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朱镕基總理

來源：摘自《中越關系四十年親歷》[五洲傳播出版社2019年3月版]

早就聽說過朱镕基總理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但一直沒有親身感受。1998年和1999年終于有了兩三次機會。

（一）

1998年8月外交部舉行第九次使節會議，我作為駐越南大使回國參會。會議的重要議程之一是請朱镕基總理在京西賓館向大家做我國經濟形勢報告。那天我坐在會場中間靠后的座位，但仍能很清楚地看到朱總理的音容笑貌。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地看到朱總理。只見他走上講臺時，手里沒有拿任何講稿，坐下來一口氣講下去。

報告的內容不在這里重復，但有兩個情節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談到下崗工人的生活困難時，總理深情地背出了當時老百姓中流傳的幾句順口溜：“一生跟著黨，老了沒人養。想要靠子女，他們全下崗”。作為13億人口的總理，對百姓的疾苦能有如此切膚的感受，令我深受感動。

在談到外貿出口時，總理說形勢很嚴峻，今年的出口額度必須完成，這是立下了軍令的。說到這里，總理話鋒一轉說，可外經貿部長卻說要量力而行。此時外經貿部長就坐在臺下。散會時，大家請領導同志先退場。那位部長從我身邊走過時，有人拍著他的肩膀說：總理又點你啦！部長則說：我經常被點，這也是對自己的鞭策。聽到這話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周總理。當年周總理就經常當眾點名批評外交部的部、司兩級領導，大家總是把總理的批評作為對自己的鞭策。直到幾十年后，現在仍有許多老同志寫文章，回憶當年總理對自己的批評，講述從中得到的教益。

1998年10月，越南總理潘文凱訪華。這是我和越南駐華大使裴鴻福同潘文凱夫婦在專機上。

（二）

1998年10月，越南總理潘文凱訪華，我奉命回國參加接待工作，并參加了兩國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會談。雙方主要討論了如何進一步加強兩國經貿合作問題。

潘文凱提出了一個建議，即由兩國總理共同確定一個指標：到2000年將雙邊貿易額增加到20億美元。對于越方的這一建議，中方事先不知道，沒有思想準備，外交部上呈的會談參考要點中自然也沒有相應的表態口徑。朱總理當場表示，中方對促進兩國經貿合作歷來持積極態度，由于兩國都在實行市場經濟，只要措施得當，即使不確定具體指標，貿易額也肯定會逐年增加。當時我坐在唐家璇外長旁邊，感到這樣的表態意味著中方沒有接受越方的建議。由于在那樣的場合，沒有我說話的資格和機會，便當即給唐部長寫了一個便條，上面列舉了三個數字：1997年兩國貿易額為14.4億美元，兩國邊貿金額為3.6億美元，兩項相加為18億美元。

唐部長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會談結束后，唐部長向朱總理匯報說：截至1997年，兩國正規貿易額已達到18億美元，距離潘文凱總理建議的20億美元差距不大，而且還有兩年時間，估計完成的困難不大。而且兩國總理確定的目標只是一個大體意向，不是非達到不可的硬指標，即使完不成也無大的負面影響。再說潘文凱總理的建議不是個人隨便提出來的，估計在國內已經過高層領導討論。如果不接受，可能會造成他沒有完成任務的印象，回去不好交代。為體現此次訪問的成果，不妨接受對方建議，形成皆大歡喜的局面。

朱總理聽后覺得唐部長說得有道理，表示再考慮考慮。當晚在歡迎宴會上，朱總理又把下午的話題拉了回來，同意把20億美元作為兩國總理確定的到2000年雙邊貿易額的奮斗目標。

當晚宴會前，朱總理和周圍同志隨便聊天。談起糧食收購問題時，他提到農業部一位領導寫了一篇關于糧食收購問題的文章，其指導思想完全是同中央“唱反調”。朱總理說的時候情緒很激動，但過了一會兒又說，這些話只在這里說說就算了，不要再去追究。當年我就是因為說了一兩句話，就被大棒子打了下去。現在決不能再這樣。

通過這兩件事，我對朱總理的作風有了一些直觀感受。

實踐證明，確定貿易額目標的做法對促進雙方貿易的增長發揮了積極作用。之后雙方曾多次確定貿易額目標。到2016年，兩國貿易額已突破1000億美元。

（三）

1999年12月1日至4日，朱總理對越南進行正式友好訪問。考慮到自1991年中越關系正常化以來兩國上沒有較大規模地經濟合作項目，我提前兩個多月便約見越南計劃投資部副部長武洪福，希望越方及早提出對這次訪問的初步設想，以便雙方共同努力，推動兩國經貿合作取得較大突破。

越方雖對朱總理大刀闊斧的作風早有耳聞，但估計中方不會大規模增加對越投資。故一個半月后，越方才提出三個帶有試探性質的合作項目，一是在中部廣治省興建一個水電站，總投資1.7億美元；二是在太原省興建一個熱電廠，總投資1.2億美元；三是興建一個年產2000萬米布的現代化紡織廠。

國內主管部門經過認真研究，答復說，關于水電站和熱電廠事，由于資金額太大，中方無力提供政府貸款。關于紡織廠項目，中方愿積極支持雙方企業進行探討，對有經濟效益的項目，中方可考慮提供部分信貸支持。

我感到，國內主管部門對推動兩國經貿合作的態度還是積極的，但由于資金有限，無法支持大的項目。據我所知，每年我國援外的總金額是在年初就已敲定的。如同一個蛋糕，切給這個國家多些，切給其他國家的便會少些。因此我對國內主管部門的答復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內心仍期盼朱總理來越南后，憑借他大刀闊斧的作風，能在現場做出一些超乎意料的決定，使兩國經貿關系有較大的突破。

朱總理訪越的第一站是南方的胡志明市，第二天才抵達首都河內。在同越南總理潘文凱會談時，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進一步加強兩國的經貿合作，而越方更希望知道朱總理帶來了什么令他們鼓舞的消息。朱總理除了按照在國內已經商定的意見，宣布以中國政府的名義贈送給越南政府1000臺康佳牌24英寸彩電和1000輛輕騎牌摩托車外，在現場還做出了幾個出乎人們意料的決定：

（一）對越方提出的興建三個大項目問題給予了積極回應。朱總理說：“最近越方提出了一些大型合作項目。只要是對越南經濟結構調整、經濟效益提高有益，中國政府都愿意真誠同越方合作，并提供資金支持。”在會見越共中央顧問杜梅時，朱總理還說：“越方提出希望中方援建熱電廠、水電站和紡織廠，這些基礎設施有助于越南經濟發展，大約需要3億美元的投入。盡管中國目前也有困難，但我們愿意積極考慮向越方提供貸款援助。”

（二）對于長期存在的中方不同意在邊貿活動中使用越幣結算的問題，朱總理充分考慮了越方的愿望，同意把越幣也作為邊貿結算貨幣。越方對此十分滿意。朱總理對使館的同志說，這個問題要想開一點。因為我們總是要跟我們的鄰居越南開展貿易關系，將來總是要來承包，總是要來旅游，總是要花越幣的。沒有關系嘛，不要太小氣了嘛。你就做一下這個幣怕什么呢？他特別強調要多從全面的觀點、政治的觀點、全局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三）對于雙方商定的合作項目，改變以往由中方指定一家中國公司負責承辦、越方不得挑選的做法，同意越方在若干個中國公司中任意挑選合作伙伴。朱總理對使館的同志說：“我們應該鼓勵競爭，不能老吃大鍋飯。”“有些公司自己不行，就不要硬扶持他們。”

（四）更出乎意料的是，朱總理在會談時主動表示中方愿意幫助越南的一個氮肥廠和一個鋼鐵廠扭虧為盈，并進行技術改造。這兩個廠都是20世紀60年代由中國援建的，由于年久失修、設備嚴重老化和管理不善，導致這兩個廠連年虧損。中越關系正常化以后，雙方有關公司就這兩個廠的改造和擴建問題談了多年，但始終未能達成共識，搞得很不愉快。越方在朱總理訪問前曾專門向中方表示，建議兩國總理會談時不要提及這兩個廠的問題，以免影響會談氣氛。

然而朱總理卻在會談中主動表示，他將從國內挑選有實踐經驗和有實干精神的專家到現場考察，通過加強管理和進行必要的技術改造，盡快扭虧為盈，幫助越南政府“卸掉一個包袱”。越南總理潘文凱聽后十分高興，當即表示感謝，但并不清楚如何著手這項工作。我和使館的同志也不知道國內有關部門將怎樣具體實施。

朱總理回國后的第九天，即12月13日上班后，使館收到了朱總理親自給越南總理潘文凱的信。信中說：“為盡快落實我們在河內達成的共識，中方決定派邯鄲鋼鐵廠和安陽氮肥廠的專家于今年12月20日赴越南，協助越方進行技術改造，改進經營管理，提高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為使上述工作順利展開，兩國相關部門及有關企業之間有必要相互溝通和了解。為此，我建議總理同志考慮派工業部長、鋼鐵工業總公司、化肥工業總公司負責人和兩個企業的黨委書記、廠長及少數有關專家，在中方專家赴越之前來華訪問，參觀中方有關企業。屆時我將會見越工業部長和中越雙方參加此項工作的人員。”

收到朱總理的邀請信，我極為興奮，當即讓研究室把來信翻譯成越文，并讓經商處聯系越南工業部，提出我希望在當天上午約見鄧武諸部長。但對方回答說，大使要見部長，請先給工業部發來照會。我聽后很是不滿，立即給鄧武諸的秘書打電話說，我有急事要見部長。對方說部長正在開會。我因為同部長關系很好，便說能否請部長出來一下，我同他說幾句話。不一會兒，鄧部長出來接了電話，當即商定上午11點半我們在工業部見面。

鄧部長看了朱總理的信，同樣興奮不已，表示將立即向潘文凱總理報告。接著，他又補充一句說，他認為越方一定會接受邀請。

越南總理潘文凱果然完全同意朱總理的意見，隨即派由工業部長鄧武諸率領的考察團按照中方建議，準時抵達北京。事后得知，鄧武諸部長一行抵達北京機場時，朱總理已在人民大會堂等候。中方特別安排了開道車引路。朱總理同越南同志及在場中方人員做了一個多小時的談話，對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全面具體的部署。朱總理還當著越南客人的面，批評了中方官員。后經國務院批準，中方同意提供專款用于兩企業的技術改造。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上述計劃順利完成。

鄧武諸部長對我說，他見過不少外國總理，但態度如此誠懇，抓工作如此大刀闊斧，如此雷厲風行的，只有朱镕基總理一人。越南駐華大使裴鴻福對我說，朱镕基總理訪問越南把兩國經貿合作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