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天平已悄然發生偏移”

美以伊沖突自2月28日至今，經歷了短期和正式停火的反復折沖。6月18日，美國和伊朗剛剛簽署諒解備忘錄，6月26日雙方又起沖突。一個規模、國力、軍力、資源都處于絕對優勢的大國，在與明顯處于弱勢的國家的沖突中卻無法達成既定目標，這種情況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無論俄烏沖突，還是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打擊，無人機都在戰場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無人機最初主要被用作航模和靶機，如今卻發展為戰場上的主要力量，這與其具備的一些獨特優勢有關，主要特點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智能化組件。這是無人機最本質的特征。智能技術的加入，使無人機從一個可以單獨飛行的機械平臺變成了一個智能體。如今，一個尺寸極小的智能組件，可以兼具景物匹配、目標識別、測向定位、飛行控制、攻擊算法等多種功能，既可以接收來自太空“星鏈”的指令，也可以依據智能算法決定是繼續飛行，還是臨機機動、隱蔽待機，發起致命的一擊。

二是模塊化拼裝。無人機在尺寸上可大可小，同時還可以被拆分成不同的組件，如飛行翅翼、動力裝置、智能模塊、戰斗部等。它們組裝起來是一個具有偵察、定位、識別、攻擊等綜合功能的“戰士”，拆分開來則是形狀各異的器件，組裝工序極為簡單，作戰效能卻足以摧毀一個地堡或一輛坦克。

三是垂直式起飛。由于絕大部分無人機使用旋轉翼，可以垂直起飛，這使得它們擺脫了對起飛跑道和機場的依賴，為打擊行動帶來了極高的靈活性。

四是隱蔽化部署。無人機尺寸小，可拆卸、拼裝，可以用非常隱蔽的方式進行存儲、運輸，實現靈活的戰術機動，甚至遠距離長途運輸。

五是派單式分配任務。這是傳統任務式指揮的延伸，即分配任務但不干預完成任務的過程。指揮環節進行情報分析，確定打擊目標、生成作戰任務，分配給最適合完成任務的部隊或單元，執行者依據任務，在系統支持下完成打擊。

六是成本低廉化。這是無人機作戰最突出的特點之一。一架伊朗研發生產的“沙希德”無人機，成本為1-2萬美元。相比之下，一發美國“愛國者”防空系統的攔截彈價格是390-530萬美元，而一發“薩德”系統攔截彈高達1200-1550萬美元。

大量無人機參與作戰，改變的不只是戰場形態，還有戰爭哲學。海灣戰爭后，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科恩曾說：“過去的哲學是大吃小，現在的哲學是快吃慢。”這句話深刻揭示了當時的戰爭規律，被廣泛引用，影響深刻。

在海灣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與伊拉克軍隊在作戰飛機、坦克、大炮等方面數量沒有明顯區別，卻以38天的空襲加100小時的地面作戰迅速結束戰爭并取勝。后來美軍總結速勝原因，是因為有一套一體化信息系統，使得從偵察、獲取敵方信息到完成打擊和效果評估的全過程，由過去的數月、數周縮短到了數日，甚至數小時。由此，人們得出結論：作戰體系勝孤立平臺、網絡勝散兵、光電速度勝機械速度。

現在，無人機大多為旋轉翼。在機械化戰爭時代，旋轉翼飛機不如固定翼飛機一度是“定論”。1982年，英國與阿根廷爆發馬島戰爭，英國的“謝菲爾德”號驅逐艦被阿根廷“超級軍旗”戰機發射的“飛魚”導彈擊沉，人們得出的結論是“謝菲爾德”號驅逐艦的艦載直升機預警距離短，阿根廷的“超級軍旗”戰機在遠距離發射“飛魚”導彈，預警直升機無法及時發現。因此，一艘航母是否裝備艦載固定翼預警機成為評估其作戰能力的關鍵指標之一。

但如今，旋轉翼無人機擺脫了對跑道和機場的依賴，使其幾乎可以在任何環境下垂直起飛，成就了它的機動靈活、隱蔽待機等戰術特征，過去的劣勢也由此轉變為無可替代的優勢。

同時，機械化、信息化戰爭的需求，推動武器裝備及其系統不斷向高精尖發展。這種發展一方面增強了機械性能、信息共享等優勢，一方面也增加了武器裝備、信息系統的成本和造價。

然而從作戰效能上看，這些高精尖武器裝備與造價低廉的無人機相比，性價比對比明顯。美以伊沖突中，特朗普急于停火，伊朗卻不急切，就是很好的例證。

由此可見，從機械化戰爭到信息化戰爭，戰爭哲學的改變是從“大吃小”到“快吃慢”。而從信息化戰爭到智能化戰爭，戰爭哲學的改變則是從“快吃慢”到“智吃愚”“廉吃貴”。

軍事變革涵蓋軍事技術、武器裝備、部隊編制、作戰方式、軍事訓練、后勤保障等各個方面，一場新的變革絕不會僅僅體現在裝備變化和技術應用上。縱觀歷史，蒸汽機的出現推動了軍事形態向機械化演變，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在軍事領域廣泛應用，則推動了軍事形態向信息化演變。

如今，正在發生的新的軍事變革，其核心技術是智能技術。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被廣泛應用，促使無人機、無人艦艇、無人戰車等在戰場上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是最表層的反映和體現。究其深層制勝機理，其實是衡量戰斗力的指標在發生變化。

與此同時，新的軍事變革帶來的新戰爭風險、新戰爭倫理等問題日益顯著。地緣戰略家基辛格就曾發出警告，認為智能技術對人類安全的風險甚至超過核武器。

以無人作戰平臺的自主性攻擊為例，現有甚至未來的技術，都不可能杜絕其傷害無辜。這其中包含對攻擊目標的特征比對不準確、判別標準不具有唯一性、操作員發起攻擊時操作失誤、通信故障發生誤傷等諸多可能。這不僅會造成風險，也帶來新的戰爭倫理問題：一旦出現誤傷，到底是由操作員、算法和程序的設計者，還是下達作戰指令的指揮員負責？

此外，各國間的軍備競賽也值得關注。近年來，美國年度軍費開支呈現飆升之勢：2024年為8950億美元；2025年為1.01萬億美元，2026年達到1.5萬億美元。美國擴軍備戰帶來的“示范效應”，帶動了全球軍費開支持續增加。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統計，2025年全球軍費開支達到了2.887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總值的2.5%，創歷史新高。

在這其中，很大一部分軍費被投向了智能技術的軍事應用。以美國2027財年為例，僅是投向“人工智能兵工廠”項目的專項資金就達到了295億美元。該項目主攻算力基礎建設，旨在打造新一代智能超級計算體系。此外，6月29日，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簽署了《關于設立無人系統直接報告組合經理備忘錄》，宣布成立新的管理機構，統一負責美軍無人與自主武器系統的管理，以加快無人作戰力量的體系化發展。

因此可以看出，俄烏沖突的久拖不決和美國在伊朗的鎩羽，都是因為戰爭天平已悄然發生偏移。也就是說，衡量一個國家軍力強弱的指標已然改變，新的軍事變革正在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