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高崗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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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之死

作者｜趙家梁（口述）張曉霽（整理）
原載｜《百年潮》2004年第11期

1954年8月,高崗已被管教半年。他寫給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沒有回音。從7月初開始,電臺陸續廣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單,他仔細地收聽著,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來越焦躁不安,終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語,行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現腸胃功能失調的癥狀:腹瀉、消化不良等。但卻拒絕治療。

在中央決定對高崗實行管教的同時,還決定在樓上設一值班室,與其臥室僅相距四五米,并讓我在樓上值班。我住在高崗臥室的斜對面,這樣,可以隨時注意到高崗的每一個微小變化,及時向中央報告,甚至是緊急報告,請求中央趕快派人來和他談話,以免發生意外。但意外還是發生了。

事發經過

8月16日,星期天,晴朗無云,熱氣襲人。

這天沒有學習。高崗吃罷早飯,便在樓上四處走動,從臥室到起居室、辦公室,從走廊這一頭到那一頭,又到值班室、衛士長臥室、秘書臥室……似隨便走動,又像是在察看什么。

上午11點多,李力群從外面回來,匆匆上樓,6歲的小女兒告訴媽媽:“爸爸在房間里弄什么東西,一閃一閃的,還啪啪響。”李力群馬上去臥室,見高崗手里拿著臺燈的電線,站在裝有電插座的墻邊。

“你在這干什么呀?”

“噢,沒什么,看看這插座有電沒有。”

李力群一把奪過電線,又氣又急地說:“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崗很尷尬:“沒有的事……你去報告趙秘書吧,馬上叫人來把我帶走吧!”

“你不是想自殺,我報告什么呀!”

李力群意識到高崗有自殺的企圖,但她怕刺激他,對他不利,所以沒有報告此事。湊巧,這天我輪休,副組長趙光華值班,李力群與他畢竟不如與我熟悉,這也是她沒有及時反映這事的一個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讓高崗脫離自己的視線。

午睡起來不久,忽然不見了高崗。李力群到處尋找,最后發現他在起居室的小樓梯下面。那里是通往樓下大廳的過道,半年來一直封閉著,堆放了許多雜物,布滿蜘蛛網和灰塵。高崗去那里,顯然很反常。

“你是干什么!”

“我沒干啥,隨便下來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那你馬上去報告,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點。

李力群急得直跺腳:“你呀,你呀!”說著,把他拉了上來。

這以后,高崗拉著幾個人打麻將,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沒說。

下午6點,我回到高家,高崗拉我一起打麻將,一直玩到半夜。后來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讓李力群單獨和我接觸,怕她報告白天發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點,高崗勉強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飯,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崗卻毫無睡意,跟李力群談了很久很久。

最近一段時間,高崗經常在深夜與李力群長談,今夜談得更多,情緒也很激動。他講自己的經歷,講近幾年發生的事情,講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說:“我這輩子做了不少對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對不起黨和人民,對不起你的事情。現在,我的問題牽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對得起他們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這半年里,特別是7月以來,高崗不止一次流露焦躁不安、悲觀失望的情緒,多次講過“不如死了算啦”之類的話。因此,李力群還像往常一樣,以為他只是說說而已,并沒有特別在意。她也只是反復勸慰他。

不知不覺間,時間已過了凌晨兩點半,懷著身孕的李力群實在太困乏了,她對高崗說:“兩點半都過了,快睡吧!有什么話,明天再說吧。”高崗重重地長嘆一口氣,說:“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疊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崗卻毫無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動不動。突然,他坐起來,不知從何處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膠囊,迅速塞進嘴里。但,要咽下這么一大把膠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卻發現水瓶已經空了。于是,他穿過洗漱間,來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員要了一杯溫水,一口氣喝了下去。這時,是凌晨3點20分。

他沒有覺察到,在黑暗與匆忙之中,有一粒膠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壓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個大晴天。李力群一覺醒來,已是8點多鐘。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兒:“去把爸爸叫醒。”孩子連叫帶推,高崗毫無反應。她大喊:“媽媽!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驚,急忙撲到大床邊,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崗只沉睡不醒。她驚惶地奔出臥室,猛敲我的房門,大聲呼叫:“趙秘書,趙秘書!快來,快來!”

我當時正在看書,聞聲大驚:“不好,出事了!”慌忙急奔出屋,因拐彎太猛,重重摔倒,爬起來又跑,沖進高崗臥室。接著,董秘書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進來,圍到床邊。只見高崗仰臥在大床上,蓋著一條毯子,呼吸沉重勻均,一動不動。

李力群繼續一邊推,一邊呼喊著。

我摸一下他的脈搏,很沉很慢,掰開他的眼皮,毫無反應。

急促的砰砰敲門聲,沉重的跑步聲,凄涼急切的呼喚聲,驚動了整個大樓里的人們,都匆匆忙忙,慌慌張張,沖向高崗的臥室。于是,我們分別向有關方面打電話,告急、求救。

大約9點半,北京醫院的領導和醫務人員首先趕到,開始緊張而有序地搶救。

大家聚集在高崗臥室外,焦急地企盼著搶救生效。
他的呼吸越來越慢,心跳越來越微弱。終于漸漸消失。

一位醫生將高崗的軀體側轉,發現他身下壓著一粒紅色膠囊,這正是他平時服用的“速可眠”。醫生說:“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險,常用此藥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崗的背部,指著一片紅褐色的斑痕說:“這是死斑,是真死的征狀。”于是停止搶救。此時是上午10點17分。

11點左右,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馬明方、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一起趕到。他們來到高崗床前,看了仰躺著的遺體,聽了管教人員和家屬的簡單匯報,表情凝重,一言未發。臨走時囑咐我們:“弄點冰來,把遺體保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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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右二)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臺上(1949年9月30日)

結論

周恩來總理和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是中午一起趕來的。他們沉著臉,上樓看了高崗的遺體。這時室內和遺體周圍已擺放了許多天然冰塊,沒有什么異味。他們一言未發,轉身下樓,在大廳里坐下聽匯報。

我首先檢討:“我們工作沒做好,沒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務……”

總理揮一下手,意思是不要聽檢討。我便簡略報告了事發經過和搶救情況。總理對李力群說:“你講講高崗服毒前的情況吧!”

李力群也先檢討了幾句,隨后詳細匯報了16日發生的異常情況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況,但是沒有具體講高崗和她談話的內容。

周總理聽得很認真,沒有追問,也沒有責備。他要管教組給中央寫個書面報告,并叮囑嚴守紀律,不許外傳。然后吩咐由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殮厚葬;先要保護好遺體,準備解剖檢驗。

接著,由總理口述,齊燕銘執筆記錄,寫出一個名單:王世泰、劉景范(張鵬圖)、張策、王子宜、董純才、范子文、安志文、馬洪、王光偉、倪偉、烏蘭夫、劉瀾濤、李先念、曾山、張際春、黃克誠、安子文、高克林、張蘇,共19人。
周總理非常細心。在齊燕銘寫到劉景范時,總理說:“劉景范就是那個叫張鵬圖的”;寫到倪偉時,總理說:“你把‘倪’字寫得太潦草,連筆了,不好認。”齊燕銘便在草寫的“倪”字旁邊又寫了一個正楷的“倪”字。

這個名單,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當時在中央各單位工作;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東北工作的,當時在計委工作;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從各大區調到中央各主要部門工作的;第十八和第十九,是總理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當時在最高檢察院,張蘇原在華北工作,當時在最高法院。所有這些人,或是跟高崗熟悉的,一起工作過的,或曾在各大區工作過,當時是中央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干部。

周總理又叮囑說:“就說我召開的緊急會議,務必親自準時到會。”齊燕銘立即去安排通知:當晚8點半,總理在東交民巷8號召開會議,要求必須本人準時參加,但卻沒說開什么會。

那時,總理開會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廳,而且事先都要告訴會議內容;唯獨這次是例外,這么晚,而且是在這么一個地方,還只許本人參加。接到通知的人都有點納悶。

晚上8點半以前,周恩來、陳云、彭德懷、鄧小平、楊尚昆等先后到來,陸續上樓看了高崗遺體。

8點半,人都到齊,靜坐在樓下大廳中央,周總理宣布:“今天,8月17號上午,高崗死了。現在要對尸體進行解剖檢驗,成立監督檢驗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三人組成,楊尚昆為組長,請大家等候檢驗結果。”直到這時,大家才注意到有幾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隨同楊尚昆等一起上樓去了。接著,周總理讓李力群匯報高崗自殺經過情況。

高崗的遺體及冰塊已從臥室搬到值班室,遺體安放在房間中央的一張紅木寫字臺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內的燈全開著,如同白晝。解剖檢驗就在這里進行,整個過程不到一個半小時,進行順利。楊尚昆、安子文只上樓看了一下,便去樓下大廳聽李力群匯報,基本不在場,檢驗快結束時才回到樓上來。

當晚10點多,大廳四面的壁燈和中央三盞樹型玻璃大吊燈全亮著,而通往大廳的長長走廊,則顯得昏暗凄涼。監督小組和醫生們一起下樓,經過走廊,來到大廳。參加會議的人們屏息靜待著,只聽周總理說:“請北京醫院的醫生宣布解剖檢驗的結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醫生站起來,一字一句地宣讀檢驗報告:“發現尸體胃里殘留大量安眠藥成分的沾液;未發現其他異常情況。結論是:死者生前服用過量的安眠藥,造成中樞神經麻痹,以致死亡。”

大約11點鐘,會議結束時,周總理叮囑說:“今天的事,你們沒有傳達的任務,不許外傳,請嚴守紀律。”

人們不禁要問:高崗服用的安眠藥是從哪里來的?經過分析,排除了“外人給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崗自己留下的”。高崗在管教期間每晚服用安眠藥,盡管都是在值班人員監視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膠囊壓在舌頭底下,即使張開咀,也不易發現。在半年之內,要積攢起足以致命的數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是高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準備好而保存下來的。1月間,他曾經把20粒速可眠膠囊親自縫在毛褲褲襠里,準備在被捕后自殺用。這20粒安眠藥以后不知哪兒去了。至于安眠藥藏在什么地方?已成為永遠的謎。

就在高崗自殺身亡的當天,羅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養的毛主席作了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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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一家

安葬

當東交民巷8號大院的緊急會議結束時,已是深夜,人車紛紛離去,大院又恢復平靜。幾個年輕力壯的人用白布床單兜著高崗的遺體,從樓上搬到樓下,平穩地放進停放在東門門廳的棺柩里。

高崗的遺體早已穿戴整齊,就像平時那樣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裝,里穿白色襯衣襯褲,白襪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樞是嶄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發出濃濃的柏木香氣。那是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同志們遵照周總理“善殮厚葬”的指示,從市場上買來的最好的壽材,人們稱之為“六塊頭”,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塊壽板都是整塊的,而不是由板條拼合的。

棺樞內墊襯的東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紙和黃裱紙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幾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鋪墊厚厚的一層,然后在遺體兩側和上面塞得平平實實的。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遺體,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個小伙子把它從地上挪上卡車,費了很大的力氣。

18日凌晨1時入殮完畢,大卡車當做靈車,載著棺柩,緩緩駛出東交民巷8號大院。自從1953年1月高崗搬進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個月。

隨車送靈的,沒有高崗的妻子、兒女和故舊親朋,只有他原來的秘書、衛士長等工作人員。

靈車一直開到北海后街的嘉興寺,將棺柩暫時停放在該寺西院的一間小偏屋里。待安放妥當,東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進行安葬,主要由機關事務管理局辦理,秘書、衛士長等隨行,他們是在完成組織交代的最后使命。高崗的胞兄高崇義于19日從陜北趕到北京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崗的長子21日下午才從哈爾濱趕來,沒趕上為他父親安葬。李力群因過度勞累原本不想去,經勸說,還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點半,高崗的靈柩從嘉興寺移出來,抬上一輛大卡車,蓋上幾片麻袋,車頭沒掛黑紗,沒掛死者的照片,車上沒有鮮花、花圈;送靈的人們也沒戴黑紗或白花,有的扶車幫而站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從外表看,這不過是一輛普通的戴人貨車。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蓋著的巨大而貴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訴人們,它所盛放的絕非等閑之輩。車上的人都神態嚴肅,不說話,更不談笑。卡車駛出西直門以后,便加速飛奔,揚起一片塵土。此時,正是10點多鐘,驕陽似火,熱氣灼人。但卡車在郊外飛馳,路寬人稀,迎面撲來涼風烈烈,使人不覺烈日之可畏。車行大約一個多小時,停在萬安公墓門前,人們一下車,就感到地面熱氣蒸騰。

萬安公墓地處玉泉山下,東鄰頤和園,北靠臥佛寺,這里遠離市囂,人跡罕至,十分幽靜。早年,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把這里當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崗之所以能安葬在這里,是因為周總理有明確指示交

待:葬在萬安公墓,要立碑,只寫“高崗之墓”,不寫立碑人,不寫年月日。

整個墓區地勢是東北高而西南低,低處可見雨水浸漫的痕跡。高崗的墓穴,在墓區中央地段,地勢高,向陽,位置很好。幾個青壯年把高崗的靈柩從卡車上移下來,扛到墓穴處,緩緩放入,掩上穴蓋,安葬就算完成。沒有告別儀式,沒有哀樂,也沒有慟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進行。最后,人們不聲不響地、平平靜靜地離去。這是一個不成葬禮的葬禮,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隊伍。

當人們回到卡車上時,已是下午1點半多了。

當天沒來得及立碑,后來做了一個墓碑,沒有刻寫墓主的名字,沒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沒有碑文,是一個真正的無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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