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事件：胡耀邦與600萬地富分子摘帽始末（下篇）

接上篇

五、胡耀邦指導地富摘帽工作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8年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人事問題時，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隨后在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又被選舉為中央紀委第三書記；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調整社會關系、為社會各階層落實政策這些方面的工作，都由胡耀邦負責（參見胡耀邦在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的講話）。

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作為新上任的中宣部長，作了一個相當于就職演說的講話。胡耀邦的講話很親切，又很真切，對宣傳工作的諸多內容講得很到位，對傳達、宣傳三中全會的文件和精神，談得很全面、很具體，但僅講到農業方面的兩個文件，即《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可以判斷，此時關于地富摘帽的1979年中央5號文件，還未成型或定稿。

197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召集胡耀邦和新任中央副秘書長胡喬木、中央辦公廳主任姚依林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馮文彬談話，談話中談到秘書長副秘書長是新成立的機構，成立了就要發揮作用，幫助政治局常委思考問題、提出問題。中央辦公廳要很好的掌握全黨的動向，了解情況。政策要建立在情況明的基礎上，情況明才能決心大、方法對。在這次談話中，華國鋒強調，要堅定不移地把我們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來，千萬要防止“翻燒餅”。

1月8日，華國鋒與胡耀邦和中組部長宋任窮談了4個小時，談話的一個主要內容是，過去的十幾年里，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受到極左路線的危害，如何熨平這種破壞對社會造成的內傷和外傷。1月10日晚上，華國鋒又同胡耀邦、余秋里、林乎加、姚依林等同志談了4個小時，主要談了一個問題：如何認真對待來信來訪問題。這幾次談話都關乎平反冤假錯案、調整社會關系、維護政治安定的重大問題。

1978年7月4日，胡耀邦也曾與華國鋒有過一次長達9個多小時的談話，還有一次7個小時的談話。9個多小時談話的主要內容是落實各項政策，達到安定團結、大干快上。胡耀邦細數了落實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戰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政策之后，向華國鋒建議落實地富摘帽政策。胡耀邦的政策建議得到華國鋒的贊同和支持，否則胡與華不可能有多次4個小時以上的深談，也不可能讓胡耀邦擔任三中全會后的中央秘書長。

中央5號文件應該是胡耀邦主導制定的，此前他參加修改的人民公社《六十條（試行草案）》“社員”一章中已有“摘帽”的內容，而中央幾位主席、副主席都是贊成的。胡耀邦半年后曾說過：黨中央常委和其他政治局的許多同志，橫下一條心，不怕別人議論。是錯還是對？是錯、對各占一半？我看百分之百的對。具體工作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主管部門當中，一個是組織部，一個是宣傳部，我都管著，具體工作上的缺點，我多負責。1981年8月，胡耀邦視察豫、晉、冀三省時，曾談到中央文件的制定過程：“三中全會以后，文件都是集體搞的。書記處建立前，我們3個秘書長討論，請主席、副主席簽發。”三中全會后擔任中央副秘書長的胡喬木，也參加了兩個農業文件的修改。可以確認，1979年中央5號文件是由中央秘書長胡耀邦主導制定，華國鋒主席及幾位副主席都同意簽發的一份重要文件。1979年1月1日至6日期間，5號文件還在起草制定的過程中，1月7日前后，5號文件應當已經正式完成，中央負責同志均已同意，故胡耀邦7日以后到11日5號文件正式下發之間，才多次提到這個文件，強調這個文件的重要性。可以說，為地富分子摘帽、為地富子女改變成份，是胡耀邦擔任中央秘書長之后，在中央最高領導層支持下，第一個驚天動地的政治舉措。

1984年11月初，新華社、《人民日報》報道地富反壞分子全部摘帽時，大標題稱這是“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一項重要決策”。確實，這件事事關全局、大局，因為這是三中全會后第一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政治決策，形成了三中全會路線不可逆轉的大趨勢；這件事事關上億底層“賤民”的浮沉榮辱，改變了無數人此后的人生命運，成為新時期最重要的標志之一；是共和國史、黨史、改革開放史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但42年來卻無一著作或論文說清楚了這件大事件的枝枝蔓蔓、來龍去脈。因此本文不厭其詳、不厭其繁，詳細列舉了胡耀邦的有關文獻資料，敘述該事件的進程。

作者在寫作本文時，遍查當時主要領導人及相關負責人的文選、年譜、傳記，均無有關地富摘帽工作的記述和內容。《鄧小平文選》中有一二處相關內容。《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6頁，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報告中，講到“黨的各項政策的落實，調動了黨內外千百萬人的積極性；三中全會關于農業的兩個文件（作者注：《鄧小平文選》注60指明，兩個文件即加快農業發展決定（草案）和人民公社條例（試行草案），并無摘帽的中央5號文件）得到廣大農民和農村干部的熱烈歡迎。”這段話的上一句應當提到為地富分子摘帽，下一句應當提到中央5號文件，但該報告中卻都沒有提到為地富摘帽的中央5號文件。胡耀邦則在一系列講話中均提到中央3個農業文件，而第1個和第3個重要，第3個農業文件就是中央5號文件。鄧小平不提5號文件，是因為他所做報告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而回避了給專政對象摘帽，取消了地富反壞這個反動階級，階級敵人越來越少這個社會現實和政治生態嗎？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干部大會上做《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鄧在歷數3年以來所做的“主要工作”時，政治方面之第4，“我們”“摘掉了全國絕大多數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帽子，這不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嗎？”（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08頁）鄧在歷數經濟工作成就時，提到“在農村工作方面，做出了兩個決議。”（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10頁）他指的仍然是上述兩個農業文件，還是沒有提中央5號文件。

1月7日，胡耀邦出席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長座談會并講話。胡耀邦指出，怎么實現四個現代化？要爭取各種可能，把我們的政治局面穩定20到30年，這是我們戰略上的出發點。他說，要使政治上安定下來，必須消除不利于安定團結的因素。比如，冤案、假案、錯案必須平反、解決，這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三中全會上特別強調的問題。9億人口中，牽涉到的有1億人口，這個問題不解決，如何安定得了？針對有的地方，有的同志對平反工作反應遲鈍，考慮個人得失太多，有的部門搞得非常被動，胡耀邦強調：這么多冤案、假案、錯案，不組織大的力量，不親自干，行嗎？胡耀邦說：

最近中央又有一個決定，要摘農村中地富反壞的帽子，要堅決摘。30多年了，有人孫子、重孫子都有了，還是地富子弟，說得過去嗎？還有，團結95%以上這個概念，……，但是不能團結的5%又是什么概念？我國9億人口，5%是4500萬，都看作敵人、敵對階級嗎？干部有1700萬，2%就是34萬，這怎么得了？！從絕對數字看不得了。

胡耀邦強調，一是冤、錯、假案的問題，一是今后路線斗爭問題，要總結過去的經驗，不要重復過去那種打擊面太寬的教訓。批評要鐵面無私，不講情面。但是處理要謹慎，絕對不能搞逼、供、信，不給出路、不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針。

1月9日，作為即將擔任中央紀委第三書記的胡耀邦，在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講話，胡耀邦說：三中全會公報，兩個農業文件，都講今后除了有外敵入侵(帝國主義、蘇修打進來，不是邊境上的騷擾)，就要下定決心，集中全黨全國人民的主要精力，干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今后20年、30年，如果不死死抓住這一點，就會重犯路線上的大錯誤，同樣會把中國革命引向邪路，引向失敗。

懂得了這點，對于我們防止犯“左”的和右的錯誤是極為重要的。從搞一般的階級斗爭轉到集中主要精力搞四個現代化，對我們絕大多數同志來說，都是嶄新的事業。

胡耀邦說，怎樣想辦法，千方百計使黨和國家長期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如果再象前十幾年那樣全面內戰，反反復復，那是非常危險的。公報上寫的，主席、副主席講話，都一再提到這個問題。要達到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要解決幾個主要問題：

現在我們要抓緊解決的是冤案、錯案的平反。三中全會葉副主席講話說，據中組部估計，冤案、錯案可能牽涉影響1億人口，包括他們的親屬朋友。文化大革命中，冤錯案是大量的。文化大革命前，“四清”運動打了多少“走資派”？還有反右派問題，就算50萬右派分子。前些天開了個座談會，我問要糾正的有多少，估計10萬能不能打住？他們說打不住，可能20萬。

三中全會后，中央又要發一個文件，關于地、富、反、壞摘帽子問題，要下決心搞。已經30年了，有些地方搞了三十幾年了，連他們的子孫，又牽涉幾千萬人。不把政策落實不行，包括知識分子政策。……如果不落實政策，不平反冤錯案，你說要安定團結，能安定團結得了？

1月11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長座談會結束時又發表講話。關于傳達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精神的幾點建議，他說：今天，中央發了3個有關農業問題的文件，即中央關于加快發展農業若干問題的決定，修改后的農村人民公社60條，中央關于地富摘帽問題及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

他說：三中全會的傳達很重要，不是什么一步、兩步可以做好的，恐怕要走三步。第一步，各省市召開省、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只可能領會文件精神，主要是主席、副主席的8個講話，統一思想，發揚民主，解決一批本省、市的重大遺留問題。第二步，主要是在全黨、全民（包括縣、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中間，廣泛深入討論中央有關農業問題的3個文件，特別是第一和第三兩個（注：所謂第三個文件，即地富摘帽的中央5號文件），邊討論，邊貫徹。采取什么辦法為好，請各省鄭重考慮一下。不要在省上開，主要在縣上開。開三級干部會或四級干部會，生產隊也來。這種會也是個大學習班，一邊討論，一邊還可以解決遺留下來的問題。省上和地委的同志都到縣里去參加會議。這種會10天恐怕開不好，開短了可能走過場，是不是開3個星期，至少兩個星期為好。中央要求，春耕前一定把3個有關農業問題的文件在公社大隊里討論清楚，把農村廣大干部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調動起來，爭取今年的農業有個全面的大豐收。不光是糧食，農、林、牧、副、漁都要大豐收。

胡耀邦特別強調：許多問題，不能慢慢騰騰地解決。解決冤、錯、假案，要快刀斬亂麻。他說：請大家回去捎句話，一年之計在于春，春耕前，特別是南方，如不把3個文件討論清楚，把一系列政策問題解決好，就會又耽誤一年的時間。十多年來，由于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干擾，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風上，我們一些同志習慣于慢慢騰騰，優柔寡斷。在政治斗爭上，在處理人的問題上，我贊成要多考慮考慮，要三思而后行。但落實政策，處理遺留問題，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慢騰騰，像京戲里走臺步那樣，一年沒走幾步，這樣不行。據我了解，在農村幾百萬不脫產干部中，冤、錯、假案和成份的糾正等問題，在大部分省市都還基本上沒動，急待解決。

胡耀邦最后說：我再說一遍，請大家帶個口信回去，一定要把3個有關農業的文件特別是第一、三兩個文件討論好，爭取今年的農業全面大豐收。

1月11日，中央下發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決定》即中央5號文件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考慮到地主、富農分子已經經過了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勞動改造，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因此對地、富分子的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的成份問題，作了適合新的情況的相應規定。中央認為，各地在“新六十條”的討論和試行過程中，落實好這方面的規定，將有利于更好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中央決定如下：

一、除了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四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命委員會批準，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

二、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農村人民公社社員，他們本人的成份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今后，他們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應看本人的政治表現，不得歧視。

三、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他們的家庭出身應一律為社員，不應再作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

四、對確定摘帽子的四類分子和新訂成份的地富子女，要在公社和生產大隊范圍內張榜公布。同時，對至今確實沒有改造好的極少數四類分子，要繼續加強監督和改造，并實行給出路的政策，什么時候改造好了，什么時候就摘掉他們的帽子。（見《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

中央5號文件講了三代人的三件事：一是（第一代）四類分子本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四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革委會批準，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待遇。二是（第二代）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本人的成份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今后，他們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應看本人的政治表現，不得歧視。三是（第三代）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他們的家庭出身應一律為社員，不再作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這份文件使得上億人口擺脫了政治賤民的身份，是一次政治的大解放。

中央5號文件的不足之處是，僅講了農村四類分子的摘帽問題和子女的改訂成分和出身問題，沒有講到農村之外的四類分子如何摘帽和子女改訂成分和出身問題。在后來公安部發出的認真貫徹中央關于地富分子摘帽文件的通知中，彌補了中央5號文件的不足之處。

鄧胡趙在主席臺上

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一、二部第二期學員結業會上發表講話。胡耀邦說，同志們要回去了，現在各個省、市、區傳達三中全會精神情況如何？下一步應該怎么辦才好？同大家交換交換意見，通通情況。

中央三中全會有個重要內容，就是討論了農業問題，有關農業問題的文件實際上是3個，第一個是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第二是《六十條》的修改草案：第三個是關于地富摘帽子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文件。春耕之前這段時間，如果我們又要抓發揚民主，解決一系列問題：又要抓農業問題，弄得不好，很可能象湖南人講的“扁擔沒扎，兩頭失塌”，兩個問題都抓，結果都抓不好。中央反復強調，今年我們的農業要爭取一個全面的大豐收。中央同志認為，這對于穩定、鞏固和發展我們安定團結的大好政治局面，加快四個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有決定性的意義。

為此，中央認為，首先抓的一條就是要把3個文件，特別是第一個同第三個文件很好地貫徹下去。中央估計，只要把這一環抓住了，廣大干部、廣大社員的積極性，就可能有個大的調動。所以有些省的同志和中央有些部門的同志提議，能不能從過了春節，最遲過了元宵之后，采取這么一個辦法，不再在省上開會了，也不在地委開會了，干脆以縣為單位開三級干部會議或四級干部會議，集中主要精力討論今年的農業問題，討論中央3個農業文件，主要是討論第一個和第三個文件。胡耀邦的工作部署，華國鋒也是同意的。

2月10日，胡耀邦在全國藝術教育等幾個文化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針對堅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各項社會政策，胡耀邦說：冤案、錯案、假案，我們已經平反了一大部分，解決了一大部分，但是還有許多冤案、錯案、假案還沒有解決，還有許多問題，還沒有落實。文化大革命搞了多少萬，我弄不清楚，死了多少人，我弄不清楚，打死了的，弄不清楚。還有57年反右派的，后來一查，不是這兩年才查的，是十幾年以前，有些同志就說，反右派中有許多錯案。究竟定了多少右派也不清楚，大體是50萬；有些同志說是45萬，有的說是48萬，有的說是50萬，有的說是52萬，還有同志們說不止。大概是50萬。

還有四清，1965年開始的四清又搞了一批，主要是非脫產干部。這是四清搞的。還有地富反壞，地富摘帽子問題，家庭成份問題。十幾年，經過了20年，每次都說是不超過百分之五，過兩年又百分之五，過幾年又百分之五；每次說是百分之二，不超過百分之五；你這里百分之五，他這里百分之五，兩三年百分之五，一個人活六十歲，可以經歷多少個百分之五啊，同志們！累計下來，兩年來一個百分之五、百分之二，我看受不了，不知道你們受得了受不了。不能這么干！同志們，那個冤案、錯案、假案，許多政策的落實，能不能一年半載把它搞完呢？中央有幾十萬干部工作，縣委就沒有那么多人，縣委的工作量最大。不管怎樣，解決冤錯假案，干部的政策落實，各種政策的落實，我們中央是下了決心的：堅定不移！堅定不移地落實各項政策，堅定不移地平反昭雪冤錯假案。……落實政策，平反冤錯假案還有大量事情要做。我同各級黨委打了招呼：我們能不能下個決心，在今年國慶節以前基本上把它完成。我估計，還得花很大的努力，人力不夠。

胡耀邦樂觀地指出：經濟問題，四個現代化問題。我們生產破壞得這樣一塌糊涂。生產如果搞不上去，談什么上層建筑喲。今年怎么樣呢？最主要的還是個農業問題。現在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農業的3個決定。這3個決定，農村的干部、社員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我們北京城里有些物價在漲，好些農村里的物價在降。我所知道的合肥、石家莊、鄭州，豬肉在春節前幾天還是八毛五，春節以后，八毛。許多群眾、干部說，今年只要按中央的決定干，就會大豐收，農林牧副漁都會這樣。但是我們也不要掉以輕心。

六、 羊年春節喜訊來

面臨羊年春節即將來臨之際，胡耀邦提出過春節和傳達三中全會文件精神的時間安排問題，胡耀邦在1月7日講話的結尾提到，要想到廣大人民群眾，冤假錯案最好上半年能解決，作風上我們要有一個大的轉變。

春節快要來了，執政黨、執政者不能怕麻煩，要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能解決的解決，不能解決的向政治局反映。這個想法在羊年春節得到了體現。胡耀邦的講話，預示著羊年春節將是一個喜慶的日子。

晚年胡耀邦。盛禹九攝于1989年3月24日

1月28日，正是農歷己未年正月初一，在全國人民喜迎羊年春節的第一天，新華社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同時，新華社還公布了1月23日公安部發出的認真貫徹中央關于地富分子摘帽文件的通知。公安部的通知說，中央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是在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新形勢下采取的一項重大決策。這對于進一步調動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四個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具有極其重大和深遠的意義。

通知指出，貫徹落實中央的決定，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就一個地方、一個單位來說，需要繼續監督改造的四類分子，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一定要從實際出發，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要搞什么比例數字。

通知說，對城市街道、廠礦、企業、機關、學校的四類分子的摘帽問題，以及正確對待他們子女的問題，也應按照中央決定的精神處理。摘掉四類分子帽子的人，今后不要稱他們為摘帽的地主分子等，而應依照他們的工作或職業，相應地稱為社員、工人等，同人民群眾一樣享有公民權。

中央5號文件是針對農村四類分子的摘帽問題的，沒有涉及到城市街道、廠礦、企業、機關、學校的四類分子摘帽問題，公安部的通知補充了中央5號文件的不足之處。

通知說，在四類分子中，對少數錯定了的人，必須認真負責地做好平反改正工作。凡是錯定的，即便已經死亡，也應平反糾正。

通知要求各級公安機關迅速行動起來，按照中央規定，把群眾評議，報縣（市或市轄區）革委會批準，張榜公布摘帽名單這幾個程序，銜接緊密，力爭在較短的時間內，把這件事全部辦好。

1月29日，大年初二，《人民日報》全文轉發了中共中央決定和公安部的有關通知，同時在頭版發表社論《適應情況變化的一項重大決策》。社論說：黨中央的決定是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采取的又一項重大政策措施，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對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我們改造地主、富農的歷史任務已經基本完成。黨中央從變化了的實際情況出發，對摘帽問題實事求是地作出相應的規定，是完全正確的，是大得人心的。

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同志答本報記者問》，公安部門是貫徹落實摘帽工作的主要執行機構，趙蒼璧回答了社會各界關注的一些問題。

關于摘帽決定的重大意義，趙蒼璧回答說：有相當一部分四類分子經過努力改造，已經陸續摘掉了帽子，恢復了公民政治權利。現在，中央決定對絕大多數得到改造的四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完全符合四類分子改造的實際情況。解決好他們的摘帽問題，不僅解放了這部分人，而且使他們的家屬子女能夠放下家庭出身的包袱，輕裝前進，這對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將起到極大的積極作用。這項重大措施是大得人心的，將進一步發展全國安定團結的大好政治局面。

趙蒼璧指出，不能摘帽、需要繼續監督改造的四類分子是極少數，就一個具體地方、一個具體單位來說，這樣的人可能有，也可能一個沒有。沒有就是沒有。只要是具備摘帽條件的四類分子，就應當一律給他們摘掉帽子，不要顧慮重重，怕這怕那。

關于對錯定為四類分子的人進行糾正的問題，趙蒼璧承認：根據各地公安機關的調查，確實有錯戴四類分子帽子的問題。對這種情況不是摘帽的問題，而是必須認真負責地予以糾正。

關于今后應當怎樣對待摘帽人員？趙蒼璧認為：他們應當享有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權利，不能把他們繼續列為“專政對象”。

關于對四類分子的子女落實政策問題，趙蒼璧從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高度指出：出身于地富家庭從事各種社會職業的人，他們的父輩屬于剝削階級，他們自己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反、壞分子的子女，他們的父輩犯了罪，他們自己是無辜的。四類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受歧視的現象，是社會主義法制不健全，社會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種表現，必須堅決徹底地予以糾正。要全面地徹底地解決地富家庭第二代定成份和第三代改出身的問題。今后，四類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享有同工農家庭出身的人同樣的待遇。

全國各地為“四類分子”摘帽的工作，從春節后即開始進行。按照中央5號文件規定的群眾評議、報縣革委會批準、張榜公布摘帽名單的程序，迅速開展摘帽工作。有的地方還發放“摘帽通知書”給摘帽人員。各級政府部門認真執行中央5號文件，精心組織評審摘帽工作。很多地區在半年內基本完成評審摘帽工作，快的地區僅用兩個月時間。各地摘帽率大多在90%以上。絕大多數的“四類分子”摘掉了戴在頭上幾十年的帽子。只有很少數“四類分子”在評審中沒有通過。到1980年初，600多萬“四類分子”的帽子被摘掉。

1979年10月20日，公安部又發出《關于今冬明春繼續做好“四類分子”摘帽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檢查一次摘帽人員是否同其他社員、職工享受同等待遇，沒有落實的地方抓緊落實。對未摘帽的“四類分子”，要按照中央5號文件精神，繼續做好評審摘帽工作。全國絕大部分的省、市、自治區，到1980年初，完成了“四類分子”評審摘帽工作。（本文來源老知青家園）

作者：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