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望角”上新，和東南亞史學家共探新政治身份形成的神秘煉金術

20世紀中葉是亞洲歷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嶺之一，一系列帝國殖民地通過革命或非殖民化進程宣告成為民族國家。

民族主義猶如偉大的“煉金術士”，將帝國主義統治下如同“廢金屬”的各殖民地社群重新轉化為如同“黃金”的民族國家。在充斥著巨大多樣性的亞洲，要實現這樣的轉變，需要的力量與歐洲從多民族帝國過渡到文化同質國家截然不同。

“好望角”書系第31本終于來了，這一次，東南亞史學家安東尼·瑞德將帶你一起探索新政治身份形成的神秘煉金術。

瑞德以東南亞為例，檢驗了當代有關現代性、民族主義和族群認同之間關系的理論。他從歐洲截然不同的民族主義經驗中汲取概念，發展出自己的類型學框架，以更好地闡釋印度尼西亞人、馬來人、華人、亞齊人、巴塔克人和卡達山人等政治身份的形成。在梳理東南亞多元族群身份演變軌跡的同時，為理解東南亞后殖民時代民族國家的構建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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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葉是亞洲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945年8月，原子彈爆炸，日本對東南亞和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占領驟然終結。原本可能長期過渡的民族國家演變過程戲劇性地變為突如其來的暴力革命，帝國體制紛紛宣布轉型為民族國家。實際上這也是20世紀政治中，受到1945年《聯合國憲章》“主權平等”原則認可的唯一合法模式。

董必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幾個世紀以來，一個理論上一切平等、實則充滿競爭的世界體系，打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的旗號，在帝國主義“組織化虛偽”（organised hypocrisy）（Krasner 2001）的外衣下被引入亞洲。它宣稱只有“文明國家”才有資格加入平等國家俱樂部。1945年后，這種排他性的偽善被一種更為樂觀的主張取代,后者試圖將世界的每個角落都劃分成名義上平等的主權國家，把歐洲國家艱難實踐摸索出的主權平等體系生搬硬套到全球政治中。亞洲，這個從古至今充斥著不平等國際關系的地區，到底誰有資格參與這場貌似平等的主權國家游戲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近年來，大量關于民族主義研究的文獻認為，帝國崩潰的勝利者必然是具有種族同質性的民族國家。然而，亞洲的情況與歐美不同。在歐美，工業化和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的發展摧毀了舊日帝國，并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文化同質性和民族自信。但在亞洲，似乎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國家經歷的是這樣的過程。它們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時，缺乏可借鑒的模式。盡管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和菲律賓等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經歷了現代化進程，但它們無一例外地繼承了舊日帝國的疆域，并視之為神圣不可侵犯的。英國和西班牙/美國在亞洲的殖民地在民主化過程中都沒有分裂成種族型國家。印度盡管經歷了分裂,但這是基于宗教而非種族原因。出于既定疆域完整性可能受損的顧慮，印度尼西亞曾在20世紀50年代末終止了民主化進程，但在1998年重新走上了民主道路；在回歸民主的過程中，僅僅受到了一些邊遠地區族群民族主義者的微弱抵制。

東南亞國家曾經以歷史、文化或意識形態為由，多次嘗試改變舊日帝國的疆界，但均以失敗告終。這充分顯示了帝國“煉金術”的威力。泰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簡稱“二戰”）期間對柬埔寨西部、緬甸東部和馬來亞北部的吞并（1941—1945年）,印度尼西亞對（葡屬）東帝汶的吞并(1975—1999年)，越南的分裂（1954—1975年，盡管與其殖民前的分裂歷史相吻合），印度尼西亞的地區叛亂（1956—1962年），柬埔寨在東南邊境的試探性擴張（1978年）以及越南隨后對柬埔寨的入侵等事件都表明，撼動舊日帝國的疆界殊為不易。馬來西亞繼承了英國遺留在馬來世界的爛攤子，不但遭到印度尼西亞的抵抗（1962—1966年），菲律賓也試圖趁火打劫，在1962年對沙巴提出了主權要求。當然從長遠來看，兩個小國——文萊（1962年）和新加坡（1965年）脫離了馬來西亞聯邦宣告獨立，也算對舊日帝國的疆界產生了些許撼動。緬甸雖然力量弱小，但叛軍從未成功挑戰既有的帝國邊界。1975年以來唯一一次受到承認的邊界變更還是帝國的自我選擇——1999年，印度尼西亞對東帝汶（葡屬）的占領經過公投宣告結束，東帝汶的原有領土得以恢復。

歐洲和亞洲的帝國為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這個問題值得深思。民族主義的浪潮于1945年后席卷全球，推動了大量新民族國家的建立。然而歐亞兩洲的民族主義運動卻有著顯著的差異：我們能否想象歐洲的民族主義——如同亞洲對待英國、荷蘭、西班牙、法國留下的帝國疆界那樣——將哈布斯堡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奧斯曼帝國創造的多民族疆界神圣化？亞洲國家面臨著獨特的挑戰：它們既要保持其多元的民族、政治和文明特性，又要實現從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型，同時還要維護古老帝國疆域的完整。要實現這一目標，只能依靠魔法——正如標題所述，帝國的“煉金術”。這些古老的利維坦國家必須徹底蛻變，將構建舊日帝國的破銅爛鐵重煉成鑄造民族國家的黃金。

在這一進程中，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煉金術”：革命派和折中派。革命派膽量過人，力圖一蹴而就，在舊日帝國的疆域和結構上套用理想化模型，一夜之間建立現代化民族國家。他們奉人民主權、統一且中心化的國家框架、平等的公民權利以及與舊日帝國的徹底決裂為民族國家的黃金。印度尼西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的情況更為復雜，但革命派的影響始終存在。

折中模式則采取了漸進的改革方式，通過一系列妥協方案實現去殖民化和民主化。在這種模式下，舊日帝國的整體框架和疆域得以保留，同時新的民族國家身份也獲得國際認可。印度即這一模式的經典案例。在東南亞，馬來西亞令人關注的非對稱聯邦制的形式也是這一模式的體現。

20世紀80年代，一系列深具洞察力的開創性著作為民族主義這一概念提供了清晰的定義，并闡明了它在西方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經典著作《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蓋爾納（Gellner 1983）和吉登斯（Giddens 1985）的研究成果，標志著西方世界終于突破了對民族國家及其前提假設的刻板印象，為更深入地分析民族主義現象奠定了基礎。

《想象的共同體》英文版

這三位學者都認為民族主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這些歷史條件塑造了具有同質性的讀者群體、教育、語言、工作場所乃至想象力。工業化進程需要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來建立和維系強大的國家，從而契合這種同質性的需求——正如蓋爾納所言，“工業主義不可避免的客觀要求所形成的同質性，最終以民族主義的外在形式顯現出來”（Gellner 1983：39）。

這些學者強調了民族主義與生俱來的現代屬性，有力地抨擊了將民族主義視為自古已有的原生概念。盡管他們從未直接預言民族主義會隨著這些歷史特點的消失而終結，但安德森所描述的“印刷資本主義”被全球電子網絡取代的趨勢，似乎暗示了這種可能性。然而，正如霍布斯鮑姆（Hobsbawm 1990）指出的那樣，民族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學界所引發的廣泛興趣，意味著我們終于有機會探究其背后更深層次的意義。

有人會自然而然地指出：即使沒有國家的支持，一些族群也能頑強地生存下去，而且大多數民族國家都是以民族語言為基礎構建的（Armstrong 1982； Smith 1986）。但隨著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東歐和南歐出人意料地爆發了種族暴力沖突。為了理解這一現象，一個更大規模的學術研究領域應運而生，其核心問題在于：“在第二個千年即將結束、世界變得更加一體化和緊密相連之際，種族沖突和民族主義為何死灰復燃？”（Smith 1995：1）《民族主義與族裔政治》及類似的大量刊物期刊《民族主義與族裔政治》（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以及《社會身份：種族、民族及文化研究期刊》（Social Identiti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ce，Nation and Culture）分別創刊于1995年及1997年。、會議和叢書相繼問世，長期被忽視的民族和身份認同的復雜問題突然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焦點。

這些文獻大多強調兩種不同類型的民族主義之間的差異性：領土/公民民族主義（territorial or civic nationalism）和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并且試圖區分民族主義中包容性的積極因素和分裂性因素。漢斯·科恩（Hans Kohn）早就指出，民族主義在歐洲東部和西部的發展方式截然不同。“法國民族主義（如同之前的英國和美國民族主義）誕生于對人類事業的廣泛熱情；而其他民族主義……追尋的目標雖然也值得稱道，但卻更為狹隘、自我中心，且具有對抗性。”（Kohn 1944： 572573）。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 1986）進一步闡述了其中的區別：他認為早期的民族主義試驗發展于地理界定明確的國家（如英國、美國或法國），這些國家最終形成了擁有同質文化的單一民族；而族群模式則恰恰相反，是地理邊界模糊的單一族群努力爭取合適的邊界和政治地位。

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在她1992年出版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書中，細致分析了這兩種類型在歐洲歷史背景下的關系。她認為民族概念最早出現在16世紀的英格蘭，指擁有主權并有權在政治體系中獲得代表的人民。因此，這一概念與早期現代歐洲民主的興起緊密相連。但隨著民族的概念在18世紀向東傳播至歐洲的其他地區，族群的獨特性逐漸凌駕于人民主權或民主特征之上。此類民族認為其主權源自與其他民族的區別，而并非具有共同參與性的公民特征。格林菲爾德認為，在公民民族主義模式中，“國籍至少在原則上是開放和自愿的”；而在族群民族主義模式中，“人們認為國籍是與生俱來的——如果沒有，無從獲得；如果擁有，則無法改變”（Greenfeld 1992： 11）。總體而言，她的“五條道路”分析顯示，德國和俄羅斯走的是族群民族主義道路；英國、美國（以及大多數反殖民的新世界民族主義）走的是公民民族主義道路；法國則走了一條更加矛盾但最終傾向于公民民族主義的道路。這實際上暗示著，她的理論體系中，民族國家的演變模式以這五種純粹歐洲式的模式為典范，似乎亞洲經驗無足輕重。

沃克·康納（Walker Connor）的分類更為嚴格，他在1994年提出，民族（nation）和國家（state）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大眾語言中經常被混淆。他希望縮小民族主義和民族的使用范圍，用以特指種族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而對國家的認同感，則應該用愛國主義（patriotism）來表示。這樣一來，“民族”就特指那些“基于共同先祖血統神話的最大人類群體”（Connor 1994： 214）。康納認為，民族其實是一種想象出來的親緣關系，而不是真正的血緣群體（因為大多數人們認為的民族，比如英格蘭人、中國人或泰國人，從生物學血統上看都是非常多元化的）。康納試圖解釋一個明顯的事實：現代受過教育的歐洲人其實很清楚，他們的民族背景在族群上是多元而非單一的。康納同時認為，盡管這些理論知識早已流于紙面，但“在更直觀或感性的層面上，他們（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知道’他們的民族在族群上是純粹的、封閉的”（Ibid.： 215）。

康納準確地將“民族”與“歸屬感的夢想”聯系起來，并試圖將之與“國家”剝離，這一點很多學者都認同。但問題是，盡管康納試圖將民族的定義范圍縮小到虛構的親緣關系，但他似乎仍然將被國家創造或依賴國家而存在的身份認同都歸入民族概念，這反過來制造了更多問題，南轅北轍，難以令人信服。

在本書中，除了引用支持者的用法之外，筆者建議避免使用“民族”這個詞。因為這個詞過于情緒化，而且含義模糊，無助于分析。筆者將采用史密斯的做法，把一個想象內部存在親緣關系的群體稱為“族群”（ethnie），把他們的政治主張稱為“族群民族主義”。相比之下，現代國家通過教育、國家禮儀和媒體所喚起的強烈認同感，筆者將之稱為“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這一概念并非如安德森（1991： ch. 6）描述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那樣帶有否定色彩，畢竟所有的現代國家，無論民主還是專制、單一族群還是多族群或者帝國，都擁有激發人民團結感的強大的手段——至于這種團結感是好是壞，就見仁見智了。

《帝國煉金術：東南亞的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

作者 [澳]安東尼·瑞德

譯者 高維巍 和玉虹

出版日期 2026.06

編輯推薦

東南亞史專家安東尼·瑞德整合“想象的共同體”在內的多種理論與實證研究，建立不同于歐洲的民族主義理論，深入殖民時期至現代的東南亞，追溯錯綜復雜的族群脈絡，展示現代東南亞國家及民族邊界的形成。

[澳]安東尼·瑞德

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其研究聚焦東南亞地區，是當今世界東南亞研究領域重要的學者。代表作品有《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東南亞史:危險而關鍵的十字路口》《描繪近世東南亞的面貌》《一個印度尼西亞人的邊疆觀:亞齊人和他者的蘇門答臘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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