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哲學思考

文/趙叢浩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105年風雨兼程、碩果累累，不禁引人深思：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答案藏在馬克思主義的智慧源泉中，藏在黨始終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學自覺中。馬克思主義“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頁），科學揭示了聯系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即萬事萬物都處在多重、復雜的關系之中。這些關系并非互相平行或簡單交叉，而是彼此交織、嵌合、影響，遵循對立統一矛盾運動的基本規律。習近平指出：“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很大程度上在于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用辯證唯物主義，觀察時代、指導實踐，從而在正確把握事物之間一系列對立統一的相互關系中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一、普遍與特殊

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集合體。正確認識事物，既要從普遍意義上看，也要結合具體的特殊實際。中國共產黨既是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又是中國的共產黨，扎根于中國大地。中國共產黨105年成就斐然，極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既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又善于從物質與精神、歷史與現實等多維度把握中國的特殊性。

比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錯誤思想一度在全黨占據統治地位，表現在照搬經典作家論述、俄國十月革命模式、蘇聯紅軍戰略戰術等，導致黨和人民軍隊的沉重損失。為此，毛澤東先后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不能機械地研究一般戰爭、俄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應該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正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又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及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等實際，我們黨才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抗戰時期，毛澤東更是明確提出，要“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于是才有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和壯大。

◆凡樹有根，方能生發；凡水有源，方能奔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進程中茁壯成長。圖為刊登李大釗《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新青年》5、6卷原件。

又如，新中國成立后，一度全面學習蘇聯模式。但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單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卻開始暴露出問題，社會上還存在不少各種矛盾，同時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波匈事件等也表明蘇聯模式的弊端。因此，毛澤東提出，要以蘇為鑒，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建設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毛澤東年譜》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第557頁）。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們黨提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更多發展輕工業、農業，國防建設要與經濟建設相協調，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等方針，不僅大大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標志著我們黨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發揮了長遠指導作用。

再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一方面立足經濟社會落后的國情，實施改革開放，取得顯著成績。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強調：“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重大命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在此指引下，我們黨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作出開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重大決策，進一步明確了我們要走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還如，在兩個大局相互交織、相互聯動的背景下，面對現代化浪潮、外來文化滲透，特別是生產生活、工作娛樂方式的趨同，如何保持中華民族的自我、自信，如何開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答案就在5000多年中華文明積淀中形成的中國特色，在于中華民族傳承至今的中國記憶。習近平明確提出“兩個結合”的命題，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突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地位作用，更加強調思想文化等精神層面的特殊性。這既遵循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又順應了人民彰顯民族特性的要求，極大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縱深，也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了深厚底蘊與強大動能。

二、主要與次要

多重關系必然伴隨著多重矛盾，其地位、影響各有不同且不斷變化，因而不能等量齊觀，必須區分好主次。中國共產黨堅持統籌兼顧，善于抓住主流、主線，同時又不忽略支流、支線，展現出高超的政治智慧。

比如，西安事變發生后，如何應對，關系甚大。中國共產黨認為，中日民族矛盾已經是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則是次要矛盾，要積極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最主要的敵人。因此，中國共產黨既充分肯定西安事變“逼蔣抗日”的革命意義，又不把反蔣和抗日對立，大力促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同時部署防范國民黨內親日派的武裝進攻。這樣既團結又斗爭，團結為主、斗爭為輔，不僅將新的大規模內戰風險化為無形，而且對推動國共第二次合作、團結抗日起到了重大歷史作用。

又如，1956年9月開始，國內出現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等不穩定情況。我們黨認真研究這些社會動態，提出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毛澤東強調，革命時期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基本結束，“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頁）。也就是說，在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中，人民內部矛盾是主要的。為此，我們黨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等。同時，我們黨也沒有忘記敵我矛盾的存在，強調要用強制、專政的方式來解決。

◆在不同歷史階段，面對不同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團結領導中國人民接力奮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圖為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再如，改革開放后，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思想和事業，成為統一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意志，沖破“左”的思想束縛和右的錯誤干擾的關鍵點。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并把毛澤東的正確思想與晚年錯誤作了區別。這種科學評價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從而分清了主次、是非，為維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團結，協力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根本保證。

還如，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大論斷。我們黨據此提出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擔負新時代的文化使命，創新和完善社會治理，堅持“雙碳”引領，推動全面綠色轉型等重大決策部署，重點解決人民更加關注的好不好、均不均等問題。同時，我們黨也看到部分群眾基本生活面臨困難的實際，領導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還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這些舉措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三、當前與長遠

事物發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既存在于當前，又時刻都在向長遠演進。當前是長遠的基礎和先聲，長遠是當前的趨向與未來。中國共產黨總是能夠精準地抓住當前與長遠的結合點，既雷厲風行解決現實緊迫問題，又未雨綢繆布局未來，利當前又管長遠，展現出卓越的歷史主動精神。

比如，抗戰時期，我們黨開展整風運動，直接指向抗戰后我們黨面臨的新問題，包括大量新黨員身上存在非無產階級思想、老黨員思想本領不足等，同時也針對歷史遺留的“左”傾教條主義、山頭主義等影響，其根本意圖是在全黨樹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作風。經過學習研究，不僅使新老黨員凈化了思想，提升了本領，而且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全黨范圍內深入人心，實現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為抗戰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又如，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把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經濟建設的重點任務，既是要改變當時貧弱農業國的面貌，又是為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國家安全奠定經濟基礎。我們黨制定過渡時期總路線，把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主體，并編制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同時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由此不僅建立了大量舊中國沒有或能力極薄弱的飛機、汽車、精密儀表等制造工業，而且搭建起現代化的國民經濟體系骨干，為我國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奠定了基礎，實現了新中國增強“硬實力”的良好開端。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立足當前、謀劃長遠，實現了“解決當前突出問題”與“奠定長遠發展根基”的有機結合。圖為1955年12月19日周恩來簽署發布的關于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命令。

再如，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推進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是為了盡快扭轉兩大領域基礎薄弱、水平落后等現實問題，也意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蓄積長期動能。我國制定《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實施“星火計劃”“火炬計劃”等。同時，制定《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教育的結構、思想、內容、方法。這些舉措打破了過去僵化的科技和教育體制，不僅促使我國取得建成第一座高能加速器、每秒運算1億次的“銀河”計算機系統等高科技成果，培養了一大批適應現代化建設的各類人才，而且構建起當代中國科教體制的基本框架，其確立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導向深刻重塑了國家發展邏輯，也為我國邁向科技強國、人才強國開辟了道路。

還如，新時代我們黨制定的中央八項規定，是黨中央徙木立信之舉和新時代管黨治黨的標志性舉措，直接瞄準干部群眾反映強烈的“四風”問題，同時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破題之舉和切入口，最終目標是真正化風成俗，以優良黨風引領社風民風。它開啟了我們黨從作風建設到政治、思想、組織、紀律、制度建設的系統推進，為后續反腐敗斗爭、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等奠定了基礎。我們黨還扎實開展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反復強調要常抓不懈、久久為功，實現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顯著成效，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持續向好。

四、局部與全局

任何事物都是由無數局部有機組成的全局，同時又與其他事物共同構成更大的全局。局部總是全局中的局部，全局的性質、走向極大影響甚至決定著局部；而全局總是局部構成的全局，關鍵局部的量與質對全局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二者一定條件下還可以相互轉化。中國共產黨總是善于從全局出發審視局部，自覺維護全局利益，同時注重發揮關鍵局部的引領作用，以局部突破帶動全局躍升，體現了高超的系統思維和協調能力。

比如，1941年1月，國民黨軍8萬余人置抗日于不顧，伏擊和攻擊新四軍9千余人，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這一事變表面是一場國共雙方的局部武裝沖突，實質是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集中表現。如何正確應對，不僅事關國共兩黨關系，而且影響抗戰走向乃至國際格局。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第一這個大局，在政治上堅決反擊，在軍事上嚴守自衛，贏得了進步人士、中間勢力以及國際輿論的普遍同情，不僅迫使國民黨頑固派有所收斂，有力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贏得國際正義力量的尊重，為中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創造了條件。

又如，1950年美國武裝干涉朝鮮內戰，不僅美軍直逼中朝邊境，而且多次轟炸中國東北邊境地區，還派出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對于僅成立一年、百廢待興的新中國，要不要、敢不敢反擊美帝國主義，首先事關東北國土安全，又牽動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祖國統一大業的全局，還關系到新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以及世界格局演變。黨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經過近三年艱苦戰斗，抗美援朝戰爭取得最終勝利，使帝國主義勢力再也不敢武力侵犯新中國，為國內建設創造了和平穩定的環境，同時奠定了新中國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還深刻塑造了二戰結束后亞洲乃至世界的戰略格局。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治國理政實踐中，善于在紛繁復雜的矛盾中找準切入點，通過局部的重點突破帶動全局的整體提升。抗美援朝戰爭不僅是一場保家衛國的軍事勝利，更是新中國在生存空間、國際威望、發展根基和民族精神上全面“立國”的偉大壯舉。

再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如何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是具體的經濟、外交問題，更是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大問題。我們黨創造性地作出在深圳等局部地區興辦經濟特區的決策，以探索一條正確對外開放、把經濟搞上去的新路。此后，經濟特區的成功促使我們黨逐步擴大開放范圍，包括開發海南島、開放14個沿海城市、將長江三角洲等地區劃為沿海經濟開放區等，還正式把對外開放作為長期的基本國策，逐步形成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

還如，黨的十八大著眼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目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要求，其中的要點、難點是“全面”。而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是全面小康的最大短板。習近平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我們黨聚焦農村貧困問題，提出精準扶貧理念，實行“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緊抓“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把精準脫貧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進行全面部署，最終實現農村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歷史性、全方位地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這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作出關鍵性貢獻，是我們黨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的堅實的一大步。

五、應當與可能

“應當”表達主體的價值追求和目標理想；“可能”標示客觀的現實條件和可行程度。正確的實踐，就是要在客觀可能性的基礎上，積極創造條件，將理想目標轉化為現實。中國共產黨既胸懷遠大理想，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善于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發揮主觀能動性，找到應當與可能的最佳結合點。

比如，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遵義會議，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會上，曾有人提出清算政治路線，但被毛澤東“機智地制止”（《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頁）。這是因為時機尚不成熟。當時黨內的最大共識是改變軍事領導，但對深層次政治路線的錯誤缺乏明確認識。同時，鑒于當時黨內主要問題是軍事問題，確立正確軍事路線必然會有利于此后確立正確政治路線。這充分展現了我們黨在極端嚴酷條件下，對“應當”解決的核心問題與“可能”解決的程度之間精準的把握。

又如，我們黨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但新中國成立后并未急于過渡，這是因為條件并未具備。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基本內容，要求逐步實現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改變了過去經過10到15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這種轉變正是源于當時經濟、政治條件的新變化。一方面，國家已掌握了重要的工礦企業、運輸、批發等國民經濟命脈，國營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占比超過50%；許多私營工商業已被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農村中普遍開展的互助合作初步顯現出優越性。另一方面，土地革命等民主改革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贏得了和平發展的寶貴時機。正是由于萬事俱備、切實可行，我們黨才作出了不等待長期準備即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決策。

再如，我們黨在醞釀和作出對外開放決策時，目標是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裝備、經營管理經驗等，為此專門設置經濟特區。但特區發展中卻出現了走私販私、貪污腐敗、腐朽落后思想涌入等問題，引發對經濟特區乃至對外開放政策的非議和責難。打開對外交往的窗戶，只放進新鮮空氣，不放進蒼蠅蚊子，事實上做不到。對此，我們黨既充分肯定經濟特區的意義，堅持對外開放不動搖。另一方面，嚴肅應對各類問題，既運用黨紀國法，嚴懲違紀違法的黨員干部和犯罪分子，又大力開展精神文明建設，樹立積極健康的黨風民風社風，把負面影響最小化。

還如，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毛澤東指出，要追求“共同的富”“共同的強”。鄧小平則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但過去受限于底子薄、人口多、經濟科技水平不高、地域差距大等因素，我國主要是致力于增加社會財富總量。當前，我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且持續增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更加彰顯，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是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且人口總量基本穩定，已經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備了推進共同富裕的條件。習近平就指出：“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不僅在浙江開展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而且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同時，也強調在此過程中要量力而行，“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六、中國與世界

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不能脫離世界孤立發展。同時，中國作為一個底蘊深、韌性足、創造力強的大國，是推動人類文明繁榮進步的重要動力源。中國共產黨想問題、作決策，既站在世界看中國，順應人類社會發展大勢，又站在中國看世界，主動塑造國際格局，在深刻互動中把握自身發展與全球進步的辯證關系。

比如，毛澤東在農村開辟革命根據地之初，就從國際格局與中外聯系著眼，論證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他指出，在世界范圍內，小塊的紅色政權的產生“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原因就在“地方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侵略，引發“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這既分化、削弱了各路反動勢力，又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促使人民群眾有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從而令紅色政權可以在諸多白色政權的縫隙中生存、發展，最終形成燎原之勢。

又如，20世紀70年代，隨著冷戰的深入，超級大國不斷加強對他國的控制和干涉，而歐洲各國國力的恢復和亞非拉人民的覺醒，使得反霸凌、要自主的呼聲日趨高漲。毛澤東敏銳觀察到國際關系的新動態，超越陣營對抗思維，創造性提出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屬于第一世界，蘇美以外的西方發達國家和東歐國家屬于第二世界，亞非拉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屬于第三世界，而中國也屬于第三世界。這明確了我國在世界中的定位以及應該團結誰、反對誰，對指導我國外交工作，堅持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努力建立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各國和其他類型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再如，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更多的是“引進來”。世紀之交，黨中央根據經濟全球化趨勢和我國改革開放愈發深入的新形勢，提出并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戰略，強調兩者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缺一不可。2001年11月，我國經過15年艱難談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外資“引進來”創造了更加穩定、透明的制度環境，也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舞臺。這促進了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使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更加清晰，推動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

◆中國始終站在歷史正確與人類進步的一邊，攜手各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圖為習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

還如，2013年，習近平提出共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這一倡議著眼于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高度關聯的實際，是我國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依托。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符合我國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的需要，既促使中西部地區成為新的對外開放前沿，縮小了東西差距，又推動優勢產業國際化以及自貿區、負面清單等制度創新，開辟了經濟社會發展新空間。同時，這一建設有助于加強我國同亞歐非等世界各國的互利合作，有助于打造經濟全球化新引擎，形成全球治理新模式，促進文明交流互鑒與民心相通。“一帶一路”倡議源于我國，又影響世界，彰顯了我國在實現自身繁榮發展的同時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的大國擔當。

篳路藍縷，正道滄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其哲學真諦在于始終運用辯證唯物主義這一真理性武器，在正確處理歷史洪流中的各類對立統一關系中準確把握歷史脈搏與人民期盼。展望未來，只要我們堅持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哲學，就能在新征程上續寫更加壯麗的史詩。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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