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祥沒有阿嬤的海，但有一個叫李兵的女人

在廣西憑祥送外賣，是件沒有多少人關心的事。

這座與越南接壤的邊境小城，戶籍人口不到12萬，人均年收入4萬元左右。過去很多年，這里的年輕人只有寥寥幾條路，要么去沿海地區的工廠打工，要么留在本地務農，或者借著口岸做點物流小生意。留守、外出、返鄉、再外出......這幾乎是大多數憑祥青年的標準人生軌跡。

李兵今年38歲，是憑祥美團站點跑了6年的老騎手，管著二十來人的小隊，同時她也是村里新當選的婦女主任。

李兵說，二女兒剛出生那幾年，她就只想著拼命跑單賺錢，“現在我每天跑夠20單、四五個小時就下線，月入四千多塊，遠超當地坐辦公室的白領們，也比那些在邊境物流貿易公司打工的人要多”，李兵挺滿足。

她不是“單王”，也沒有“詩人”“作家”等身份加持，更不會拍視頻造IP賬號搞流量。年輕時，李兵在外漂泊多年，“沒大富大貴，也沒當上老板”，又在大多數同齡人結婚的年齡，回到憑祥組建自己的家庭，養育兩個女兒。

跟王晚、萬燈輝、廖澤萌、王計兵這些頻頻登上熱搜，被一家家媒體反復報道的“焦點人物”比，李兵極其平凡且普通，是很多邊境農村女性的縮影。

“像李兵這樣的女騎手，我們站上就有20多個。”憑祥美團站點站長周子文說。

曾經的留守兒童，不想再讓親人“留守”

“你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當李兵第一次面對這個問題時，怔住了。她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很鄭重地說，她最想要的就是“穩”，一份穩穩當當的收入，一個穩穩當當的家庭。

不過，對于一名出生在農村的女性而言，這種樸素的要求也需要費一番心思。

1987年，李兵在憑祥郊區的村里出生。和當時很多農村孩子一樣，她是“留守兒童”，跟著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到9歲。

李兵小時候（右一）和弟弟、堂妹的合影。（圖/被訪者提供）

“村子跟街上（指縣城）隔著不遠，但是那時候路不通，去一趟要大半天。”李兵說。

那種“被留在原地”的感覺，刻在她的記憶里，并支撐著她堅定地守著爺爺奶奶，守著一對女兒。

年輕時，李兵不想待在小城：“初中畢業，我就想去大城市打工，被爸爸攔下來，扭著送到學校，一直念完了高中。”

高中畢業后，她去過溫州、深圳、廣州......只要聽別人說，哪里有工作，她就去哪里。“一個月就2000多塊，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攢不下錢。”

她進過溫州鞋廠，在廣州工地上給工人們做過飯，也在花店里打過工。每份工作都干不長，短的就一個多月，長的也不超過半年。

工廠里的日子她記得最清楚，每天站在流水線旁工作十幾個小時，月薪兩千出頭。“少說話、多干活”是鐵律，組長經常呵斥她，不讓她跟旁邊的人聊天，上廁所也要受到限制，“組長覺得，我跟別人說話，不僅自己的活干得慢，也影響其他人”。

2009年，李兵（黃衣）在溫州的游戲公司做推廣活動。（圖/被訪者提供）

李兵愛說笑，喜歡跟人聊天、打交道。工廠里應和她的只有流水線機器的轟鳴聲，這令她覺得自己被掐住喉嚨，透不過氣來。一個月多一點，李兵就主動辭了工，工錢被扣掉了一部分。

后來，她又聽同鄉說，廣州一個工地上正在招人，她想著工地應該不會管人什么時候上廁所，什么時候說話。于是，她去應聘，當起了廚子，給幾百號人做飯。工作不算難，但住宿、洗澡都是難題，“工地上都是男的，我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也不好搞特殊，確實不方便”，這份工作，李兵也沒干長久。

兜兜轉轉在外打工好幾年，大城市跑了很多個，李兵沒混出名堂。爺爺奶奶著急了，催她回家：“外面有什么好！”

“外面確實沒什么好的，你想多賺點就得跟別人比，得干得更快更多，結果也賺不到多少錢，剛剛夠養活自己。”李兵大笑，“我到現在也沒想明白，當時為什么會干那樣的工作（去建筑工地給人做飯）！”

回到憑祥后，李兵結了婚。丈夫一個月掙兩千多塊——在憑祥，這份收入剛夠兩個人吃飯。兩個女兒相繼出生，她當了家庭主婦，自己沒有一分錢收入。

李兵家村前的馬路。（攝/段還真）

奶粉、尿不濕、幼兒園學費、米面糧油，每一項開銷都靠丈夫一個人，家里捉襟見肘。看著別人外出打工賺錢，李兵心癢起來；但一想到要跟兩個女兒分開，又退縮了。她覺得找不到出路。

利用之前在廣東結識的人脈，李兵從一位做女性用品的老板那里拿貨，賣起了衛生巾。生意不錯，她租了門面，招呼村里十幾個家庭主婦一起干。她們線上賣，也到鎮上擺攤。

“那時候覺得自己挺能的，”李兵說，“敢帶著一群姐妹一起賺錢。”2020年，生意受沖擊，開始虧錢，姐妹們一個個離開，門面關了，貨積壓在手里，債也欠下了。那是她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時間。

那段日子，李兵失眠、焦慮。她每天讀《易經》，反復念叨“放下”，希望能從書中的只言片語里抓住點什么。

2021年，丈夫的堂妹來家里吃飯，聊起跑外賣的事，說是很賺錢。李兵佯裝開玩笑：“那我也要跑。”沒幾天，她真出現在美團站點。

第一個月掙了2800多塊，超出預期。“我心里很高興。不只是因為錢，是發現自己還能行。”

本地人留在本地跑單，李兵生活得更自在，她更愛笑了。（攝/段還真）

剛開始，李兵鉚著勁，頂著系統允許的最長上線時間跑單，多勞多得，最多時候能賺到八九千。

可新的問題又來了，小女兒才兩歲，丈夫開始反對：“你出去了，小孩誰看？”丈夫值班時間不固定，上一天班休一天。可是李兵賺錢上癮了，不想放棄。最后，夫妻倆只好商量，誰有空誰帶，帶不了就找人幫忙。

后來的事情，像她自己說的：“咬咬牙就堅持下來了。”

騎手得比系統更懂憑祥

憑祥的美團騎手，活動范圍不只在市區。

李兵最遠的配送區域，是南山的物流園，往友誼關方向。這是中越邊境最重要的口岸之一，每天有成千上萬噸貨物從這里進出。而從市區送到園區的外賣，單程將近20公里，走的也是跟大貨車同一條的公路。

隨著中國—東盟經貿日益緊密，友誼關口岸越發繁忙。（圖/視覺中國）

“路上大車多，車速快，灰塵又比較大。”李兵說，從市區到目的地差不多要一個小時。單程只送一單的話，二十來分鐘能到，但“一趟只送一單上去太遠了，不劃算”。

騎手們把去邊境物流園方向的外賣，都簡稱為“送上去”。這類訂單，騎手們有比系統聰明得多的解決方式：他們把收到的系統派單截圖發到微信群里，標上“甩南山”或“甩物流園”，只要有人順路，就能把單轉出去。對站點而言，這也是有利的，能提高整個團隊的配送效率。

美團系統給每個騎手每天5次轉單機會，不想送的訂單可以轉到訂單大廳里，也可以直接轉給某個騎手。“進了騎手這一行，要想干好，你得琢磨系統，利用規則，還得能跟別人合作。這次‘送上去’的單都轉給人家，下次你是不是讓人家都轉給你？入行一兩年，你就會發現，那些送得快的騎手都是‘活地圖’”。李兵說。

餐送到邊境，找人同樣是個技術活。點外賣的很多都是外地人，有貨車司機，有口岸商戶，也有跨境做生意的人。

貨車司機是跟車走的，經常說不清楚自己在哪，寫的地址定位也不會很準確，經常找不到人。訂單送得多了，一來二去，李兵摸索出一套自己的送單方法。

“一定要問出車牌號，再讓對方拍張環境照片，估摸著就能找對。”李兵說。

送去邊境的訂單，主要還是吃的，飯、面，還有市區才有的漢堡。李兵告訴記者，外賣能送到物流園，很大程度上也解決了在那邊工作和送貨的人的吃飯問題。“很多商家都開通到那邊，就算只有一單，我們也會去（送）。”

跑外賣六年，李兵熟悉憑祥的大街小巷。（攝/段還真）

憑祥1992年獲批成為“沿邊對外開放城市”，邊民互市與邊境小額貿易迅速崛起，成為中國最大的紅木進口口岸和交易市場。那幾年，很多本地人在當地物流公司打工，裝貨卸貨、溝通翻譯，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從小在這種環境中耳濡目染，李兵能聽懂越南語，日常也能簡單溝通幾句。

送外賣的這6年里，李兵眼見著憑祥一天天在變。

雖然她講不出邊境產業轉型升級的大道理，也從未深究低附加值的原料進出口如何就變成了高附加值深加工產業，更沒關注過當地物流運輸正在進行的無人化、智能化改造。她最直接的感受都來自外賣，“那些下單的人在變”。

口岸附近點外賣的卡車司機少了，反而一些近處的電子產業園、農副產品深加工園區的訂單在變多。“前兩年，每天要去好幾趟物流園，跑一趟手上最少七八單。如今這類單子少了，邊境生意不用做得像以前那么辛苦”。

李兵是修車店的常客，換上了第3輛電動車。（攝/段還真）

帶一支隊伍，換一種身份

在憑祥美團站點，女騎手共25人，李兵小隊就有12位，有些女騎手是奔著李兵來的。這些原先在家照顧娃、沒收入的農村女性，聽說她跑外賣時間自由，還能掙到錢，就跟著來站點，點名要進李兵的小隊。

她們大多是寶媽，三四十歲，有的已經五十多歲，學歷不高，但個個都想能有份靠得住的穩定收入。

李兵帶過一個讓所有人都頭疼的阿姐。她是政府的扶貧對象，家里突遭變故，負債累累。組長帶了四五天還是學不會，去小區找不到樓棟，也不敢問保安，訂單送不到，急得在樓下繞來繞去。大家都覺得她干不長久。李兵站出來：“讓她來我隊里試試吧。”

她教阿姐如何開口問路，教她跟顧客溝通，告訴她迷路了怎么辦……剛開始那幾天，一聽到系統的派單聲，阿姐就緊張得手心直冒汗。李兵陪著她一單單跑：“人不能怕，誰都是從不會開始的。”

站點也給老帶新提供了兜底機制，老騎手花時間帶新人耽誤自己送單的，頭10天里，新人每單都給老騎手五毛錢作為拜師費。新人可以跟站點申請調整排班，避開訂單高峰，降低學習難度。

后來，這個阿姐真被帶出來了，一個人跑單完全沒問題。

“她不只是自己能跑單、能賺錢，還能把那些跑不出來的人拉起來。”站長周子文每次談起李兵都很自豪，“熱心”兩個字很難概括李兵的特點，得有耐心，也需要方法，更需要從心底理解農村女性的處境。周子文入行早，當年也曾把自己積累的經驗分享給李兵。

在村里，老人們大事小事都喜歡找李兵幫忙。人們熟悉李兵，信任這位騎手。（攝/段還真）

在村里，李兵也是個熱心腸。她幫老人代買東西、調整手機功能、交話費。李兵家的門一開，老人們就會自己聚過來，像一個非正式的“老年活動中心”。

有的老人想去縣城快遞網點取個快遞，找李兵；有的想要給孫女買個蛋糕，找李兵……每次李兵送完外賣回村里，都會順路幫這些老人跑腿。“縣城的路，我跑熟了，抬抬腿就能帶回來，他們（村里老人）進城還得打聽半天。”李兵基本來者不拒，成了這些老人連接縣城生活的一個節點。

后來村委選舉，李兵被提名，當選婦女主任。村委老齡化嚴重，她算是年輕力量。

當了婦女主任，李兵要組織婦女進行技能培訓、協調留守兒童照顧、調解家庭糾紛。有時半夜接到電話，村民家里鬧矛盾，她騎上電動車就去勸。周站長知道后也很支持，給李兵彈性排班，讓她忙完村委的事，想跑單隨時來，好好干就能賺到錢。

斜杠騎手李兵在村委值班。（攝/段還真）

哪條路有野狗，哪個商家出餐慢，哪個小區路燈太暗，哪棵樹上有蛇會掉下來......信息在騎手群里流動，反饋到站點，再由站點與相關部門、社區溝通處理。“騎手們以前有委屈不知道跟誰說，現在至少有個地方能倒苦水。”李兵說，這個群體不斷有新人加入，也有老騎手離開，“不管什么時候進群，大家都是一家人”。

在家里，李兵和丈夫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

從最初反對，到商量著帶孩子，現在丈夫開始主動配合李兵的工作。李兵沒空做飯，或者帶著隊里的騎手們回家聚餐，丈夫總能及時端出一桌好飯菜。大女兒的家長會，也是倆人輪流開。現在夫妻倆誰都說不清，家里那條以性別進行家務分工的邊界，是何時消失的。

“以前我覺得家里的事就該我干，現在他覺得他也能干。”李兵很開心。

2025年，中山大學針對縣域騎手進行過一次調研。調研結果顯示，近八成縣域騎手每天在線8至9小時，不少人認為這份工作“時間靈活、收入不錯”。

在憑祥，外賣騎手這個職業，在悄悄改變一些東西。（攝/段還真）

在憑祥，一個女騎手一個月能掙4500元左右，勤快的能賺到七八千，超過當地平均收入。更重要的是，這份工作給了縣域農村母親一個可以“在場”的選擇，早上能送孩子上學，下午能接孩子放學，學校開家長會隨時可以去。“你沒辦法單純用錢衡量這個。”李兵說。

在憑祥這樣的邊境小城，女騎手的留存率也很高。她們選擇這份工作，理由都出奇一致——時間靈活，能接送孩子，也能自己掙錢。“最重要的是，”李兵說，“你不用看任何人的臉色過日子。”

李兵小隊里的女騎手們，一起跑單，一起吐槽解悶。有人生日了，大家湊錢買蛋糕。有人家里有事，大家互相幫著頂班。這種姐妹情誼，在人際關系相對疏離的當下，顯得格外珍貴。

留下來，能不能生活得更好一點？

李兵對兩個女兒的教育，也透著一種不被傳統束縛的勁兒。

大女兒想學搏擊，一學期學費兩千多塊，丈夫不同意，覺得“女孩子學那個沒用”，李兵卻覺得就算借錢也要送女兒去學。一個學期后，女兒不想學了，她也不逼迫。后來，大女兒又要學畫畫、書法，為了能優惠些學費，李兵去跟老師商量，送單間隙里幫發傳單，讓老師給打個折。

李兵送完單，陪女兒在村口路燈下玩。（攝/段還真）

“我不想讓她們覺得，想做什么因為沒錢就不行。”李兵說，女兒們上的是當地最好的幼兒園，一年學費一萬多。有同村人覺得沒必要，可她卻覺得“能學到東西就行”。

她不要求女兒成績多好，但要求她們把字寫好、把書讀完，如果女兒們想出去闖一闖，“哪怕是天南海北，我不攔著”。

李兵知道，女兒們長大后也會有各種想法，未來做什么需要自己選。政府在當地開了新工廠，縣城即時零售興起帶來了新崗位，本地就業機會在不斷增多。“我身邊有好幾個以前在廣東打工的姐妹，現在回來了，也在跑外賣。”李兵說。

她說自己經常會向身邊家庭困難的女性推薦騎手工作，不會刻意美化，也不會因為別人對送外賣有偏見就退縮，“別人怎么看是別人的事。我自己知道，這份工作讓我站直了”。

傍晚，李兵掐著大女兒放學的時間點，送完最后一單，跨上電動車，朝著學校騎過去。

李兵在家附近的山腳下，身后是她經常爬的山。（攝/段還真）

李兵不是大人物，憑祥也是個很普通的邊境小城，步行半小時就能從這頭走到那頭。2024年美團曾公布過全國騎手數量為700多萬，行業人士估計，一半在全國近兩千個縣域城市里跑單。他們遠離大城市，身上沒有可以帶來流量的獵奇故事，很少進入媒體、網紅的視野，日復一日馱著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往前跑。他們不被看見，不過，他們同樣值得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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