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為何稱自己是木匠“博士”？

文/梅興無

新中國成立之初，李先念主政湖北。一次他到黃陂縣調研，縣長劉振歧請他給全縣水利工程大會作報告。他說，今天在座的有不少人是專家，在水利工程上我是外行，還得請你們多幫助。但你們不要瞧不起我，你們是博士，我也是“博士”，而且十幾歲就當了“博士”，不過那是木匠“博士”。會場上頓時發出一陣會心的笑聲，因鄂東人習慣把木匠稱作“博士”。身為黨和國家卓越領導人的李先念，其木匠手藝在革命生涯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

以“博士”身份為掩護，從事早期革命活動，誓言為舊社會打“棺材”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黃安（今紅安）高橋鄉李家大屋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從7歲開始，他就隨父、兄下田干活。父親李承元見他聰明伶俐，就送他上了私塾。3年私塾讀完，滿指望能到高橋學堂繼續讀書，可由于家境貧寒，只好輟學。父親對他說，百藝好藏身，去學博士吧，博士口長在別人鍋里，除了工錢外，還能吃個飽飯。

就這樣，12歲的李先念先后師從3位博士師傅學藝。最先跟三姐夫袁傳祖學，可不到一年，袁傳祖一病不起，他只好回到家中。母親讓他又拜本村一位博士為師，可當地有個吳姓惡霸經常找李先念的碴，母親擔心兒子吃虧，便沒有讓他繼續學下去。第三位師傅叫袁學福，李先念跟他學藝時間最長，關系也最密切。

袁學福家住黃陂縣塔爾鄉葉家田村袁家灣，離李先念家鄉李家大屋只有5華里。袁學福祖輩四代是博士，跟李先念還是表親，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技藝傳授給李先念。李先念聰明、悟性高，勤奮好學，很快就出師了。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這樣回憶：“我們幾個人當中，有的家與先念同志的家只一河之隔，兒時就知道先念同志的名字，聽說了他為窮人打抱不平的事跡。凡是窮苦人家求他做木工活，他都熱情相助；而對地主豪紳家，他卻不情愿去干，就是干了，也不認真，還要他們多付工錢。他這種愛憎分明的立場和樸素的階級感情在窮人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人們都親切地稱他小李木匠。”

◆青少年時期的李先念做木工時使用過的鋸子。

1924年，黃安、黃陂一帶遇到干旱，老百姓的日子不好過，手藝人的活計也很少。袁學福就到漢口球場街一個遠房親戚開的壽器店（棺材鋪）謀了一份差事。他本可把這份差事留給自己的兒子去做，可他偏偏給了李先念。去漢口的那天，15歲的李先念感激地望著師傅，用手抹去臉上的兩行熱淚。

在漢口做工期間，李先念與市民、民工廣泛接觸，夜間還到江邊碼頭打短工，親身體驗到社會底層人民群眾的疾苦。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李先念目睹了北伐軍的革命風采和受到群眾熱烈擁戴的場景，思想受到了很大觸動。他聽說家鄉黃安的農民運動也搞得熱火朝天，就在漢口再也待不下去了，卷起鋪蓋卷，只身返回黃安。

在共產黨員王鑒的影響下，李先念在高橋農民夜校接受了共產黨的教育，積極投身到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之中，并在是年冬加入了共青團組織。1927年春，高橋區成立工會，由于李先念工作熱情高，又在漢口當過兩年多工人，見多識廣，被選為工會主席；又因他做博士走鄉串戶，聯系群眾，1927年夏他又擔任區農民協會執行委員。他帶領受苦的工友和農友同當地的豪紳地主作斗爭，有的豪紳譏笑他是“一個打棺材的”，他挺直腰桿響亮地回答：“說得對，我就是為舊社會打‘棺材’的！”1927年11月14日凌晨，李先念帶領高橋區的農民武裝參加了“黃麻起義”，是年底經韓爽先、李澤信兩人介紹，李先念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之后，經區委指派，李先念回到師傅袁學福家。白天，他以博士身份作掩護，手拿斧頭，同袁學福一起干木工活；夜晚，手握槍桿，到各村開會秘密串聯群眾，從事革命活動，組織游擊武裝，以紅馬寨為活動中心，搜集敵軍情報，巧妙地打擊敵人，熬過了許多不眠之夜。

一次，李先念在做木工時，不慎把藏在腰間的手槍掉在地上，袁學福見到大吃一驚，問：“你這是么回事？你到底要做么事？”李先念只好如實相告：“師傅，我怕您擔驚受怕，就沒敢告訴您。我已經參加了革命，干的是正經事，打倒地主老財，讓窮人翻身。白天我同您一塊上工，夜晚就去開會、搞活動。”

袁學福了解徒弟的秉性，相信他不會走歪門邪道，只是囑咐以后千萬要小心謹慎，別惹出麻煩事來。為了李先念的安全，袁學福還在自己家里做了夾墻，挖了地洞，備了干糧，以防出現險情時，好讓李先念躲避藏身。

果然，一天深夜，全家人正在沉睡之中，袁學福被“咚咚咚”的敲門聲驚醒。他趕忙推醒李先念，讓他鉆進夾墻的地洞里，然后才把門打開。團防隊的人一擁而入，用槍頂住袁學福：“你徒弟李先念呢？”袁學福說：“他回李家大屋去了，這兩天沒有來。”團丁們在屋前屋后、里里外外像篦頭發似地搜了一遍，沒有發現李先念，兩個團丁還爬上閣樓搜查，把一根粗大的圓木拋下來，砸在被窩里袁學福的幼子頭上，奪去一條鮮活的小生命。幾個團丁沒事人一樣揚長而去。袁家人老老少少頓時哭成一團。

袁學福掩埋幼子的那天，李先念哭了一個多鐘頭。袁學福和妻子倒轉來勸他不必痛苦與自責，師傅全家人都把這筆血債記在了壞人的頭上。痛定思痛，李先念說：“師傅，我們窮人要想不受欺負，要想有飯吃、有衣穿，就得起來鬧革命，同壞人斗！師傅，跟我們一起鬧革命吧！”袁學福點了點頭。

這一年，李先念牽頭建立了共青團支部并任書記，他發展了袁學福、袁學剛、袁學集、袁學魁、袁學發等一批人為共青團員，經過他的努力，附近的8個鄉都成立了團支部，團員發展到200余人，僅袁學福所在的葉家田就有30多人參加。

1929年春，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李先念擔任了九龍沖鄉的游擊隊長，工作更加繁忙，沒有精力再做木工了，成了一位職業革命者。1931年6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決定在黃安縣、黃陂縣交界處成立陂安南縣，李先念擔任縣委書記、縣蘇維埃主席。1931年10月17日，陂安南縣蘇維埃政府召開“擴紅大會”，李先念在大會上說：“這次參軍，我帶個頭，首先報名。”會后，他帶領300余名青年參加了紅軍，被編入紅4軍第11師第33團，吳云山任團長，李先念任團政委。

袁學福動員兩個弟弟袁學剛、袁學強以及李先念的博士師兄弟共十余人，跟隨李先念一起參加了紅軍，齊心協力打造埋葬舊社會的“棺材”。

發揮博士技藝專長，兩次帶人伐木造船，先后突破嘉陵江、黃河天險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根據地向四川轉移前，李先念擔任紅11師政治委員。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轉移到四川大巴山區，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部隊由4個師發展到5個軍8萬余人，建立了川陜革命根據地，總面積達4.2萬平方公里，人口逾500萬。李先念由師政治委員擢升為第30軍政治委員。

1935年春，為策應紅一方面軍的行動，紅四方面軍決定發起嘉陵江戰役。嘉陵江兩岸山巒聳立，水深流急，為阻止紅軍西渡，國民黨軍部署重兵防守，并掠走了江上所有船只。

強渡嘉陵江，先決條件是短期內至少造出70條船。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把造船任務交給了有木工技藝的李先念。李先念親自帶人勘查，將造船地點選在王渡場。這里與主渡口塔子山只有15公里，中間隔一座山，山脊后還有個寬敞的平壩子，是個隱蔽造船的好地方。

◆紅軍時期的李先念。

李先念從紅30軍抽調220余人組建工兵連，專門承擔造船任務，同時依托地方蘇維埃政府，組織150多名木工，背著干糧、帶著工具，集中到王渡場參加造船。為了便于組織指揮，李先念搬到離造船地點不遠的村子住下，一有空就往工地上跑，有時還忍不住拿起鋸子、斧頭同木工們一起干活。他發現一個叫李再恩的木工師傅，手藝高強，在木工中威望很高，就委托他現場負責。

李再恩反映，由于國民黨的封鎖，造船用的鐵釘弄不到。李先念深知，沒有鐵釘，打船就是一句空話。他忽然想起，家鄉打船用鐵釘都是鐵匠打的，于是他提議找鐵匠支爐自己打。李再恩連說這是個好辦法。李先念又問造船必需的桐油、石灰、麻絲等物資有沒有問題？李再恩說：“這些東西都差呀，李政委內行，想得周到！”

在李先念的協調下，蘇維埃政府出面組織各地出人出力，踴躍支援紅軍造船。四鄉的鐵匠匯集王渡場，支起幾座鐵匠爐，利用收集來的廢鋼爛鐵，打造出大大小小的銷釘、抓釘。為了加強對各地云集的眾多工匠的管理，李先念根據過去的工會工作的經驗，組建了一個由木工、鐵匠組成的船工會。

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建造，75條俗稱“毛蜂殼”的木船打造完成。此船長約4.7米，雙槳安在后面，一人劃船即可，小巧靈活，每條船可容納一個班的戰士。

搶渡嘉陵江的船只準備就緒，徐向前命令，紅30軍在塔子山地區強渡嘉陵江，然后直插劍閣、劍門關方向。總部炮兵營置于塔子山頂，掩護紅30軍強渡。

3月28日21時許，江上輕霧彌漫，正是渡江的好時機。李先念指揮紅30軍88師263團兩個營迅速登上木船，向西岸疾進，突擊隊行進到離西岸50米處被敵哨兵發覺，敵機槍和排炮響了起來，塔子山的紅軍炮兵立即還擊。離江岸20多米時，紅軍戰士棄船涉水，殺聲震天，突破嘉陵江天險，全殲了守敵1個營，隨后又擊退了南北兩翼敵人的反撲，占領敵沿江防區。29日拂曉，紅88師第二梯隊兩個團渡江登岸，分兩路攻占了東青場。

紅31軍、紅9軍也跟進渡過嘉陵江，西岸川軍防線崩潰。紅四方面軍乘勢攻占閬中、劍閣、南部、昭化4座縣城和軍事要地劍門關。1935年5月，李先念率30軍一部由岷江地區西進，迎接中共中央，6月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李先念向毛澤東等匯報了川西北的形勢和紅四方面軍的情況，為黨中央確定北上戰略方針提供了依據。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會師。中革軍委制訂了新的戰略方針，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控制河西，聯通蘇聯，打通國際路線。10月11日，中央發布的《十月份作戰綱領》，指示“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于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11月10號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

這時，駐在甘肅漳縣的李先念接到總部電報，馬不停蹄地趕到會寧。朱德、徐向前給他看中央的《十月份作戰綱領》，介紹軍委賦予四方面軍突破黃河天險、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任務。李先念問，渡船怎么解決？總部的幾個參謀說，黃河岸邊有一片森林，可以造船。徐向前懇切地說：“先念，為全軍開辟道路的重任就放在你肩上了。去年強渡嘉陵江是你們30軍實施的，你當過木匠，指揮造船有辦法，造船、強渡的任務就交給你啦！”

李先念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們一定完成造船任務，做好強渡準備工作。”接著，他和代軍長程世才率30軍開赴靖遠縣的黃河附近。

馬家軍為防止紅軍渡河，早已將河東的大小船只、羊皮筏、牛皮筏掠劫一空。李先念現場查看黃河岸邊的樹木后，立即給總部發電報，說打船木料夠了，但缺乏鐵釘、桐油、麻、石灰等材料，希望設法幫助搞到，同時要派木工和水手來。總部立即報告中革軍委，軍委命令紅一方面軍火速征集相關材料，聘請木工和水手，支援紅30軍。

李先念將造船地點選在靖遠大蘆子村的一片柳樹林里，集中造船人員和材料，突擊造船。擔任突擊任務的紅88師263團的指戰員以班、排為單位，緊張地演練著上船、渡河、登陸和強攻灘頭陣地的戰術動作。斧、鋸、刨的響聲，部隊的操練聲，打破了黃土高原的寂靜。為防止敵機發現，每造一條船，便運到河邊用黃土偽裝。

軍委十分關注30軍造船進度，10月19日再次電令：“30軍渡河以至少備足十個船開始渡為宜，恐船過少，載兵不多，不能一舉成功。”造船人員加班加點，不到半個月就成船16條，同時又從靖遠找到一條能夠運送100多人的大船，解決了渡河的船只問題。

這時，軍委連電紅軍總部，令30軍立即渡河。10月23日晚，李先念把搶渡先遣任務交給了88師263團，下達了死命令：“請老船工掌舵，一定要從這一帶突破！”經過周密勘察，263團先遣連渡口選在靖遠以南40里處的河抱口。李先念靠前指揮，一條條船劈波斬浪，穿過激流，像一支支利箭向西岸射去，一舉刺破黃河天險，30軍后續部隊一批批渡過黃河。兩岸的槍炮聲、喊殺聲劃破沉寂的夜空，馬家軍的黃河防線就像黃河決口似的徹底崩塌。

李先念第一時間向徐向前報告了30軍渡河成功。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立即致電中革軍委：“30軍渡河成功，開辟了執行之（新）任務的第一步勝利。”接著，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9軍、第5軍也西渡黃河。11月11日，黨中央、中革軍委令過河部隊稱“西路軍”。

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孤軍奮戰，最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而慘遭失敗。1937年3月，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徐向前、陳昌浩離隊回陜北向黨中央匯報情況；李卓然、李先念等8人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李先念統一軍事指揮。李先念等率余部歷盡艱辛，于4月底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在陳云、滕代遠的接應下，轉至迪化（今烏魯木齊），為黨和紅軍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毛澤東稱贊他是“不下馬的將軍”。

“文革”中遭到批判，一度被下放北郊木材廠，花甲之年重操舊業

“文革”中，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因所謂的“二月逆流”，遭到批判。1969年2月8日，他在花甲之年被下放到中央“斗、批、改”試點單位——北京市北郊木材廠參加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他到木材廠勞動得心應手，更重要的是，和工人們在一起，心里感到暢快。

◆北京市北郊木材廠廠門。

李先念當時是所謂的“一批二保三看”對象。到廠當天，他就聽取了廠革委會、軍宣隊負責人關于該廠“斗、批、改”情況的介紹。最后，李先念講了自己來廠的目的和任務：“我主要來學習，接受再教育。我還有工作，不能全部在這里，一個禮拜可能有幾天不能來。出來時，主席讓我調查研究。制度究竟怎么改法，找一些人調查一下。”

接著，李先念到2、3、4、5連（按軍事化管理，車間改稱連）和樣品間參觀。3連是木工車間，李先念看到工人在刨木板，就對工人說：“我以前也是干這個的。”隨即，他興致勃勃地接過工人手中的推刨干了起來。連長（車間主任）感慨地說：“你是內行。”李先念說：“我30年前就是木匠博士。”到安裝組，看到一個工人在用刨子“倒棱”，就問軍代表：“你會不會干？”軍代表答：“向工人階級學習！”李先念又接過刨子，熟練地干起“倒棱”來了。

此后，李先念經常到3連勞動，每當拿起刨子做工時，似乎又回到了青少年時代，把一塊塊木板刨得又平又光滑，棱是棱，角是角。每干完一件活就拿給工人師傅檢查質量。木工師傅看了后，贊嘆道：“都這么長時間不干了，還刨得這么好，真有點扎實功底。”有時他也到4連勞動，和工人師傅一起組裝家具，他一手握錘，一手把釘，邊條釘得又快又好，工人師傅由衷地向他豎起大拇指。

李先念在用手錘釘木箱時，感到這是他30年前當博士用的方法，太落后了，應該改用釘子槍。但這種技術，該廠解決不了。他就請一機部副部長周子健設法幫助解決了問題。他還感到北郊木材廠的產品樣式老舊，應當派人去香港學習人家新式家具，加上我們自己的創造，造出一批樣式好的家具來，爭取推向國際市場。軍宣隊聽從李先念的意見，使工廠里的家具很快就出現了新的品種，打開了市場銷路。

李先念年近六旬，又多年沒有干體力活，所以只能干一會兒休息一會兒。他休息時就和工人交談，講述自己年輕時學手藝、當博士的經歷。工人們聽了感到很接地氣，對他更熱情、更尊敬了。

李先念和工人勞動在一起，還幾次提出想住在廠里，以便進一步和工人打成一片。有關方面考慮到他年事已高，就委婉地勸阻了他。但他中午就和工人一起吃飯，一起拉家常。

◆1969年2月，李先念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廠參加勞動。圖為北郊木材廠制材車間和李先念為北京市北郊木材廠題寫的廠名。

李先念在工廠期間，廠軍宣隊還根據李先念的意見，于4月20日向中央上報了《北京市北郊木材廠認真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各項政策的情況報告》，報告中建議：“對資本家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對大多數資本家堅持執行‘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對極少數反動資本家堅決斗爭，徹底批判，給予出路；對少數不夠資本家的，則把他們劃出來。對小手工業主，讓他們回到群眾中去參加斗、批、改。”這份報告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后，由周恩來轉報毛澤東批準，作為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對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策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李先念在北郊木材廠，對工廠管理制度的建設進行調查研究。九大以后，他將北郊木材廠當作一個聯系點，帶著財政部、勞動部等有關負責人6次到該廠調查，開座談會，針對當時片面地把執行規章制度說成是對工人“管、卡、壓”的情況，李先念一再強調，對過去的規章制度不能一概否定，要一分為二，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不能亂改，也不能改亂，在改的過程中，要保留下合理的規章制度，創立新的制度。比如，有些人指責產品檢驗制度是“管、卡、壓”，是“專家治廠”。李先念在與工人座談后認為，檢驗人員還是得要，根據情況可設專職或不脫產的。

李先念在北郊木材廠前前后后待了5個月的時間，對那里充滿了感情。后來他多次談起在北郊木材廠的往事，說廠里的工人好、干部好，“如果不是他們好，還要被折騰”。1988年，他欣然為北郊木材廠題寫了廠名。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侵權必究
維權支持：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