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清朝時期人口數(shù)量為何能從七千萬增長到四億？其實背后的主要原因很容易理解
1679年，平定“三藩”余波未息，江南河岸已能看見重新插秧的農(nóng)夫。誰也沒料到，不到兩百年，這片土地要為四億口人提供飯碗，而十幾年前，這里的人口還比明朝鼎盛期少了近一半。
倒回去看1640年代，中原處處烽煙。流寇、饑荒、瘟疫輪番侵蝕，一些州縣的戶籍簿上甚至出現(xiàn)“全村空無一人”的批注。人口跌到七千萬左右，留下滿目瘡痍，也留下極低的基數(shù)。
戰(zhàn)火停歇后，擺在新朝廷面前的是“人少田多、錢少稅多”的尷尬局面。康熙六年，他在內(nèi)廷會議上只問了一句：“百姓為何藏丁？”戶部官員回答支支吾吾。康熙干脆拍板，把人頭稅并入田畝，“攤丁入畝”自此成為定制。
“老張，你家今年上多少丁銀？”鄰里打聽。
“官府說不用交了，只算畝稅。”老張一臉驚喜。
幾句話，道出政策直接效果——報丁不再是負擔(dān)，隱匿人口的理由消失，孩子多反而能多勞作。
稅法之外還有嘴里的糧。17世紀末，福建商船把玉米種子帶到閩南沿海；不久后，貴州石旮旯里也冒出一片片黃燦燦的苞谷地。馬鈴薯更厲害，耐寒耐貧瘠，西北高原的牧民第一次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獲得穩(wěn)定口糧。
有意思的是，技術(shù)改進和新作物同步推進。江南水鄉(xiāng)推廣雙輪翻車，黃河故道試行井灌，產(chǎn)量水漲船高。農(nóng)書《授時通考》修訂本加上了“玉蜀黍畝產(chǎn)推算”條目，說明官方已將這些“洋物”視作大宗。
乾隆五十七年，戶部呈上的戶口冊顯示，全國登記人口突破三億。別忘了，清朝還在積極開墾東北、臺灣和新疆，新田連年增加，人口自然跟著上揚。龐大的民力也讓皇帝敢于多次遠征準(zhǔn)噶爾、安南，王朝聲勢一時無兩。
然而土地并不會跟著人頭一起復(fù)制粘貼。18世紀末，江浙部分縣份人均田不足一畝。地主兼并加速，佃戶租率節(jié)節(jié)攀升。蘇北一位里長在賬薄旁嘆氣：“今年租子又高，下一季怕是要有人扛不住。”
“田地都被地主圈走，我們往哪里去？”
“聽說長江邊還有荒洲。”
遷徙、流民、破產(chǎn)，這些詞匯開始頻繁出現(xiàn)在縣志補修本中。人口帶來的紅利轉(zhuǎn)瞬成了壓力。飽受壓迫的農(nóng)民把希望寄托于宗教和義軍，終于在1851年匯聚成太平軍的火焰。
到1864年戰(zhàn)火熄滅，清廷勉強維系，土地卻更集中，賦役重新加重，人口增勢也放緩甚至停滯。縱觀這段起伏：低基數(shù)、輕賦稅、豐口糧、穩(wěn)邊疆，構(gòu)成了人丁爆發(fā)的四根支柱；而分配失衡、土地壟斷與官紳腐敗，則讓這座人口高塔出現(xiàn)裂痕，終在內(nèi)外沖擊下?lián)u搖欲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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