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法律，何以彰顯中國智慧？

中國的古今連續性、中華文明與政治成就，和“民族團結”緊密相關。

從比較文明史和比較現代化史來看，國際學術界一直試圖解開古代中國“大一統”與文明超強連續性以及中國式現代化奇跡背后的政治謎題。

今年3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并將于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以下簡稱“團結法”）很大程度上回應了這個疑問，并給出了答案：中國的古今連續性、中華文明與政治成就，和“民族團結”緊密相關。

▲上圖為獨龍族群眾通過藤蔑橋的資料照片；下圖為獨龍江鄉白來感恩大橋。獨龍族是我國28個人口較少的民族之一，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少數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獨龍江鄉。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和云南省以整體推進的思路對獨龍江鄉進行集中幫扶，使當地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2018年，獨龍族整族脫貧，實現“千年跨越”。圖片來源：新華社

（一）世界主要國家對民族團結的追求

中國的民族團結進步立法，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在形成與發展規律的法律表達，同時也體現了人類追求政治團結與國家秩序的普遍心理與制度實踐趨勢。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是中國憲法的內在追求，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主要目標。“團結法”是新中國立法史上首次為“中華民族”立法，也是2018年“中華民族”寫入憲法后最集中、最系統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行的綜合性、基礎性立法，由此奠定了中國民族政策與法律以增進中華民族共同性為導向的法治精神。6月24日上午，國新辦發布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民委主任委員巴音朝魯在介紹“團結法”時，用兩個“第一部”、三個“首次”標定這部法律的分量——30多年來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的第一部法律案；30多年來第一部設置序言的法律；首次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寫入法律；首次從法理層面闡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等核心概念；首次在法律中明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格局。“團結法”序言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始終堅持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大一統信念”以及“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這就將“團結法”所體現的文明傳統、政治信念與法治取向進行了民族共同體的法理提煉，將“國土”“國家”“民族”“文明”進行了一體整合，從而凸顯我國民族團結進步立法的歷史與法理正當性。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演員在文藝展演活動上表演。圖片來源：新華社

“團結法”通過后，海內外輿情反應強烈。有表示贊賞、表現出研究和借鑒興趣的，因其對中國的“大一統”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成就之背景和根源，懷有同理心、理解態度和實踐層面的認同感，并將自身民族治理與國家現代化進程與中國的民族治理經驗相比較，試圖從中國模式中交流互鑒、汲取營養。但也有民族分裂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持續抹黑攻擊“團結法”，以過度意識形態化、過度民族主義化、過度人權本位化的固有立場與偏見，指責這部以民族團結為主旨的立法是“強制同化法”“民族身份認同壓制法”“民族文化滅絕法”等。抹黑與批判者，沒有充分理解與尊重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經驗與治理規律，也無視了人類社會在不同文明背景與民族實際條件下，共同追求“民族團結”的普遍努力和互鑒需求。民族團結是國家統一和國家現代化的前提與基礎，是多民族國家實現歷史與政治和解、探索自主現代化道路并實現與其他文明、民族、國家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政治秩序條件。一味詆毀攻擊，不如將“團結法”作為人類社會探索“民族團結”的制度樣本加以尊重、研究和互鑒，方為看待“團結法”的合理立場和有益方法。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拉爾職業技術學校，“95后”援疆教師指導學生。圖片來源：新華社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從政治人類學角度來看，人類社會的政治聯合呈現出遞進發展的趨勢，從族群、酋邦、部落到國家是一般的成長演化軌跡，而國家形態又包含和孕育了帝國。特別是在西方近現代歷史上，民族國家由相對理性成熟的民族主義和自由民主價值觀共同奠基，并在殖民化與全球化過程中催生出殖民帝國、世界帝國形態，形成“民族主義”“民族國家”“帝國”的復雜糾纏與循環往復結構。這是西方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民族敘事。但西方民族國家范式下，民族團結問題一直未能妥善解決。從歷史和結構來看，存在著內部國家秩序上的強制同化（民族“大熔爐”）與文化多元主義（族群多元與和諧取向）的左右搖擺振蕩，以及外部殖民帝國秩序上的文明等級制和世界民族關系的不平等。西方國家的愛國主義、公民教育、社會規范與戰爭倫理范疇均有民族團結的因素和制度安排。西方民族主義的發展催生了一種與國家主義理性傳統與權威傳統相結合的“國族主義”，以國家理性和政治共同體的整體秩序對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去國家化”離心傾向進行思想和政治再平衡。

▲法國巴黎埃菲爾鐵塔。圖片來源：新華社

因而，西方民族團結的價值正當性除了傳統保守主義的支撐之外，還有現代國家主義的支撐。這就使得“民族團結”與“國民團結”“國家團結”“國家統一”等國家主義價值理念緊密連接起來。法國民族國家史上就出現了“國民團結”（solidarité nationale）的概念和制度傳統，這里的“國民”指的不是法國的多元族群，而是作為整體的“法蘭西民族”或“法蘭西人民”，而法國政府具體落實“國民團結”的一系列政策，則體現為公民教育與社會團結的社會政策體系。法國是“公民民族主義”或“政治民族主義”的代表性國家，其民族團結理念和制度傳統更加凸顯啟蒙建構主義理性，特別是盧梭主義的公民宗教與美德共和國路線。德國的民族團結理念和制度傳統，則更趨保守化和文化傳統的秩序依賴，更加偏向和借助于文明歷史和民族精神作為構建現代國家共同體的規范基礎。德國的保守型文化民族主義及其民族團結路線，在經歷德國統一、帝國整合與一戰、二戰的戰敗國慘痛經歷后，特別是經歷納粹法西斯主義暴政之后，走向了以人權反思為基調的憲法愛國主義，對民族團結、民族復興等范疇與目標缺乏清晰回溯和政治肯認。但近些年隨著德國國力增強及在歐盟內部領導權上升，其右翼政黨如德國選擇黨的民族團結取向有所發展，但也日益遭受到德國基本法框架中“防衛型民主”憲法保障機制的警惕和限制。整體來看，西方自由主義與全球主義在整體退潮，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強勢興起，國內移民沖突與族群矛盾催生對民族團結、政治和解的渴望和制度追求，但也面臨著種族主義因素干擾和撕裂，無論是民族同化的“大熔爐”政策還是多元文化主義的族群和諧政策，都不能走出一條解決民族問題、實現民族團結與和解的正確道路。

▲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弗洛伊德廣場上的紀念畫。2020年，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在一名警察膝下艱難發出“我無法呼吸”的哀求，最終死亡。圖片來源：新華社

特朗普主義加速了西方世界反移民與種族主義復歸的風險和趨勢，反而對西方國家的民族團結基礎和自由民主憲法秩序造成了道德侵蝕、帶來了制度硬傷。這種民族主義的種族主義化，攜帶法西斯主義的極右思想苗頭和危險性，刺激西方各國內部開始深刻反思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范式的弊端，并對中國通過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民族政策路線，實現多元一體的民族共同體構建和國家統一基礎的制度塑造，表現出日益增長的興趣和理解意愿。“團結法”出臺后，民族分裂勢力與外部干預勢力的抹黑攻擊，實際上不能代表西方的全部，也不能為真正解決西方民族問題找到正確道路。從全球范圍來看，西方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給世界各民族帶來深重災難，制造了諸多的民族、宗教沖突和地緣政治矛盾。脫胎于殖民地的新興國家，在民族治理與國家現代化路線上又受到西方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范式的深刻影響和塑造，產生普遍的制度模仿行為，但囿于內部民族團結基礎薄弱和外部的新殖民主義、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共同抑制，長期陷入內部民族紛爭和外部發展權受限的現代化困境之中。西方國家自身也未能幸免于民族和族群撕裂難題，這一方面來自于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范式的固有局限性，強制同化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兩極振蕩無法帶來真正可持續的民族團結與和解秩序，另一方面則遭受到后殖民與全球化進程中愈演愈烈的“移民潮”挑戰，再疊加“難民潮”問題，造成西方國家民族團結與社會秩序的極限受壓和泛多元化解構效應，倒逼西方國家的右翼保守化甚至法西斯化。作為殖民宗主國的西方國家與作為前殖民地的新興獨立國家，均沒有真正解決民族團結問題，沒有探索出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2018年4月，希臘雅典以北約86公里處的里措納難民營，一對夫婦照顧孩子。圖片來源：新華社

（二）民族團結，各國治理難題與對策 當今世界，民族團結問題日益上升為全球性的普遍治理難題，也是現代化與全球化進程中的身份政治難題。美國在冷戰后經歷了世界帝國秩序下的文明復興和帝國重建過程，美國國家身份、民族特性、文化安全與社區價值觀穩定性日益陷入危機并受到思想家與政治家重視，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就代表了一種泛基督教保守主義的美國民族主義思想和政治路線。但一國的民族團結與文明復興不能以本國的絕對優先、絕對安全以及國內秩序上的種族主義化為可靠的規范性基礎。英國在“日不落帝國”謝幕、民族國家收縮性重建、蘇格蘭分離運動及移民、難民多元性沖擊下，經歷了“脫歐”、反移民等政策過程，側重以公民教育、社區團結和“英國人的共享價值”（British shared values）為核心重建國家秩序的民族團結基礎。法國的“國民團結”政策內涵長期以來主要體現為國家對國民個體的經濟社會救助與凝聚，具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工農勞動階層團結主義的妥協折中性質，而馬克龍政府進一步以共和國價值觀教育、社會福利改革、法國主權重建與戰略自主政策推行，試圖重塑法國的民族團結基礎。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經歷過“休克療法”的市場自由主義震蕩，于普京上臺后轉向文明復興和帝國重建，突出俄羅斯價值觀和精神主權，并積極追求聯邦主體的共同性構建以及俄羅斯民族團結的歷史文化基礎與制度保障。俄羅斯總統普京于2025年11月5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民族關系委員會會議上，支持將2026年定為俄羅斯民族團結年的提議，并指示制定相關決議草案。2025年12月25日，普京總統正式宣布2026年為俄羅斯民族團結年并簽署相關法案，可謂“俄羅斯版的鑄牢法案”。非洲國家對民族團結與發展的追求是非常強烈和持久的，因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非洲的歷史侵害及其后遺癥非常嚴重。今年是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發布40周年，非洲國家對國際人權法體系中的“發展權利”有著非常凸顯的理論和制度貢獻，非洲自身也制定了《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以民族團結、政治和解及經濟現代化作為非洲國家制度與聯盟秩序的基石。拉美國家長期遭受歐洲殖民主義和美國門羅主義的壓迫和欺凌，其民族團結、國家統一與現代化建設面臨重重困境，特朗普的“新門羅主義”肆意踐踏拉美國家主權、民族團結和發展利益，進一步刺激拉美各國對民族團結與自主現代化道路的渴望及追求。（三）民族團結的中國方案與上述國家相比，中國的民族團結得益于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和中華民族共同體五千多年歷史中形成與發展的寶貴經驗，這就是“團結法”序言提及的“大一統信念”和“民族團結”生命線。“團結法”既解決自身民族團結問題，也為世界各國解決民族團結與現代化發展難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安徽省援藏干部為西藏錯那市的貢日門巴民族鄉斯木村干部群眾講解莓茶采摘技術要求。圖片來源：新華社

中華民族自身多元一體，維持長期的大一統國家秩序，彰顯了中華文明與中國人民的民族治理智慧與民族共同體的團結韌性。這是非常寶貴的民族遺產和治理智慧，我們通過國家立法加以確認、傳承和發展，這完全是中華民族的主權立法和正當發展權利，外部勢力根本無權干預。同時，“團結法”也有著深刻的政治意識和斗爭意志，設有反干涉與涉外法治斗爭的原則條款，以及制裁與懲治外部干預行為和破壞行為的域外管轄制度，并對該法的全面準確實施設定了全方位的機構、職責、程序、問責與法律懲罰機制。更進一步，“團結法”將民族團結與民族進步統籌規定，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民族進步是各民族和全體中國人幸福生活的共同事業，民族團結進步構成了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之當代中國治理現代化與高質量發展的政治團結基礎與發展動能。“團結法”以七章65條的體例和篇幅，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與治理經驗、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的民族工作與民族政策寶貴經驗、中國憲法中涉民族條款的規范內涵與制度目標以及世界民族治理與發展的一般規律及需求加以統籌結合，既是中華民族團結進步的法律時刻，也是世界民族治理與民族團結進步的中國答卷和中國貢獻的集中體現。

▲法治是新時代筑牢民族團結進步根基的強大動力。圖片來源：AI制圖

總之，“團結法”緊緊抓住“民族團結”的生命線定位和意義，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經驗法律化，將黨和國家民族政策經驗法律化，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法律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系統完整的法治保障。中國的民族團結進步立法模式與實踐成果，構成中國民族團結的法律樣本，必然是對人類社會追求民族團結與和平發展長期理想及其實踐路徑的創造性探索和有力引領。

（來源：“道中華”微信公眾號 作者：田飛龍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國法學會民族法學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