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理想為什么不能簡化為“渡蒼生”？

文 | 劉夢龍

最近，某部紅色題材電影，尤其是其主創(chuàng)團隊的一些言論，在網上掀起了很大的爭議。這種討論在當代并不少見，今天正逢七一，我們不妨跳出電影本身，來聊聊站在2026年的今天，我們該如何理解共產主義者和共產黨的革命理念。

一

客觀的說，整個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其實是一個充滿了精英，天才，先鋒隊色彩的運動。一個強而有力，英明正確的領袖核心，比如列寧同志，斯大林同志，毛澤東同志，往往是整個社會主義運動成敗的關鍵之所系。

因為如此，很多人主觀上這樣看毛主席，把他看作一位救世主，并如此表述這段歷史。但是，我相信毛主席絕不愿意你這樣看他，不愿看到今天的我們在影視作品中把他和共產黨人表述成救世主。

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是很不容易的，他本質上是一個杰出的學者和革命者，兼具思想和行動上的偉力。馬恩列斯毛等社會主義理論先驅建立的是一整套完整的理論主張，它包含了我們熟悉的馬恩體系下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有一套自己完整的政治經濟社會理念，并主張付諸實踐。

然而僅列寧個人的文集就超過兩千萬字，要理解這樣一整套包羅萬象的理論體系，沒有學者式的鉆研是很難實現(xiàn)的。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領袖一般都有強烈的學者氣質，哪怕一般人傾向于鋼鐵般強硬的斯大林也是取得了黨內論戰(zhàn)的勝利，而毛澤東從來是以哲學王的形象示人的。

無論是蘇共還是中共，在早期往往以黨內論戰(zhàn)的形式來解決理論路線分歧形式，就是這種遺風的產物。但僅有主張是不夠的，社會實踐是更為重要的一環(huán)。列寧創(chuàng)建了列寧式的社會主義政黨，并通過二十世紀各國社會主義領袖使之完善，從而使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從一個單純的理論主張，成為國家發(fā)展實踐的一條重要路線。這就實現(xiàn)了沙龍革命者到國家的建設和管理者的轉變，也真正意義上出現(xiàn)了共產黨員這個概念。

但它當然是有問題的，尤其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普遍勝利在國家機器比較薄弱的相對落后國家。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十九世紀晚期那種沙龍革命者式的學者型精英黨注定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管理這樣一個龐大國家。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不可能人人都是馬恩列斯毛，而在那些識字率都十分有限的國家，這樣的精英黨員可遇而不可求。

在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過程中，自然形成了黨內理論家，黨內精英官僚和廣大普通黨員這樣的等級差異。那么什么樣是普通黨員呢？基于社會發(fā)展的實際，普通黨員更多是結論的接受者，這種結論是一整套經過黨內理論家總結后簡化，往往帶有本土化色彩，便于理解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但即使是普通黨員也可以是共產主義者，他仍然是通過自己的思考和實踐，認同這一套理論，并對這一套理論的社會實踐表示認同，準備身體力行的付諸實踐。

但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政黨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在奪取政權，保衛(wèi)政權的過程中，單純的社會主義主張不得不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主張相結合。因此當它勝利的那天，它的內部早已充滿了大量不同主張的舊體制精英和追隨者乃至投機者。到了這個時候，它已經單純從一種志同道合的理論派系發(fā)展為一種政治身份，而這種身份又意味著政治權力。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每個掌握了政權的社會主義政黨都本能的試圖實現(xiàn)思想的再統(tǒng)一，通過黨內的再教育，再培養(yǎng)來完成轉化。然而客觀實踐上，這個過程普遍的不順利，就像列寧說的，我們把官僚們從門口趕了出去，他們又從窗戶爬了進來。對于那些抱有不同動機的參與者，作為執(zhí)政黨的社會主義各黨派普遍缺乏拒止力，轉化能力也相對有限。這儼然成為一個稀釋的過程，而稀釋到一定程度就意味著變質。

在這種情況下，黨員作為一種政治身份，本質上更多是統(tǒng)治階級的二次篩選。在這個過程中，政治主張是一部分，但隨著時間的發(fā)展，統(tǒng)治機器的不斷擴張，并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其關鍵是通過二次篩選，用一套更加可靠更加簡練的人馬作為更加龐大統(tǒng)治機器的節(jié)點。

這是一種雙重駕馭，形成一種帶有廣泛性，具備相對獨立性和靈活性，便于在固有的規(guī)則之外，隨時轉向的統(tǒng)治機制。而成為黨員只是初步，只有通過工作和實踐，隨著黨員在黨內地位的提升，再通過不斷教育和重重考核，才能最終成為被認可為共產主義者和黨內精英的一份子。

這個機制當然不是一勞永逸的，它也面臨著隱患。那就是隨著黨的組織和行政機器密切結合，不可避免的要面臨官僚化和腐化。雖然通過家法和國法的雙重約束，每一個社會主義政黨都努力通過自凈運動來對抗這種趨勢。

但從長遠來說，這種自我清潔是很困難的。尤其是隨著執(zhí)政時間的增長，整個國家機器不可避免的日益官僚化，執(zhí)政黨的隊伍也無可避免的臃腫化，畢竟這本身就是一個只進不出的系統(tǒng)。雖然理論上存在自我退出的機制，但這套機制在執(zhí)政體系下是不現(xiàn)實的，而被動退出能治貪治腐，卻不能有效的治庸治思想異化。

二

正因為這種日積月累，定期的強力整頓和自我清潔往往是不可避免的，這種運動式的做法既是迫不得已，有利有弊，至今還是帶有爭議的。甚至在一些人看來，這是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徒勞，乃至導致了人們對毛主席晚年實踐的一些激烈爭議。

無論你怎么看待毛主席的努力，都不得不承認任何組織一旦長期執(zhí)政，掌握現(xiàn)實權力，就不可避免會有精英化的趨勢。但革命勝利，或者說革命長久勝利的本色是什么，為什么歐洲的社會主義陣營一推就倒，而中國社會主義的旗幟卻可以始終飄揚，其根本就在于對革命的認同是不是深植于人民之中。

這就是為什么人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始終回應人民萬歲。在客觀上充滿了精英色彩，甚至是英雄主義基調拉滿的中國革命歷史背景下，作為絕對主角的毛主席卻不斷強調社會主義事業(yè)的人民性，壓制其精英性的一面。

把視角從社會主義革命擴大至二十世紀以來的種種革命，答案也是很清晰的。無論這場革命是不是由精英所引導的，但最終它的成敗取決于廣大群眾人民有沒有融入其中，并成為革命的主體，實現(xiàn)由被動到主動的覺悟。那種僅限于少數(shù)精英的被動式前進，要么人亡政息，要么精英階層被勝利的果實所腐壞變質。

這也是為什么毛主席對精英主義始終保持警惕。立于人民之上的精英，久而久之，不可避免要形成自己的利益。一旦他們和人民的利益分離，就必然要出現(xiàn)口號和實踐的錯位，而這就是社會主義事業(yè)腐化變質的開端。

正因為從毛主席開始，中國的革命者主動淡化了自己的救世主色彩，始終強調人民的主體性，這才能導向毛主席所始終主張的六億神州皆堯舜的人民民主事業(yè)。這也是歸根到底，中國革命的主體是人民，服務的對象是人民，實現(xiàn)所依靠的是人民，覺悟的人民是革命之源。

那么，深刻理解這一點，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到底有何必要性？

三

一種理論，尤其是一種宣稱自己能指導人類發(fā)展問題的理論，它的生命力必然要在現(xiàn)實與實踐中體現(xiàn)，要反映在對時代的解答之中。

在我們討論當代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時候，我們無法忽視這樣一個時代背景。那就是從冷戰(zhàn)結束至今，當代依然是一個全球由資本主義主導的時代。即使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依然充分發(fā)展了市場經濟，并在全球經濟循環(huán)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

伴隨著生產力的進步，斗爭的持續(xù)，早期社會主義者的諸多主張實際上已經落地，急迫的生存危機在主要大國，至少是我們身邊已經不復存在。歷史往往是這樣，革命的最終成功，卻消解了人們當初對革命的急迫性。

但在另一方面，如今，我們都已經感受到全球范圍內的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愈演愈烈。伴隨主導冷戰(zhàn)后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西方走向衰落，全球經濟和全球秩序日益走向一種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面。這種情形，尤其是東西方在共性和異態(tài)兩種領域的對比，使得當代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逐漸走出低潮，重新成為人們不可忽視的思想潮流。可以說，如今這個歷史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呈現(xiàn)出一種二元關系。

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全球的異軍突起，固然完成了救亡圖存，民族解放的任務，促使資本主義世界進行了重大改良。但是，受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未能如人們預想的那樣取代資本主義，這一愿景的失敗，最終促使一度興盛的全球社會主義浪潮走向低谷。相反，發(fā)達的資本主義世界不僅站穩(wěn)了腳跟，還發(fā)展到新的高度，將它的生產關系覆蓋到全球，一度主宰了物質和精神兩個世界。

然而，恰恰是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空前勝利，帶來了空前的危機。巨大的繁榮促使了空前的墮落，失去了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壓力，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弊端被充分放大并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尤其是那些過去相對落后的亞非拉國家，比如我國，在經歷了充分的市場經濟發(fā)展和全球化洗禮之后，通過東西方的對比，獲得了前所未見的實際體驗和現(xiàn)實憂慮。

這樣的情形，必然使社會主義的理念再次體現(xiàn)出它的價值，從而由虛空中的理論走向具備廣泛社會認同的現(xiàn)實需求，并驗證經典馬恩式的判斷，即，當資本主義充分發(fā)展之后，必然帶來以社會主義為代表的下一個生產關系階段的開啟。

如果我們站在后人的角度看，上一個歷史階段的社會主義運動，作為一種資本主義發(fā)展帶來的內生危機，確實未能撼動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主體地位，更多是起了一種促使其改良的作用。但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的新型生產關系，或者不管你稱它為什么，為了取代當代已經陷入絕境的新自由主義生產體系，一種新型的生產關系都迫切需要得到闡發(fā)，才能適應當下新質生產力的進步。

可以說，資與社經過百多年的角力，發(fā)展到當下，雖然現(xiàn)實的困難還很多、理論的分歧也很大、前路也遠談不上清晰，但我國作為當代執(zhí)世界生產力牛耳的第一工業(yè)強國，壓力雖大，但成就也大，相應的前景亦大。

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關頭，我們確實處于一個現(xiàn)實環(huán)境越困難、社會問題越突出，轉型的急迫性越強，人們對方案和路線爭議越多的特殊時刻。這樣的時刻，沒有哪一種理論是可以不言自明的，它都要明晰地解答時代的困惑，通過指導實踐取得切實的成果，這才能贏得人們的支持，體現(xiàn)自己的正確性。

由此，舊的理論敘事必須更新，我們應該直面當代人對包括社會主義理論在內的，上一個世紀革命理念的二次審視，和基于當代現(xiàn)實產生的困惑。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進步主義是過去左翼陣營最常見的旗幟。然而隨著它越發(fā)和多元化綁定在一起，風行全球，達到了所謂政治正確的高度。結果就是如今在全球范圍內，保守主義正在全面回潮，人們對當下所謂的進步主義嗤之以鼻。誰在進步，進步去哪里？誰又是進步的代價？

確實，這種情形我們可以解讀成反動的一方扭曲了進步的定義，通過偷梁換柱，摻沙子的形式，篡取了運動的主導權。但隨著深入的辨析和對歷史的回溯，我們恐怕又不能回避這樣一個現(xiàn)實。哪怕從一開始，當最初的進步運動開始的時候，當我們過去認為它還是純潔的時候，早期的社會進步實踐就已經充滿了混亂，分歧。

在龍蛇混雜，泥沙俱下的革命發(fā)展之中，參與者的成分與主張也是多種多樣的。那些被當時殘酷現(xiàn)實所不容許、被經過長期斗爭所鍛煉出的優(yōu)秀一線干部所自發(fā)抵制、被強而有力的英明革命領袖所壓制，卻始終被一層好心辦壞事的薄薄面紗所掩飾，沒有被及時消滅的部分，本就如水入油，也許從一開始就為后來的亂象甚至變質埋下了根苗。

怎樣去區(qū)別和判斷什么是真正的進步，什么是打著左燈向右轉的偽進步，從過去到當代，始終是我們要關注，認清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我認為目前為止，最好的解答來自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浪潮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尤其是對中國社會的深刻洞察與深度契合，是討論中國社會主義問題離不開的思想基礎。

檢驗它的標準是什么，就是上面所總結的人民性。

四

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充分汲取西方的教訓。我們要知道，今天我們熟知的美國鐵銹帶，支持特朗普崛起的龐大失望人群的策源地，并不是出現(xiàn)在08金融危機以后。恰恰相反，90年代末，剛剛取得冷戰(zhàn)勝利，如火如荼的美國就已經出現(xiàn)了鐵銹帶?？梢哉f，只要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是一致的，那么盛世煙花之下一樣可以充滿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國家強盛的宏大敘事和個人事業(yè)的蕭條無望是可以同時存在的，但后者終究會終結前者。

這就是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冷戰(zhàn)結束至今，短短不過三十多年，就從大獲全勝落到滿地狼藉，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而我們的社會看到了這種弊端，也引起了很大的憂慮。

當然，我們有必要理解這樣一點。在長期的政治扭曲之下，歐美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偏轉，他們的人民群眾一方面是本土資本主義的受害者，一方面是資本主義體系下的施害者。這導致他們的人民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不純粹的，是基于剝削第三世界基礎之上的。而我們作為世界的主要生產者，我們的整體利益是我們對世界的客觀貢獻，由我們的人民群眾靠勞動創(chuàng)造的。

要怎樣克服這樣的弊端，當然要始終堅持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人民性，而這又具體體現(xiàn)在能不能讓中國人民真切分享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上。世界第一的工業(yè)國就應該具備世界第一流的生活水平，應該使勤勞的中國人民可以安居樂業(yè)，充分獲得自己勞動價值，對未來有一種正向的期待。

當然，我們要客觀承認，這需要先鋒隊的始終自覺，始終警惕，要長期和官僚主義乃至人性中的天然痼疾作斗爭。但另一方面，經歷了市場經濟洗禮，在全球化進程中，充分看清，乃至實際體會到了當代資本主義弊端，又得到良好教育，具備高素質的新一代中國人，正是希望之所在。

這正是毛主席當初所期待，經過社會主義體系多年培養(yǎng)，在新生產力條件下所孕育出來，肩負歷史使命的一代新人。

時代發(fā)展到今天，面對諸多分歧，各種五光十色的理論，我們不妨堅守這樣一條底線。無論它高舉什么樣的旗幟，它是不是站在人民的一邊，在實踐中是不是真的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這是檢驗我們這個時代一切理論的標準。

即使前路坎坷，迷霧重重，我們之間也充滿了迷惘與分歧，但我們終究已經站在當代世界生產力之巔。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是注定要為自己，為全世界，為整個人類歷史做出一些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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