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上校警示: 很多人熱衷把玩美國AI，卻悄然陷入一個情報巨網

戰略所需的數據資源，很多存在于公開的全球社交媒體之中，因此社交媒體也成為國家或非國家組織對外交流的重要工具與平臺。全球各國政府及其授權或下屬機構，通過社交媒體以高效率、低成本、多樣化的方式實時或延時發布信息、傳播理念、應對危機事件，并大量收集公眾反饋。這為美國運用數據資源優勢，掌握其他國家與非國家組織的訴求及其內部變化，并捕捉民眾心態與輿論走勢提供了可能。由于社交媒體并非政府所能壟斷，社會民眾成為國家行為的參與者，這使美軍有可能在全球數據戰略框架內，針對其他國家政府或非國家組織機構，甚至所有社會階層成員，實施心理認知作戰。

? 竇國慶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學博士后，陸軍上校

本文節選自《影子博弈：AI重構權力與安全》一書

全球戰略的精細“算計”

美國全球地緣戰略的本質是爭奪資源。“在整個人類工業化進程中，大國政治、經濟政策無一不將爭奪、開發、使用和占有礦產資源置于顯要位置。”AI時代到來之前，美國全球地緣戰略主要著眼于基礎性自然資源（如土地、石油、天然氣、金屬等）及人口資源的地理分布，并據此制定與實施國策。隨著AI時代的來臨，美國以自然資源與人口資源分布為軸心來進行全球地緣經濟布局的模式被改變，進而帶動地緣戰略爭奪資源的重心發生轉移。中東、中亞、南海、北海、西北歐、東南歐、中美洲等重要油氣區，以及烏克蘭、中國東北、俄羅斯西南部、阿根廷等重要“世界糧倉”的地緣價值并未減弱。但在AI科技與產業催生之下，數據資源正在使美國能夠通過掌控信息媒介與傳播渠道，向全球或關鍵區域提供、輸送信息產品，塑造國際社會的心理認知，并在更深層面“引導”其他國家（政治實體）和地區對自然資源的尋找、利用與依賴方式。

數據資源不僅包括關于基礎性自然資源的地理分布、開發與利用的知識，也包括獲取這些知識的手段、組織與機制。美國全球數據戰略的主要意圖，是通過主導數據資源的產生、呈現與使用制造國際議題，培植國際組織變革因素，引導盟友或對手做出利于美國的判斷與行動，并在必要時調節基礎性自然資源的開采與管理方式，進而增強對地區乃至全球事務的影響力，以達成地緣政治目的。

首先，如果美國具有數據資源優勢，就能更及時、更高效地把握地緣空間的價值及其價值區間，從而為其開發新的“地緣縫隙空間”，并以更隱蔽的方式實現排他性并占據良機。

以開發深海空間為例，美國利用AI科技建立深海環境模型，研發深海空間專用的無人潛航器。尤其是美軍通過大量運用深海無人潛航器，對海平面以下7000米的深海空間進行環境監測，采集海洋物理、化學與生物光學數據，以及海洋鹽度、溫度等關鍵變量。未來，美軍將更頻繁地運用深海空間無人探測系統，以實現平臺無人化、操作智能化和功能集成化：既可以對深海空間海底地形（海底山脊、盆地、海溝、斷裂帶等）、水溫水流、物質成分等自然環境信息進行收集與研究，也可以對其他大國在深海空間的行為與武器系統進行探測與監視。美軍發展無人化的深海探測與續航技術，在將深海由人類未知空間快速轉化為已知空間的同時，也使自身更可能成為深海“掌控者”，并進而成為洋面秩序的重要重構者。深海環境信息資源優勢，使美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得了深海空間的強勢主導地位。

其次，美國如果具有數據資源優勢，將使國際社會更依賴其提供的公共產品，從而增強對公共區域的影響力，并最終在公共區域國際事務中取得更強主導權。

比如，美國“利用數據資源所具備的優勢已經開始超越軍事化運用的本身意義”。當前，美軍正在使用一款AI軟件來構建“判斷海域海盜活動、氣象水文”的模型。該類工具幫助眾多跨國航運企業制訂相對安全的航運計劃，為全球海洋經濟活動提供高價值數據支持。越來越多的國家與跨國企業在進行全球海洋活動時，依賴美國所提供的全球海洋環境數據，這表明美國對數據資源的運用正在成為其全球海權地位不可動搖的新象征之一。

美國全球數據戰略的本質在于：利用優勢數據資源，使對方在心理認知上接受己方優勢，讓對方意識到己方運用實力既可以帶來利益，也可以造成危險。心理認知競爭空間并不直接決定實力優劣，卻能顯著影響實力運用的方式。心理認知接近程度較高的大國之間，對彼此“如何運用實力”的判斷準確率往往更高；但與此同時，判斷誤差一旦發生，其造成的傷害就可能更大，也更難修復。

隨著AI科技滲透至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全方位領域，其對國家安全與利益已產生系統性影響，其內置的規模宏大、關聯復雜的數據資源，不僅承載著全球認知層面的戰略需求，更構建起涵蓋數據開發、傳輸、處理、存儲、分析等多樣化、體系化功能。實現這些功能，高度依賴各類個性化的大數據技術設備與模型，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網絡空間基礎設施。

美國全球數據戰略的最高價值在于：掌握足夠全面且及時的數據資源，以利于運用定量與實證研究方法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化進行前瞻性預測，從而彌補政策制定與策略選擇中傳統模式的局限。戰爭危機爆發、政府決策走向、外交影響路徑和安全威脅演化等領域的預判，都可能通過對數據資源的掌控而獲得新的關注與新的工具性支撐。

美國全球數據戰略的基本運用方法之一，是預判其他大國的安全訴求，或預判地區安全秩序的主要趨勢。比如，可以針對其他大國從決策機制、安全威脅認知、應對舉措與安全手段等層面，開發并收集其外交、軍事、情報等數據，甚至建立特定模型，分析其安全漏洞及其關注權重，進而判斷其安全威脅認知能力與應對方式。同時，全球性交通體系與市場體系已基本形成，傳統地緣博弈模式仍然盛行，由此也為美國制定并運用全球數據戰略提供了機遇窗口與操作空間。

美軍在美國全球數據戰略框架之下，更加精準地研究盟友、對手與第三方的地緣政治行為，深入把握其他大國的地緣戰略訴求，尤其是訴求背后的制度性根源與文化性根源。更為關鍵的是，美軍在預測對手、盟友與第三方決策者的取向偏好，及其在不同偶然事件中的應對策略時，可以為自身制定對策提供基本依據。尤其在運用數據資源分析之后，美軍能夠更細致地評估決策者的經歷、性格、知識結構、對科技與國際道義的敬畏程度、對不同社會階層與利益集團的重視差異、決策關聯者網絡、情報流轉時效，以及領導行為所依托的體制運行機制等因素。

美國全球數據戰略作為AI時代特有的全球地緣戰略新分支，可以概括為4個方面： 一是政策數據戰略，主要用于表述地緣戰略環境背景下的目標與實現目標的路徑、資源；二是動機數據戰略，主要用于揭示現實政策背后的民族文化、社會心態與制度模式等支配性因素；三是策略數據戰略，主要用于戰爭、危機、災難、饑荒、談判、安全領域合作或對抗等具體事件的應對策略；四是條件數據戰略，主要用來刻畫盟友、對手與第三方決策者的決策習慣與決策能力。

這些戰略所需的數據資源，很多存在于公開的全球社交媒體之中，因此社交媒體也成為國家或非國家組織對外交流的重要工具與平臺。全球各國政府及其授權或下屬機構，通過社交媒體以高效率、低成本、多樣化的方式實時或延時發布信息、傳播理念、應對危機事件，并大量收集公眾反饋。這為美國運用數據資源優勢，掌握其他國家與非國家組織的訴求及其內部變化，并捕捉民眾心態與輿論走勢提供了可能。許多國家政府開設官方社交媒體，或授權、引導開設非官方社交媒體，以發出自身聲音，塑造自身形象。由于社交媒體并非政府所能壟斷，社會民眾成為國家行為的參與者，這使美軍有可能在全球數據戰略框架內，針對其他國家政府或非國家組織機構，甚至所有社會階層成員，實施心理認知作戰。這也導致美國全球數據戰略在實踐上可能演化為削弱他國政府內部公共事務主導權，并構成對他國內政干預的工具——盡管在表面上，它常被包裝為社交媒體上的“正常國際交流”。

美國全球數據戰略的關注重心不再僅限于人口、地理位置、自然資源及其對他國邊界安全的影響，還將覆蓋數據開發與數據供給能力。美國憑借強大的數據資源開發能力，向世界其他地區提供“權威”數據。在這一過程中，美軍或AI科技企業就可能掌握全球范圍內每個被關注對象的個性化認知需求。比如，電子商務網站后臺可以儲存每個用戶的消費經歷，從而依據其個人偏好推送相關產品與服務。由此，美軍可能基于大量用戶的行為數據，針對每一個具體事件、每一個社會階層、每一類企業乃至每一位國家領導人提出數據開發需求，并據此對不同事項實現差別化的精準決策；同時支撐美國政府針對國內不同社會階層與利益集團，以及組織架構內的不同機構，采取差異化的地緣政治行為。換言之，政府、企業、社會團體與民眾可以被進一步細化，不同主體的地緣政治價值被重新估值，策略也隨之被重新組合與運用。

美國全球數據戰略也可能成為全球民眾心態與全球安全秩序的“雙面鏡”。信息公開使全球民眾對國際公共事件更為敏感，美軍可以據此趨利避害。比如，當戰爭或危機爆發時，美軍可能運用AI科技分析社交媒體的實時狀態，盡可能全面地掌握各方社會心態，力爭更精準、更有針對性地做出決策。

美軍將伴隨AI科技進步加快數據資源的新陳代謝，使以往的用兵決策由側重反饋轉向更強調前饋。以往的前饋性用兵決策，往往被視為少數精英憑借“陽春白雪”的洞察力而獲得的“專利”，而大數據技術使幾乎所有人都可以獲得這種“專利”，并在AI時代進一步普及。

未來美軍將不間斷地依托全球數據倉庫、數據集市、數據可視化、云存儲與云計算等技術體系，成為美國全球地緣政治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軍未來更側重前饋的用兵決策，將取決于數據資源開發與感知能力，以及獲得數據的規模、時效與質量，尤其取決于數據的使用方式。這促使其必須更客觀地掌握全球性民眾心態傾向，尤其是對敏感事件的人心向背，從而使其更高效地獲得對手、伙伴或第三方的準確情報。在這一過程中，美軍與美國全球數據戰略越同步，就越容易“快人一步，步步領先”。這是所有大國力量都需要重點應對的。

以海量數據收集、存儲、維護、管理、分析與共享為基礎的AI科技，在美軍全球運用數據資源的推動下，可能提升AI產業與人才分布的全球化程度；這又反過來促使美國全球數據戰略更明確地服務于AI產業與資本活動，導致數據資源本身在更大程度上決定資本流向與產業動向，從而呈現出美國未來全球地緣戰略的“風向標”。

當然，美國全球數據戰略存在巨大風險。AI科技可能因數據資源過量而造成決策低效，或使決策偏離真正的最佳訴求。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科技、文化等領域引入富有專業性、可共享的數據資源， 既打破傳統壁壘， 又突出各領域特色， 使專業性或一般性的AI 用戶都可能開放地進行基于認知需求的數據分析。在這種技術的支持下，美軍也許能夠自動化感知全球任何地緣政治空間，將不同類型與不同時效的地理環境數據、人文數據、宗教數據進行開發、運用與傳播，形成全動感視頻系統與情報顯示系統，構建可視化的全球動感大數據系統。然而，在這一系統中，數據開發與使用的有效程度與可信度，數據之間相關性的依賴關系，以及算法適用性等問題都不容忽視，否則極易導致美軍全球用兵決策的盲目性與自我強化偏誤。比如，2026年2月28日，美軍試圖運用AI科技來支持打擊伊朗境內目標時，造成一所女子小學遭受襲擊、近200人喪生的嚴重人道主義災難。這表明，美軍運用AI科技的數據資源和算法等，有可能是過時的，甚至是有嚴重錯誤的。

另外，美國全球數據資源的開發、使用與流通雖可能促成共利，但也可能制造更多暴力誘因。比如，數據資源較弱者出于安全需要不斷自建壁壘，反過來誘使美國通過數據建立與鞏固霸權的動機更加強烈，從而激化傳統地緣政治對抗，并引發更容易走向軍事沖突的結構性風險。與此同時，AI科技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決策者， 卻也更考驗其精力與知識， 即對透過現象分析本質、運用有限信息處理不確定性、理解現實與潛在風險收益、應對復雜與交叉知識體系等能力的要求反而更高。這必然要求決策者、決策團隊、決策程序、決策工具與決策體制必須隨時與社會輿論和民眾心態緊密互動；否則，美軍用兵決策要么落后于形勢發展，要么偏離民眾需求，要么錯誤引導利益訴求。

人類最高級的智力在于預先知曉。戰爭藝術的真諦是在合適時間內的準確預見：將戰場信息對各種行動的可能影響、對手如何應對、己方應對效果等各方面的預測結果快速輸出，盡量跳過煩瑣的經驗式推理與邏輯分析，提高衡量利弊的時效。

戰爭藝術是在每個戰場、每個機遇、每種天氣、每個危急時刻中把握人性的藝術。著眼于人性的指揮藝術將在未來戰場上以新的方式呈現。AI時代意味著人性的傳承與演進，新的、令人捉摸不透的人性也隨之出現，等待作為萬物之靈的人去發現與挖掘。

AI科技使未來戰爭更難區分交戰狀態與停火狀態，也更難準確界定戰爭的開始與結束，從而使戰爭藝術有新的呈現方式。

美軍運用AI科技“以不可估量的速度與準確率帶來知識與價值，形成高效的超前洞察力 ”。

“戰爭藝術的精髓是‘出其不意’，AI武器系統的最高功能正在于此。”在AI科技支持下，美軍不僅可能比對手更快速、更全面地感知戰場，先敵發現，先敵開火，還可能更快速、準確、科學地預測戰場發展，并在恰當時間以恰當方式令對手不自知地戰敗。

“興一利必興一弊”的規律在科技領域內體現得尤為明顯。美軍可能在速戰速決中避免巨大傷亡與消耗，但也可能因AI科技誤用或被對手有意“做局”，陷入思想混沌與猶豫不決，甚至忽視并遺漏戰場上的關鍵信息。更嚴重的是，上級指揮官可能憑借AI科技過細、過多地干預下級指揮官，致使部隊行動混亂。

事實上，AI科技強于邏輯分析與推理，但不可能擺脫對人類已知之事的依賴。AI 武器系統只能按照人為事先設定的模式行動，或依據“上次”經驗增強能力，卻難以適應不斷更新的任務環境，更難以在執行新任務時生成真正意義上的創造力。

戰爭是雙方作為“活的力量”的對抗，并不存在固定時間、固定空間里必須遵從的固定法則。AI武器系統難以辨別信息真偽、全面與片面、表象與本質，美軍對戰場態勢的判斷也無法避開自我主觀意志對戰場信息的限定與量化。

智能高低的標志，是單位時間內能夠考慮的因素數量，以及對各因素的影響進行排序的能力。未來戰爭中，政治對戰術行動的駕馭將更為頻繁，美軍需要納入考量的政治性因素也將顯著增多，而這些政治性因素（如道義感、輿論形象、法律約束、人權、市場、士氣）無法像街道、建筑物、天氣、武器那樣直接顯示在AI武器系統中。

美軍不能指望在完全透明的戰場上追求勝利，而可能依賴人性中天然的經驗與判斷力來追求勝利。

直觀感知戰場能力并不取決于單位時間內獲取的信息總量，而取決于對特定目標、特定設施、特定時間節點所掌握的精確信息與實時信息的數量。因為未來戰場范圍廣闊，無須全面控制，只需控制關鍵作戰。直觀感知戰場只需依據每次具體任務的行動區域，聚焦于有限戰場，否則，難以預測的無關信息將干擾專項行動。

各種AI武器系統打破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限制，跨越大洋，貫通山脈，即便相隔萬里，也能在多維空間里實現直觀感知。

AI科技的直觀感知功能，甚至可能通過遠程“腦—機”連接擴展為遠程“腦—腦”連接，“潛入”對手指揮人員和作戰人員的腦空間，乃至對手最高領導人的腦空間，影響甚至控制其判斷、記憶與情感，從而在無須實體作戰的情況下達成目標。

美軍運用AI科技針對專項任務，利用存儲的知識、數據、經驗與設定的邏輯程序輔助決策。運用既有方法或既定行為模式，發揮已知知識、數據、經驗與邏輯程序的作用；再將實時感知信息與存儲數據進行自主與自動化比對，從而接受、啟發并創造性地運用新方法，形成新決策。AI 科技會在未知與已知之間實現螺旋式遞進：對各類戰場環境信息的可信度、精度進行分類排序；對各類敵對性目標的威脅程度、打擊難度、位置與移動特征、毀傷所需手段進行分類排序； 對使用手段的成功概率、速度、精度、行動難度與條件復雜性進行分類排序；對敵我雙方可能產生的影響、己方傷亡與物資損耗進行分類排序。

運用 AI 科技不是對原有知識與經驗的重復使用，而是將已知知識演化為應對未知的能力，即設計新情境、新作戰行動，并不斷充實AI武器系統中的知識與邏輯程序。

美軍在發展新的戰爭藝術方面，面臨固有挑戰。

AI科技不能脫離人的經驗，但藝術是對經驗的超越，而非重復。對戰爭而言，許多“已知經驗”也許正是下一次戰敗的根源。美軍當前依據既有經驗設定行動模式的AI武器系統，難以超越人的想象力， 一旦允許一切作戰行動自動發生，美軍就可能退化為作戰模式的呆板設定者與操作者。與此同時，AI科技也帶來新的煩惱，即可能使指揮官失去臨機處置權力。指揮官的權力可能被異化為對AI武器系統的干預，而不是傳統戰爭藝術意義上的自我創造；AI武器系統甚至可能鏟除培養與激發美軍指揮官智慧與想象力的“土壤”。

AI科技并非萬能。機器不能代替人的想象力與創造性，戰爭藝術仍將在AI時代存在。戰爭的本質永遠是人類之間的對抗：人是戰爭的主宰者，戰場永遠無法真正透明，只是隱蔽方式發生了改變。

軍隊文化的重塑之路

在AI時代，全球化大勢不可逆轉。所有國家都在基于各自的民族文化特性，探索并構建現代制度。不同民族文化在交融、碰撞與重組中，或顯或隱地引發深層變革，從而逐步削弱了西方文化在決定世界性議題中的單一主導地位。文化因素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日益凸顯。美國不僅會關注大國力量在此消彼長中的戰略制衡，更會正視文化差異極大的國家和社會之間，如何在競爭與合作中實現長期共存。

在大量裝備AI武器系統的背景下，美軍已具備強大而全面的作戰能力：集火力、偵察、通信與防護于一體的攻防體系；融合精確偵察定位、實時通信、加密防護與自動分析功能的全維網絡；高度靈活的機動力，既能依托公路、鐵路和低空輸送工具展開部署，又能自主選擇路線，克服復雜地形障礙；同時具備自我供能與外接能量的綜合保障能力。這些能力使美軍在技術層面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如相關研究指出，AI武器系統的本質在于“感知特定的‘可見’因素，形成‘不可見’的理解與決策，并自動生成最優的軍事行動方案”。然而，無論AI系統多么先進，它們都不可能完全替代人。正如計算機永遠只是人腦的工具，AI武器系統歸根結底只是人的輔助系統，而非戰爭主體本身。

在全球文化深度交匯的背景下，真正處于主動地位的，不是單純擁有技術優勢的一方，而是能夠在融合中保持主導，并促使他者接受自身變革與堅守的一方。AI武器系統即便具備高度智能化水平，也無法替代思想、價值與道德準則對人類決策的塑造作用。

正因如此，美國歷任總統、國防部長和高級將領在戰爭是否發動、如何進行等問題上雖然分歧不斷，但在一個核心問題上始終高度一致，“不會將決定國家命運、涉及人類生命的權力交付給機器”。這一共識構成了美軍在AI時代堅守的價值底線。

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全球性國家，美國對鞏固并擴展海外軍事存在的需求極為強烈。但不可忽視的是，“對外軍事干預一旦造成人員傷亡，就會迅速削弱國內政治支持”。大量使用 AI武器系統，確實可以減少外交、軍隊和情報人員在高危地區的直接暴露，但也會帶來新的戰略挑戰：如果無法在危險地區保證足夠的社會交往與文化影響，美國對這些地區的實際掌控能力反而可能下降。AI 武器系統的功能或許可以外溢至軍事領域之外， 但它永遠無法取代人的社會性與文化作用。

根據《戰爭權力決議》，美國政府在海外動用武裝力量超過60天須獲得國會授權。大量使用AI武器系統，在技術和法律層面都可能為行政當局提供規避約束的空間。這使得美國政府在潛在危機中更傾向于依賴AI武器系統的高效能與低風險特征，同時也必然引發媒體、公眾、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與企業的持續監督與爭論。

任何技術進步都會伴隨利益與道德的張力。當AI武器系統成為美軍的優先選項時，相關科研人員和企業雖然受到激勵，但AI系統的根本局限也會隨之凸顯：它只能依據指令、預設程序和戰場數據運行，無法真正理解人類情感、道義判斷和政治語境。戰場環境本身又充滿不確定性，任何基于既往經驗設定的行動模式，都難以完全預見未來局勢的演變。例如， AI武器系統在缺乏倫理判斷能力的情況下，可能對準備投降或失去戰斗能力的人員構成致命威脅，從而觸碰甚至突破國際法底線。

AI武器系統不可能完美。美軍在全球行動中的現實壓力，迫使其在“立即可用”與“面向未來的不確定性”之間不斷權衡。在多數情況下，不完美但可用的技術，往往比無限期追求完美設計更具現實價值。例如，在城市作戰中，單個機器人并不需要集偵察、通信、建模等全部功能于一體，在高危區域實施爆破、投放非致命武器或執行有限偵察任務，已足以滿足作戰需求。過度追求功能集成，反而會抬高成本、降低機動性，導致技術失衡而非能力提升。

技術高效、風險較低的作戰方式，確實有助于減少傷亡，但這一規律只適用于技術嚴重不對稱的沖突環境。隨著無人機和AI技術在全球市場中的擴散，即便缺乏完整工業體系的個人或組織，也能將其用于軍事或準軍事行動。這種“低門檻軍事化”趨勢，反而使便捷而低風險的攻擊手段更易被濫用，刺激對手采取對等乃至更激進的手段，令沖突更難控制。

頻繁、低成本的攻擊行為不僅無法降低整體戰爭風險，反而可能推高軍人和平民的傷亡率，使戰爭重回高消耗、高殘酷的軌道，與美國的長期安全與繁榮目標背道而馳。更嚴重的是，過度依賴AI武器系統，可能削弱政治與外交手段的權重，使美國在道義與輿論層面陷入被動。

歷史反復證明，軍事力量若缺乏道德與文化支撐，不僅難以獲得預期收益，反而可能招致災難性后果。無論裝備多少機器，美軍都是美國國民性最直接、最清晰的體現。隨著國內外社會文明程度提升，公眾輿論對軍事政策的影響日益增強。美軍文化的演進，最終取決于國民文明程度、理性精神、創新能力與責任意識在軍事領域的外化。

如果美國不能擺脫“叢林法則”式的戰略文化，AI武器系統的濫用風險將被無限放大，不僅侵蝕既有價值觀，也會摧毀其長期塑造的道德形象。尚武精神必須受到理性的約束，而不能滑向戰爭狂熱。

“忠誠和服從是最高的軍人品質，沒有它們，軍事職業就不可能存在。”對尚武、紀律、忠誠、榮譽的極致追求是世界通則性的軍事文化，然而，理性卻并非同樣普遍的軍事文化財富。歷史反復證明，理性往往只在少數軍隊、少數歷史階段得以真正彰顯。

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現象是，科技革命往往促使國家和軍隊“重新發現自己”。在技術優勢迅速積累的過程中，強大的國家和軍隊極易將自身視為完美秩序的化身，由此拒絕新的反思與開放，反而演變為守舊思想最堅固的堡壘。任何軍隊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勝敗。真正理性的軍隊，無論勝敗，都能夠在自我反思的同時推動整個國家及其社會階層反思既有路徑，從而迎接新的生存與發展挑戰。

AI技術的進步，使美軍處于一種明顯的矛盾性增長之中。

一方面，從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職業規范看，美軍軍人可以以執行命令為自身行為——包括失敗決策，甚至有害于社會文明進步的命令——提供正當性辯護。唯命是從，在制度意義上，始終是軍人最安全的“護身符”。

另一方面，現代社會文明程度的持續提升，使包括軍人在內的社會成員，對盲目執行命令乃至淪為冷漠執行工具的心理抗拒日益增強。戰爭固然是一種暴力行為，但無孔不入的現代媒體與全球化交流，使暴力行為更容易被即時記錄、傳播和審視，良知不會只在事后反悔時出現，而越來越多地被轉化為事前約束暴行的力量。

在這一背景下，特朗普提出將國防部更名為“戰爭部”的政治象征，折射出美軍尚武精神可能被異化的潛在風險。尚武精神是軍人職業操守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不能演變為戰爭狂熱。理性的功能，正在于使尚武精神始終受道德與責任的約束，而不是被技術優勢與權力沖動所污染。

一旦戰爭的目的失去道德約束，無限制的戰爭不僅會顯著提高軍人無謂犧牲的概率，也會使平民傷亡與資源浪費成倍放大。

在 AI時代，國際社會的主流趨勢是文明共存與命運與共。美軍若要保持長期穩定的國際合法性，就必須以理性面對未來的戰爭形態與文明社會。這不僅要求高度的責任意識、獻身精神與專業能力，也要求摒棄“唯技術制勝論”的狹隘創新觀。美軍高度依賴AI科技，而AI 科技企業會追求資本擴張，因此，美軍不可能擺脫這種依賴，且將持續放大由來已久的“唯技術制勝論”。

隨著AI技術的廣泛應用，美軍將持續擴充工程師、后勤人員、情報分析人員等關鍵“能力倍增器”崗位，而直接參戰人員的規模可能相對縮減。與此同時，軍人職能將更加多元，任務區域更加復雜，所承擔的責任也更為廣泛——不僅限于作戰本身，還包括顯著增加的外交、治理與民事責任。

這意味著將軍人，尤其是軍官的院校教育、職業規劃與在職培訓系統性地整合。其目標并非僅僅掌握既有知識和技能，而是培養在AI時代面對未知使命時，對復雜任務環境的適應能力。

在AI時代，戰略層級行動的戰術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美軍的戰術行動，往往直接牽動美國的整體戰略格局。與此同時，全球社會結構正加速重組， 不同信仰、文化、階層與職業群體交錯融合，網絡深度滲透日常生活，使戰場與民眾生活空間高度重疊， 軍事設施與民用、商業設施頻繁交織， 法治化程度提升與現代媒體全域覆蓋，使社會輿論對軍事行動形成持續而強力的約束。

在這樣的環境中，美軍已無法再以傳統的二元邏輯簡單區分敵人、朋友與中立者。陸軍軍人能否適應并主導未來任務環境，取決于其是否將學習重心前移至未來能力與新興本領的塑造，而非僅停留在現實技能的熟練運用上。

因此，美軍所追求的變革文化，并非對傳統的簡單肯定或否定，而是一種建立在開放基礎之上的，強調謹慎求證與自我反思的理性自覺。而這種文化的重塑，對美軍而言絕非易事，對其他大國力量而言則有重大坐標價值。

《影子博弈：AI重構權力與安全》

中信出版集團 |2026-4

ISBN：978-7-5217-8624-8

【內容簡介】

今天，數據、算法與認知正在重塑戰爭的形態、權力的邏輯與國家安全的邊界，世界正在進入一場深刻的“影子博弈”。《影子博弈》聚焦AI技術驅動下的美軍轉型，從作戰方式、組織結構到全球戰略，層層拆解一場正在發生卻尚未被充分看見的深刻變革。

本書的獨特價值在于它不僅講“技術如何改變戰爭”，更揭示“技術如何重塑權力”。通過對無人作戰、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認知戰等關鍵議題的系統分析，作者呈現出一幅未來戰爭的整體圖景：機器正在走向決策前臺，戰場正在延伸至人心與信息空間，而勝負，越來越取決于誰能塑造對手的認知與選擇。

更重要的是，本書以美軍為切口，打通軍事、科技與國家戰略之間的內在邏輯，回答了一個更具現實意義的問題：在AI時代，大國競爭將如何展開，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和應對這種變化。

這不僅是一部前瞻未來戰爭的作品，更是一把理解當下世界格局與地緣博弈的關鍵鑰匙。

【作者簡介】

竇國慶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學博士后，陸軍上校，主要從事戰略決策研究。著有《美國百年全球戰略》《大國突圍：歷史上大國突破困境的戰略及其現實借鑒》《大國轉型：大國角色變化的成敗》《霸權的興起、均勢的幻滅和地區秩序的終結》《回望與遠眺：中國戰略轉型成敗的歷史分析與未來前瞻》《大國兵智：新型作戰能力與戰爭戰略》等。

【目錄】

推薦序1 看懂人工智能時代的美國新動向/高志凱

推薦序2 理解世界大變局的獨特視角/于鐵軍

前言 AI時代的美軍變革...XI

第一部分 作戰方式的深刻變革

第一章 AI戰爭的暢想與無奈

“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將所有戰場一體化聯網

自主極簡作戰：當機器決策顛覆0ODA循環

認知作戰：人心戰場上的技術與倫理困境

反無人機作戰：一道難解的防御題

網絡作戰：難以劃定的戰爭邊界

全球AI精確戰：一擊制勝的幻想

第二章 AI作戰力量的優與劣

全球AI感知體系：讓戰場透明化

地面AI力量：適應碎片化戰場

無人艦隊：重新定義海上力量

人機一體空戰編隊：制空權的新變量

AI太空攻防：多維能力的整合

第三章 五角大樓的自我變革

快速吸納AI科技：軍方的技術追趕

AI管理工具：從眼光革命到效率革命

算法反腐：技術監察的嘗試

打開大門：吸納體制外人才

技術精英主義：AI時代的軍隊文化轉向

第二部分 全球戰略背后的推手

第四章 服務AI產業的對外擴張

軍企共生：與AI科技企業的深度綁定

自由市場“養育”下的軍隊

與資本的主從之爭

為AI產業代言的困境

能源戰略背后的軍事支撐

第五章 支撐全球外交

為美國價值觀加分的有限性

與國際規則的博弈

盟友體系的國際化“組裝”

多重角色下的困境

第六章 助力地緣戰略

海洋霸權的維系之難

歐亞大陸上的戰略兩難

全球戰略的精細“算計”

軍隊文化的重塑之路

后記 美軍變革的啟示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