種自由聯合的想法。

大會所通過的黨章包括下列各要點：

第一，凡加入共產黨者須信仰共產主義，遵守決議，并參加實際工作，經由兩個黨員介紹和地方委員會的批準，方得成為黨員；

第二，中國共產黨中央設在上海，其他各省設地方委員會，地方委員會之下按工廠學校街區分設支部；

第三，各級組織均采委員制，至少有一人任書記，一人任組織，一人任宣傳；

第四，一切決定須經由黨員的民主討論，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第五，黨員應該服從紀律，保守秘密；

第六，全國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兩個地方組織表示不信任中央時，中央應召集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從事解決等等。至于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大會認為中共應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但不列入黨章。

上述這兩項議程的討論經過都很熱烈，表現了代表們的認真精神，但并沒有意氣之爭。多數代表批評李漢俊的意見雖很嚴峻，但沒有人指他為改良派或機會主義等等。初期的共產主義者彼此重視友誼，不愿意隨便給意見不同者戴上一頂政治的“帽子”。李漢俊在討論中雖也堅持他的意見，但從不與人爭吵，當他的主張被否決時，總是坦率地表示服從多數的決定。

但這種意見分歧也曾使大會蒙上了一些陰霾。我是批評李漢俊的意見的一個主要發言人，也是這些議案的提出者；因此，有些代表認為這是我與李漢俊之爭。代表們多認為陳獨秀、李大釗等重要黨員是支持我的意見的，在黨內占絕大多數，李漢俊的意見雖然很少人附和，但他究是一個重要的發起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現了不同的意見，總令人難絕有美中不足之感。

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未列席過大會，但獲知大會進行前情形。他們對大會的爭論點甚感興趣，表示支持多數的主張，并引以為慰?？墒抢顫h俊，李達等對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讓他干預大會的事，即與他保持接觸的我，也只將他當作一個顧問，并沒有遇事向他請教。這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覺受到冷遇，在大會討論黨章時，他以不耐的心情向我要求準他出席犬會，發表演說。

馬林的要求為大會所接受。我們決定在討論黨章結束時，即請他出席演說。為便于馬林與尼科羅夫斯基出席起見，大會并改在李漢俊家里舉行。大約是七月八日晚七時，當我們圍坐在李家樓上書房的一張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開會的時候，突然有一個陌生人揭開書房的門簾，窺探了一下，說聲“我找錯了人家”，就轉身走了。我們都警覺到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請大家將文件收拾好，準備立即離開，并將此事翻譯給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聽。馬林十分機警，從座位上一躍而起，以手擊桌說：“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離開?！闭f完后，就同尼科羅夫斯基首先走了。各代表也就隨之分途散去。當我最后離開時，李漢俊聲言他是屋主不應離開，陳公博也愿留在那里與他作伴。

果然，十分鐘以后，一個法國巡捕帶著一批警探圍住了李家。他們追問李漢俊開的是什么會議？開會的人哪里去了？ 那兩個外國人是什么人？這些問題都被李漢俊鎮靜地應付過去了。在場的陳公博反而受驚不小。警探們大肆搜查，沒有發現什么可入人罪的證據，始失意而去。當時我們保密觀念很薄弱，可能當大會在博文女校進行時就已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舉行也未逃掉他們的耳目，而且他們很可能有一網打盡之計，故選擇馬林與尼科羅夫斯基參加時下手。

由于警探的騷擾，馬林向大會演說的事并未實現。他在李家匆忙中所說的“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離開”這句話，就成了他對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說過的唯一的一句話，他對大會的全部議題從未提出過具體建議，這固然由于那時彼此關系不算密切，最主要還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國一般情形，也不知道我們能做出一些什么事出來。這次大會并未正式決定中共加入共產國際的事，馬林也未提到這一點；因而中共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其一個支部，還是第二次代表大會所正式決定的。

這個意外事件發生后，我們為了避開警探的視線，決定第二天停會，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當開會地點后再行復會。 我不便立即與仍在被監視中的李漢俊接觸，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東旅館去看陳公博，問明他在李家所目擊的情形，并告訴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須另覓開會地址。那時李達夫婦也來了，他是處理大會事務工作的負責人。他的太太王會吾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也幫著她的丈夫工作。我們大家便商討開會的地址問題。王會吾非常熱心地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時找不著適當的地點，可以到她的家鄉去。她家住在浙江嘉興的南湖湖畔，從上海去只需一個多鐘頭的火車旅程。她并說明：南湖風景幽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畫艇，準備我們一面游湖一面開會，并由她布置大家寄宿的處所，即使在那里開幾天會也是不成問題。 我們對于她的提議極表贊成。認為這樣是萬無一失的。她即根據這個決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車前往。

大約是七月十日清晨（張國燾原文注：我所能記憶的日期，可能有一天的出入），我們分別搭上滬杭線的早班車，九點多鐘就到達了嘉興的南湖。王會吾所預雇的大畫艇已泊在湖邊。代表中只有陳公博未來，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達表示請假不出席，因為他太太對于在李家所發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卻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身當其沖的李漢俊也滿不在乎，大家仍然興高彩烈地繼續工作，并笑陳公博是個弱不禁風的花花公子。

我們登上了大畫艇，四顧南湖景物，只見萬頃碧波，湖畔一片蘆葦中掩映著樓臺亭閣，使我們這些初來的觀光者覺得較之西湖的景色別有風味。我們的大畫艇在湖中環游了一遍之后，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靜的湖上蕩。我們繼續在上海未完的會議，議題是“中心工作與工作方針”。我們不約而同地加速討論，很少長篇大論的發言，大家都集中研討急需解決的具體問題。

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針”這一議題之下，項目原是很多的，如宣傳工作中的黨報問題，與青年團工作之聯系及指導問題、婦運工作等等。但都只略略談到大要，就決定交未來的中央負責處理。工人運動的問題討論得比較詳盡，主要的兩項是如何組織工會和如何在工人中吸收黨員。 關于工會組織問題，大會曾有幾項決定：

一是工人斗爭的綱領，內容包括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保護女工童工等等，大會認為根據各地實況，由工人群眾提出減時、增薪的具體要求，以期由斗爭中逐漸達到八小時工作制和合理的工資標準的目的。

二是工會組織原則問題，大會指出共產黨人不應再因襲舊式行會和“招牌工會”的舊習，應注重新式的產業工會的組織；即每一個企業中的全體工人不分職業和籍貫等區別，均須組織在一個工會的單位里；同一產業中的工會應聯合起來，組成某一類產業的總工會。

三是中共應在中央所在地組設一個工人運動的總機構，并在各重要地區設分支機構，以為領導工運的樞紐。各地同志都應到工廠中去從事下層活動，將工人群眾組織在工人俱樂部或其本廠的工會等組織之內。

關于吸收工人參加共產黨的問題，大會決定各地組織應在工人群眾中宣揚馬克思主義，如出版通俗刊物等。又決定工人的入黨條件應從寬規定，一個工人只要能熱心工會活動，為工人利益斗爭，并表示愿意加入共產黨，就可準其參加進來，不必問他是否懂得馬克思主義。至于如何使這些工人黨員能懂得馬克思主義，大會認為那是地方黨部的責任，地方黨部應特別注意工人黨員的教育工作。

當這一項議題討論完畢時，已是日薄西山的時候，我們主張第四項議題的選舉問題迅速進行。討論結果，一致認為現在黨員人數很少，暫不必根據黨章組設人數較多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只須選出三個委員，分擔書記，組織，宣傳等工作就夠了。根據這個決定，大會旋即一致推舉陳獨秀任書記，李達任宣傳，我任組織。在陳先生沒有返滬以前，書記一職暫由周佛海代理。大會要求這三位被選的委員立即就職，從速組成中央，并決定將大會所通過各案原則由中央整理后作成正式文件；一切尚未決定的事，也由中央全權處理。

全部議程討論完畢，大會旋即宣告閉幕，舉行了一個簡單的閉幕儀式，由我致閉幕詞。我以興奮的心情祝賀大會的成功，并吁請各代表回到各地的崗位上，根據大會的決定，發展我們的工作和組織。這樣，中國共產黨便正式誕生了。

當我們離開這只畫艇時，湖面上已是暮靄沉沉，漁火點點。大家趕上晚車回到上海，已是午夜了。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共的組成，它在中國內部較之以往各政治組織發展得更為順利和迅速，它一開始就確立了鮮明的旗幟，規定了努力的方向，表現得十分明朗。在國際關系上，共產國際第口（原文如此）次大會以后，它是亞洲國家中的一個重要的共產黨組織，使共產國際對殖民地的政策得到一個主要的試驗場所。這些不能不說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一個共產主義的巨影開始在中國躑躅著（張國燾原文注：這是套用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話）。反射出這個巨影的人物充滿著勇往直前和專心致志的精神，他們的所作所為，即使現在的人看來，還覺得有點神秘。陳獨秀先生于一九二〇年八月間和我商討組黨的事情時，曾說過下面這樣一段話：“日本的軍閥政客們狂妄已極。他們看不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中國和四億炎黃子孫，他們只知勾結中國的舊軍閥、濫官僚、走私商、嗎啡客以及流氓癟三等等，只看見中國人的小腳、辮子、鴉片和隨地吐痰等等腐敗的一面；他們有意無意地蔑視中國新思潮新勢力的方興未艾。總有一天，由于他們這種錯覺，會弄到他們自己頭破血流。”陳先生這段話——自然不是專指日本而說的，不過舉日本例罷了——預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后來所起的作用，這也是當時我們這班共產主義者所懷抱的共同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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