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原創文學，就是一場豪賭

入行七八年，前幾年在營銷崗，兩年前轉到編輯崗。面對做書這件事，有太多不可名狀的幸福感、獲得感，也有數不盡的委屈。如果真的要認真審視的話——做書，去做就好了，沒有勝利，也沒有失敗，是一本本具體的書、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這段經歷，也豐富了這段經歷。

01

初識李靜睿（以下簡稱阿花），是2017年。那一年，還在上學的我遭遇到人生的至暗時刻，彼時，阿花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北方大道》。

此前斷斷續續讀過阿花一些作品，但更強烈的認知來自于微博上那個鮮活的“茨威格死于昨日世界”。新書出版時，出版社有安排阿花簽名，其中有一本簽著“做時代的反義詞”的簽名本，在她的微博上做轉發贈書。當時我無暇顧及和知曉這些，一位好友轉發留言“朋友最近遭遇了不好的事情，想抽中這本書送給她”。吸引了阿花，她決定取消抽獎，把這本書送給好友。好友寄給了我。

于是，這本書到了我手里，我很快就讀完了，讀完寫了一篇書評，編輯和阿花也有所感觸，發在了理想國公眾號上，我也因此和阿花加上了微信。

在我至今都不敢去回憶的時刻，為什么還會去讀書？甚至讀完還會寫長書評？我無法解釋。但那段時間，我還讀了《壽美子哲，越過山去》，也寫過很長的一篇書評，還將這本書送給了爸爸。所以說，書能陪伴人走過很艱難的時刻，不是渲染，不是美化，于我而言，是事實，是過去式，也是現在式，好像也會是未來進行時。

接下去這些年，阿花每本新書，我都會去讀。在我看來，阿花不僅是作家，也是名副其實的“讀書博主”。看完《死于昨日世界》，我第一時間打開了《我的天才女友》，她的微博上也時常推薦好書，轉發量很高，具有一定的帶貨能力，所以后來工作，進入出版社做營銷這些年，我也會偶爾給她寄書。

就這樣，我們的聯系并不頻繁，似乎也不熱情，但她來杭州做線下活動，我都會去現場。關系的再度拉近，是從我轉到編輯崗開始。

02

還沒進入出版行業的時候，我就毫不掩飾自己對原創文學的熱愛，進了出版社，就更加不掩飾了。2023年，我在營銷工作之外，嘗試著做文學編輯，次年5月，正式轉到編輯崗。

幾乎是開始業余做編輯的同時，我就以“約稿”的姿態聯系了阿花。那時她正在創作這部長篇，幾個月后這部作品完成了。2024年6月，我在北京和她見了面，當晚收到了這部長篇小說的初稿，回程的高鐵上，我讀完了它，除了對故事的結尾有些困擾外，我非常喜歡這部作品，也第一時間反饋給阿花。

2024年11月，我在通過社里年度選題后，給阿花去了一封信，敲定了合作，她也同步修改，2025年6月定稿，圖書也進入到編校流程。

這本書稿就是《刮風下雨》，一個聚焦四川自貢林家三代人的故事。書名是四川麻將的經典術語，牌桌上的“刮風下雨”，是轉瞬即逝的機遇、可盼可及的贏面，而落在作品中，是時代翻涌的浪潮，是命運無常的轉折，是上山下鄉、進廠下崗、離異遠走、死亡別離等幾代人所經歷的人生風雨。阿花未曾丟棄一直以來所關注的人的尊嚴，只是用一種更加輕松的寫法、輕巧的結構和她熟悉的最適合這部作品的語言來講述這個四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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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編輯這部稿子并不容易，但出書后這些記憶開始模糊，和作者逐字討論，甚至爭執的過程也不記得，只有翻看聊天記錄時才能有印象。或許這就是做出一本書之后的治愈感和眩暈感。還挺幸福的。

在做書的過程中，有這樣三件稍顯吃力的事情。

首先是語言。

我曾天真地以為四川方言是西南官話，不會有人讀不懂，結果復審老師和終審老師都表達了對方言使用占比的困惑。于是三審結束后，我和阿花開始調整小說的語言，這個過程還挺像一場拉鋸戰的。我先是翻著《四川方言詞典》一一去核查四川方言的正確性，緊接著把部分不需要使用到方言語境的片段剔除，又找了四五位四川朋友幫忙解釋核查不到的方言，最后和阿花一遍遍地對方言的表達、語境和語感。出書版本較之前，刪除了約30%左右的方言比重，方言是這本書的特色，但不能成為阻礙，要像融化在湯里的鹽分一樣，品嘗得到，但不會覺得硌牙。

其次是封面。

這個故事看似輕松實則并不輕松，從20世紀40年代到1997年，很沉重的一段歷史，要如何體現這個封面呢？它不能悲、也不能喜，琢磨了很久，我找了插畫師畫了小說中的幾個經典橋段——年輕的婆婆和林桂軒在屋頂上跑、兩位女性在山頂種土豆、舞廳的開放、《第二圓舞曲》的響起等，又用鮮活的顏色點綴起這些。和方言一樣，這個封面也在努力消解時間的逼仄。

最后是那個結尾。

從最初讀到時就略感困惑，到審稿時還是覺得太平淡了，我一直想和阿花商量調整，卻又一直找不到更好的處理辦法。直到某天晚上讀二校稿（第四遍讀起這個故事）時，突然被這個結尾打動了，立刻給阿花發消息——“我理解了結尾的松散”“因為老百姓就是這樣的”“晃悠晃悠地過”“高潮過后回歸平靜”“我們現在自己也是，非常憤怒非常開心非常想逃離或者非常想靠在一起，但最終還是平靜地、孤獨地，一天天過去”。

很希望讀者能讀到那個結尾，以及體會到我這種悵然又有點勁兒的感受。

03

更多的勁兒，是圖書出版之后讀者的反饋帶來的。

第一劑，來自杭州尤利西斯書店的老板胡一刀。刀哥看完后發朋友圈高度贊揚，也給我發消息傳遞他的激動，還迅速又買了30本。他的原話是這么說的——“我怎么能想到《刮風下雨》寫這么好？比《活著》好，比《許三觀》長。看哭了好幾次。怎么比呢，就是小說里的《椒麻堂會》那個水平吧。”這段話給了我很大的觸動，同樣也打動了阿花。

4月，阿花來杭州做活動，我們就去了尤利西斯書店。那天晚上，活動現場被布置成舞廳的模樣，活動前有人彈起了鋼琴，還原了這些小說中的場景。現場來了80多號人，坐得滿滿當當，聽得認認真真，刀哥說“文藝復興了朋友們”“是文學的盛宴沒錯了”。那個周六，我從早上8點就有工作，在活動現場，上午一場、下午一場、晚上一場，但到了十點多，身體疲憊到不行，但精神還在蹦迪，共享這一刻的“文藝復興”。

后續的很多鼓舞來自豆瓣的真實返評。這些陌生的id都在為本書注入新的注腳：很陌生但又可以理解會意到的四川方言使得語言非常的生動，特別好（西窗隨筆）；謝謝阿花，一直想寫也持續在寫的阿花。 語言太好了，故事和故事里的一個個人物也好。駕輕就熟，深深淺淺匯流于中（明亮的黃）；越是微小的道理越是有力量，比《慎余堂》輕，但內核不變，別怕時代變化，別怕刮風下雨，去種自己的樹（_陳啊陳_）；侯蘭青老師是我近期最喜歡的小說女主角（別格莫特）；相當過癮，沒有累贅的推薦序和后記，上來就干脆利落擺起龍門陣。女人們都扎勁兒得很，男人們……算球了，不說了（魚皮）……

5月，《給阿嬤的情書》走紅，有讀者看完電影后想到了小說中的侯蘭青和費寶芬。豆瓣上，@蘋果熊卓寶留下“婆婆和寶芬，讓我想到淑柔和南枝……”的評價；小紅書上，@桑白的小書房覺得“在那樣的年代，在那樣的關系中，她們因著一起在山上種地的日子，因著對同是女性的柔軟與惺惺相惜，仍然真真切切地惦念對方，真心盼望對方好。就像《給阿嬤的情書》里的南枝與淑柔，這種女性之間的情誼實在令人觸動。”

04

在編輯出版過程中，讓我觸動的不只是女性的情誼，還有小說中那幾個微妙瞬間。

第一次，是1956年婆婆發現自己再次懷孕，決意去衛生院“處理”的那一段。

路上，先是褲腳被小狗抓爛，后是兒子掉進潲水缸，最后被一個還俗的道士攔住，神秘地說她“頂上有星，身上有喜”。那個差點沒能降生的孩子，就是故事敘述者“我”的父親。

這個場面在詼諧之余也讓我感受到和命運一樣強大的東西——“生活”，用最細小、最偶然的方式，在處理人世間的每一段因果。

第二次，是林沙沙花光下崗買斷的錢買了一架舊鋼琴的那一段。

二十二歲，下崗，父母離婚，前途茫茫。在這樣的背景夏，沙沙戴著金鐲子，養著兔子，用那筆“買斷人生”的錢和姑姑一起買了架舊鋼琴，在《第二圓舞曲》的旋律中找屬于自己的“圈圈兒”。

“外頭再怎么刮風下雨，我們還可以在屋頭耍刮風下雨。”這畫面不只呈現了四川人的豁達，還有一股代際女性之間的幫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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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次，是婆婆侯蘭青在晚年說出“我要開舞廳”那句話的時候。一個從“南開小姐”變成“橫街子侯老師”的女人，一個在丈夫的私生女突然出現后依然平靜地給來客抓了一把糖的女人——她說她要開舞廳。

由此，屬于所有人的搖曳出現了。

其實，《刮風下雨》最開始不叫這個書名，它叫《第二圓舞曲》，是文學雜志《鯉》推出的文學比賽——首屆伏筆計劃的41號作品，并進入決選名單。在決賽現場，《第二圓舞曲》以其扎實的敘事、獨具地方特色的語言和結構層面的野心獲得了格非、曹保平和路內三位評委的一致肯定。格非認為，這部作品寫得非常厚實、熟練，帶有強烈的生活氣息，尤其是人物刻畫得很傳神，雖然寫的是老地方、老事件，但仍創造出不少新東西。

同樣入選伏筆計劃，并最終拿下首獎&最佳完稿獎的《伶仃世》也在今年春天推出，當我讀完同輩人索耳花了六年時間寫的這部作品時，發出深深的感慨——小說并不厚，但讀起來并不輕松，四組故事呈現出不同的語言質地，它是受阻的、潮濕的、有韻律的，方言不影響它的閱讀，是語言攔著大家不讓一口氣讀完……

而《鯉》最重要的元老創作者之一周嘉寧推出了最新長篇小說《永結無情游》。我在閱讀的過程中被其中一句話戳中淚點。友誼、愛情、少年、此刻，似乎所有的東西浩浩湯湯都回來了，帶給我無限的慰藉，可謂“醒時同交歡，醉后各分散。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

那句戳中我淚點的話是這樣的——“癡迷過的東西，終于等到親手觸及之時，已經太遲，我們被一起卷入不可挽回的衰敗期”，可那又怎樣呢？年輕的和不再年輕的原創小說家都在寫著自己更好的作品，文學編輯們就繼續去做就好了，不再期盼勝利，也不懼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