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九大跟毛主席獲得同一殊榮，后兩次改名兩次挨批，1978年受審

九大上他與毛主席同獲殊榮，卻兩度改名并受到批評，1978年最終遭審查，這背后有什么故事？

1969年4月，北京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臺下，那位身著深藍色工作服的年輕爐長望著主席臺，心跳幾乎掩過掌聲。他叫王百得，35歲，來自北滿鋼廠。在那次大會上，他同毛澤東一樣，拿到全票支持成為中央委員。掌聲雷動，他卻只聽見自己呼哧呼哧的喘息聲——這位出身太行山貧寒農家的孩子，很難相信命運會把自己推到如此高的看臺。

追溯到更早，1949年春天的太行山溝里，孩子們圍著篝火分土改傳單。“白蛋，你把這個送到西坡去。”兒童團指導員一聲吩咐，瘦小的王白蛋抬腿就跑。那一年，他15歲，牧牛、镢頭、識字課，全都擠在同一天里。土地改革讓家里分到了兩畝好田，也讓他第一次被村里視作“新社會的小主人”。這種被需要的感覺，此后像鋼水一樣在他血管里滾燙。

1952年冬，他揣著一張介紹信，坐了三天車抵達太原鋼鐵廠。爐口比他高，烈焰烤得臉刺痛，但老爐長一句“鋼鐵要靠膽子練”，就把他留下了。蘇式高爐剛投產，圖紙是俄文，老師傅認幾百個俄字母都費勁。王白蛋硬是把“Fe”、“C”背成口訣，又把俄文操作表抄成漢字掛在爐前。八年后，他評上八級工——那是當時工人能摸到的最高頂點。

工藝之外，他的名字也開始“煉鋼”。1968年秋，國務院來廠挑選九大代表。組織干事找他說：“名字土氣，得改。”他憨聲憨氣：“改成啥都行，別耽誤出鋼。”不久，文件印出“王百早”，據說是陳伯達的提議，寓意“百川歸海，早日大治”。王百得沒深想，可同事笑他：“老王，咱車間多了個‘王八九’。”政治風向瞬息萬變，笑話不到一年就變了顏色。

大會開幕前夕，江青看名單，皺眉問周恩來：“早什么早？不響亮。”周恩來低聲回應：“工人代表，技術過硬，改個更吉利的。”于是“王百早”變成了“王百得”。周總理把紅紙名單遞給他：“記住，這回定了，不再改。”王百得撓頭：“咱還是那雙手，這字換來換去，有啥講究？”周恩來笑而不語。那夜他在駐地給妻子寫信，只寫一句：“又換名，別怪。”

九大閉幕后，鋼廠工友打來電話：“老王，毛主席也全票，你也全票，可了不得！”電話那頭他沉默好久：“別瞎說，趕緊煉鋼。”榮譽像焊花一樣耀眼，卻也像焊花一樣，落到地面瞬間就冷了。1970年以后，廠里造反派開始揪“投機分子”，有人指著“王百早”舊文件說他與陳伯達“同流合污”。批斗會上，一張舊通行證成了“證據”。王百得站在臺上，只說一句：“爐溫一降，整廠都得停。”臺下有人回嗆：“政治第一，生產第二！”

妻子于淑彥去給他送棉衣，被攔在門口。守門人問：“要不要考慮離婚保平安？”她甩下一句：“我丈夫是煉鋼的，不是煉官的。”這話傳到車間，引來私下低笑，也讓王百得挨了更重的批。他被下放到原料場，鏟礦石、推礦車。零下30度，冰雪把鐵軌凍裂，他把自己當鋼胚一樣硬頂。晚上工友烤火，他把凍僵的手伸進炭灰里，低聲念爐前口訣，像是在給自己回火。

1978年整黨復查，北滿鋼廠成立聯合審查組。組長問：“名字兩度變動，你知情不？”他搖頭：“只管出鋼。”問：“與陳伯達有沒有書信來往？”他搖頭：“只懂技術。”四個月調查沒查出問題，報告寫道：“無政治問題，可重新安排技術崗位。”王百得回到爐前，先做的事是掂起爐鉤，像摸久別的家伙事。老工友開玩笑：“中央委員當年批不完，現在還得回爐？”他憨笑：“爐火不嫌我老。”

1985年春節(jié)前夕，1號高爐后墻突然炸裂。廠里下達死命令，48小時必須復產。年輕爐長有些發(fā)懵。王百得二話不說，揮手把大家召到一邊：“人先別慌，爐溫沒散就有救。”三句指令傳下去，十幾條水管同時降溫，爐渣凝成暗紅硬殼。他趴在鋼板上敲敲打打，一夜沒合眼。危險的晌午，爐身溫度穩(wěn)定，他才跌坐在地說：“可以交班了。”小爐長敬了個禮：“王師傅，這一爐鋼是救回來的。”

三年后，廠里工代會選代表。票匭開啟，“王百得”三個字幾乎鋪滿票面。有人提醒：“他早退休年齡了，恐怕干不了幾年。”會場卻有人回應：“煉鋼靠經驗，經驗不退休！”1994年，王百得正式辦手續(xù)。廠長送來兩張表：一張退休證，一張返聘協議。他笑呵呵簽了名字，又在姓名欄后面點了個圓圈：“這次，真不改了吧？”

晚年的日子并不寬裕，國企改革裁掉不少福利，他和老伴靠每月工資外加一點特困補助過活。有人替他鳴不平，他擺擺手：“我這輩子值了。鋼水滾過，名也滾過，什么都能冷卻，爐火不能滅。”2005年12月，他在家中病逝。送別那天，北滿鋼廠臨時停爐三分鐘，汽笛長鳴。爐臺上的老工人說：“老王走了，可他那道‘穩(wěn)爐曲線’還貼在操作臺，誰也不敢撕。”沒人再去計較他曾經的名字、曾經的票數，留下的只有一組組精準的溫度參數，與車間墻上那句他常念的老話——“鋼鐵要靠膽子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