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平治」王延中等：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的三重超越

王延中等：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道路的三重超越

學思平治

摘要：西方民族國家理論及其探索實踐在現代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固有的邏輯缺陷導致民族沖突頻發，使現代國家治理陷入困境。文章以中國為例，試圖構建“理論—制度—實踐”的三維框架，分析和討論現代多民族國家如何跨越“單一民族國家”范式的局限，實現新發展。研究認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不是對西方理論的簡單挪用，而是立足中華文化傳統，植根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系統性創新。具體而言，它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建構替代了西方“單一民族國家”主張，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超越民族聯邦制和國家聯合體的局限，以實質平等的實踐克服形式平等的不足。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內容，為世界多民族國家治理提供了有益啟示。

關鍵詞：中國特色；“單一民族國家”；多民族國家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民族問題不斷重塑著當今世界的政治圖景，是現代國家發展中無法回避的關鍵性議題。對于擁有多民族的國家而言，如何處理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關系，如何平衡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促進利益均等，是一項重要挑戰。縱觀全球，大多數國家都將“單一民族國家”范式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選擇。19世紀以來，西方的學術話語始終把民族與國家的高度同構視作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歸宿，他們認為高度同質化的文化、語言及血緣關系是一個穩定的現代國家得以平穩運行的重要基礎。蓋爾納強調，工業化社會要求勞動分工的流動性、某種類似“國家”教育體制的東西，以及某種金字塔似的體制，必然催生統一的、由國家主導的“高層次的文化”[1]46-51。安德森則看到現代印刷資本主義通過創造統一的語言場域，從而建構出超越地方社群的“想象的共同體”[2]106。這些重要論述背后都隱含著一個相同的假設，即現代國家必然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

然而，將一種基于特定經驗的理論范式不斷“普世化”，必然會引發諸多風險。事實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由多民族構成的，如果照搬“一族一國”的治理邏輯，會導致更嚴重的沖突。為了彌合理論與現實的鴻溝，西方世界多次修正“單一民族國家”范式。例如，法國施行“同化主義”政策，但其忽視少數民族文化的做法引發了全國性騷亂，激化了國家內部矛盾[3]；美國大力宣揚個人主義，使弱勢群體處于不利地位。這種絕對化的權力話語僅僅成為一種主張，未能真正解決種族間的暴力問題[4]14。加拿大、澳大利亞另辟蹊徑，選擇多元文化主義路徑，但他們所堅持的多元文化主義過于強調各種文化之間的“絕對平等”或“互不關聯”的差異性，導致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和國民共同體文化的撕裂，加劇了社會矛盾[5]14-48。可以說，在這些實踐中，西方民族理論始終受制于多元與統一、公民與國家的二元對立思維，未能真正解決多民族國家的治理問題。

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生成了與西方不同的經驗。近代以來，中國面對亡國滅種的生存危機和西方政治的強勢話語，不曾妥協。中國共產黨始終從實際出發，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定選擇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獨特發展道路。中國實踐不僅有力反擊了“單一民族國家”范式蘊含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更向世界提出了有效解決民族問題的中國方案。在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中，如何理解一個多民族的、超大規模的國家得以平穩運行的原因，在全球化時代，如何平衡民族與國家的復雜關系，在促進民族文化發展的同時有效維持強有力的國家認同，成為學術界亟待探討的重要議題。

對以上議題的探討不僅有助于建構中國自主的民族理論知識體系，更有助于推動世界民族理論向縱深發展。

要系統回答這些問題，僅僅描述中國道路的實踐成果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對其賴以成立的理論前提、賴以運行的制度框架和賴以實現的實踐邏輯進行系統的學理剖析。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是，在批判性解構西方民族國家理論尤其是“單一民族國家”主張、創造性轉化中華文明“大一統”政治智慧、系統性回應多民族大國治理難題等三重邏輯下形成的“理論—實踐”復合體，其實質是對西方主導的解決民族問題范式的一場深刻革命。因此，本文將建構一個三重超越的分析框架，完整論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是如何在理論、制度和實踐上實現對西方民族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超越，從而為破解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民族問題貢獻獨特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二、理論超越：突破“單一民族國家”的思維范式

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植根于中國國情和實踐經驗，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鮮明體現，是對西方民族國家理論局限性的深刻反思和超越，突破了“單一民族國家”范式。

（一）“單一民族國家”范式的理論內核與歷史困境

民族國家是現代國家構建的主流范式之一，它的緣起與主權原則的確立有關。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明確了主權原則。在這一原則指導下，西方世界形成了“一族一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創造性地改變了歐洲現代國家的發展進程，它打破了中世紀歐洲王朝國家和封建帝國固有的政治結構，主張通過共同的語言、文化和血緣建構起強大且高度同質化的民族認同。可以說，民族國家的出現“為政治共同體找到了民族這個有天然凝聚力的基礎，而且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社會組織形式”[6]。至此，國家主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隨后，統一的法律、行政和經濟體系應運而生，進一步促進了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

在西方民族國家的解釋框架中，“民族”常常被抽象成具有同質性的單一化實體。現代民族國家通過制造他者確立邊界，文化同化由此獲得了制度合法性。當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某一單一民族文化被視為國家唯一的正統文化時，其他民族群體勢必在邊緣化的位置上徘徊，難以獲得真正的發展。日本在構建民族國家進程中，奉行“單一民族”原則，強行對阿伊努族等原住民進行同化教育，消滅其民族性，以維護國家統一[7]。這種做法不僅深深傷害了民族感情，也為后續的社會沖突埋下伏筆。阿爾及利亞完成獨立后以“阿拉伯—伊斯蘭”認同為基礎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柏柏爾人及其文化日益邊緣化，催生了不穩定的政治局面[8]。

從國際關系層面看，“單一民族國家”主張常常與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甚至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相關聯。當民族與國家權力相結合時，便自動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價值，進而形成一種獨特的民族優越感，這種民族優越感具有強烈的排他性。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部分西方民族國家強調血統的純潔性，對現代民族進行簡單分類，不斷上演種族清洗的悲劇。19世紀，歐洲盛行“雅利安人優越論”與民族國家理論相結合，催生了西方世界對猶太人、吉卜賽人的全面歧視，最終演變成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政策[9]105-122。歐洲列強將“文明等級論”納入民族國家治理體系中，將其視作民族國家理論的重要支點，他們自恃是“成熟的民族國家”，而將不發達但資源豐富的亞非拉國家當作“未開化的部落”[10]46-47，殖民統治被美化為“改造野蠻民族”的“合法”行為。這種話語體系掩藏了列強掠奪資源的根本目的。20世紀后，西方民族國家理論逐漸淪為霸權主義的工具。20世紀90年代，美國打著“民族自決”的旗號，扶持科索沃、南斯拉夫內部的親美政權，干涉其國內政治，以此達到霸權目的。在北約東擴、亞太再平衡戰略中，西方國家構建了“強大的敵人”意象，凝聚多方力量，擠占對手的生存空間[11]451-452。在“文明沖突論”的包裝下，這種偏頗的價值觀逐漸被美化為一種“普世文明”，非西方文明則被視作威脅，為美國的全球戰略提供了意識形態支撐[12]110-130。

（二）中國范式轉換：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構建

自始至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并沒有把西方強調的“單一民族國家”主張當作解決民族問題的唯一選擇，相反，他們已經意識到所謂“民族原則”只是各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政治斗爭的產物。與抽象的“民族自決”相比，馬克思、恩格斯更關注具象化的階級斗爭和階級解放[13]。這種理論批判在根本上質疑了“單一民族國家”自然生成的合法性，為探索多元的民族國家治理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礎。在此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開創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新道路。

首先，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構建體現為治理思維的創新，即跳脫“一族一國”的單線治理思維，轉而應用“多元一體”的綜合治理思維。近代中國學界和政界曾對選擇何種民族發展道路進行過討論，綜合研判后，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共同選擇了社會主義單一制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道路[14]。在這一選擇中，中國跨越了西方單一民族國家的陷阱，正視了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事實，并將其作為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根本前提。這種治理思維的轉變意味著我國賦予民族問題新的內涵和使命，民族問題不再是簡單的身份沖突或文化認同問題，而轉變為與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息息相關的宏大政治命題。

其次，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構建在治理邏輯上摒棄了對立，重構了包容、共生的原則，平衡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在西方“單一民族國家”主張下，國家認同與主體民族認同常常綁在一起，導致國內沖突不斷。盡管西方國家嘗試通過同化政策、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減少二者之間的沖突，但并未取得預期效果[15]。中國使用“中華民族”的概念，將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相關聯，在情感、文化、政治上將各民族緊緊團結在一起，形成了兼具文化包容性和政治凝聚力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完成了“多元一體”的政治整合，“在統一的政治框架下，各地區能夠在穩定的社會背景下傳承共同的文化元素”[16]，各民族在“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實踐中，實現了國家凝聚力與民族多樣性的統一[17]。

最后，這種理論超越還體現在重構“主權”概念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理論框架下的“主權”概念為實現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新“主權”概念的指導下，中國摒棄了西方單向度的權力施壓治理模式，轉而采用更具包容性的多民族共創的治理模式。中國將民族平等寫入憲法，確保民族權利與公民權利的有機結合，同時制定了一套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系統性治理政策，讓各民族參與其中，為解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治理難題提供了根本性原則回應[18]。總之，在批判和揚棄西方民族國家理論尤其是“單一民族國家”主張基礎上，中國共產黨根據具體實際，選擇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道路，完善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論構建，形成了解決民族問題的中國范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論指導。

三、制度超越：超越民族聯邦制和國家聯合體的局限

如何在多民族共存的現代國家制定合適的制度框架，從而確保政體的平穩運行是一個關鍵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了解決民族問題的兩條道路：一是以加盟共和國的形式組建民族聯邦；二是在單一制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國正視多民族共存的歷史傳統，在自身國情基礎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既維護了國家統一，又尊重了民族差異，總體上實現了國家長治久安的發展目標。可以說，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超越了民族聯邦制度的局限，開創了多民族國家治理的新方向。

（一）作為“單一民族國家”范式延伸的聯邦制及其內在悖論

為了調和維護國家統一與保障民族差異的矛盾，西方政治實踐衍生出以聯邦制為代表的制度模式。從思想譜系和歷史實踐來看，聯邦制與西方民族國家理論，特別是“一族一國”的核心信條存在著深刻而復雜的內在關聯。它可視為多民族國家無法實現絕對同質性的一種制度調適，但它始終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密爾認為，“自由制度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政府的范圍應大致和民族的范圍一致”[19]225。這種論斷不僅為“單一民族國家”提供了合法性論證，也為多民族國家的分裂埋下了伏筆。

民族聯邦制的邏輯缺陷在于，其法理基礎預設了有限的“主權可分”，這是對西方民族國家理論中民族自決權原則的降維應用。作為多元文化主義在制度層面的產物，多民族聯邦制的內在邏輯為民族分離創造了制度條件[20]。當多民族國家試圖通過聯邦制來安撫并整合內部的不同民族時，它實際上是將這種國際法層面的自決權轉化為國內法框架下的自治權乃至“準主權”。各個加盟共和國或聯邦主體被賦予獨立的憲法、立法機構、政府等一系列國家符號，這無異于在統一的國家內部為每一個主要民族構建了一個“準民族國家”的政治外殼。這種制度安排將原本國內各民族的公民關系異化為一種“準國際關系”，將國家統一的基礎從全體國民的共同認同轉變為一種基于各“民族國家”實體之間自愿聯合的脆弱契約。一旦中央權威弱化，這種以民族劃界的聯邦單位極易產生離心傾向，將“自治權”訴求上升為“主權”訴求，而這實質上是將“一族一國”的邏輯在多民族國家內部進行了制度化的延伸。蘇聯以民族要素為基礎劃分了15個加盟共和國，同時它們還享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民族分離主義者將“自由退出聯盟”的憲法條款視為分裂民族國家的合法依據，撼動了聯盟國家的法理統一性。從現實來看，中央權威強大時，“自由退出權”并不發揮實質作用，但當中央權威受到威脅時，“退出權”便成為脫離聯邦國家的合理借口。因此，在“主權可分”邏輯的指導下，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建立了獨立的黨派、軍隊和政府，迅速脫離蘇聯，宣布成為主權國家。蘇聯的解體是偶然中的必然。

以民族要素為劃界基礎建構“準民族國家”的制度設計不可避免地倒向民族邊界的固化和政治化，阻礙了國家認同的發展。蓋爾納指出，“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單位應該是一致的”[1]1。民族聯邦制實現了這種重合，它以民族身份作為劃分行政疆界的首要標準，將流動的、多層次的文化認同固化為僵硬的、排他性的政治身份，這在制度層面再現了“單一民族國家”主張的排他性邊界劃分邏輯，只是將尺度從國際關系縮小至國內范疇。在這種制度框架中，各聯邦主體自然成為強化本民族語言、文化和歷史敘事的“政治堡壘”。以媒體為代表的各類公共文化資源被充分地用于構建圍繞本民族的“想象共同體”[21]，這種地方性的民族敘事挑戰甚至解構了以國家為核心的文化記憶、歷史傳統。南斯拉夫由2個自治省和6個共和國共同組成，是典型的聯邦制國家，表面上看，各個共和國和平相處，但其分裂的結構卻為民族主義的滋生和膨脹提供了制度土壤和組織資源[22]。塞爾維亞、波斯尼亞等加盟共和國的歷史書中并不關心“南斯拉夫人”的共同記憶，而始終強調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優越性。南斯拉夫的國家認同遲遲無法建立，從而為后續沖突埋下了隱患。

經濟矛盾與民族問題的相互交織是聯邦制難以解決的另一個問題。聯邦國家內部資源稟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也不一，部分成員國需要依靠財政轉移支付來緩解經濟壓力，這一典型的經濟問題常常被上升為民族問題，甚至演變為民族沖突，為分離主義提供了可乘之機。

由此可見，聯邦制和高度分權的國家聯合體模式都試圖調和多民族國家內部“一族一國”的結構性矛盾，但其內在的“有限的主權分割”邏輯、“身份固化”效應和“利益民族化”趨勢致使其不能從根本上凝聚國家向心力，反而為分離主義提供了制度性的“合法”路徑、政治動員的組織框架和社會動員的經濟理由。

（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統一性與多樣性的有機統一

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對聯邦制的內在風險有著清醒的認識，基于對中國“大一統”歷史傳統和具體國情的深刻認識，自覺地選擇了在單一制國家結構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道路。這一制度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基石，其偉大之處在于深刻洞察并超越了聯邦制作為民族國家理論延伸所帶來的內在悖論，其制度超越性主要體現在環環相扣的法理基礎、治理理念和實踐路徑之中。

第一，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屬于“主權不可分割”的單一制結構，它奠定了國家統一的法理基石，實現了對聯邦制法理基礎的根本性超越。與聯邦制“主權可分”的法理基礎截然不同，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立在單一制國家的結構框架內。在這一框架下，國家主權是統一、完整且不可分割的，任何地方自治權都源于黨中央的授予，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強調“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一規定從國家根本法的高度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與國家之間不可動搖的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從法理上徹底阻斷了任何形式的分離主義。自治權是管理本地區、本民族內部事務的權力，而不是與中央分庭抗禮的權力。國防、外交、國家安全、宏觀經濟等事關國家主權的根本權力始終由黨中央集中統一行使。這種以維護國家主權統一為前提的制度設計，確保了國家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強大的政治向心力。

第二，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始終堅持“自治”與“共治”的辯證統一，跨越了民族身份固化的現實困境。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自施行之日起就肩負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艱巨任務。一方面，該制度通過有限自治的方式保障各民族的多元權利。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制定了地方管理條例，為保障各民族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該制度強調多民族共同治理，維護國家統一。具體而言，每個民族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政協機關中都有代表或委員，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一做法將民族問題轉化為社會問題，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實現共同治理、共同繁榮發展。

第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強調因地制宜，彈性調整，呈現出非均質化特點。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在實踐中逐漸探索出非均質化的發展模式。全國各民族地區在嚴格遵循民族政策的同時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動態調整，制定差異化的地區發展政策，強調先富帶后富，有效化解民族間的利益糾紛。各民族共同致力于建設美好家園，實現共同富裕。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的民族關系始終維持著和諧、穩定的態勢。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的現實充分證實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優越性。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國家主權根本原則，進行動態調整，將民族問題從“分治”中解放出來，轉為內部“共治”，鼓勵各民族平等參與國家建設，推動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成功避免了聯邦制的結構性陷阱。

四、實踐超越：從形式平等走向實質平等

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對西方“單一民族國家”范式的第三重超越是價值追求的超越，主要表現為從形式平等跨越到實質平等。西方主張的平等大多是在自由主義強力支持下形成的價值取向，而中國主張的平等是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上的實質平等，兩者的差異揭示了東西方文明對于多樣性和平等的不同理解。

（一）西方形式平等的理論根源及其現實困境

根植于啟蒙運動和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形式平等是西方“單一民族國家”合法性敘事的基石，其核心要義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家應以“中立”和“無差別”的方式對待每一位公民，保障其擁有相同的個體權利，而不論其民族、種族、宗教或文化背景。從法國《人權宣言》中抽象的“人”和“公民”概念，到約翰·羅爾斯在“無知之幕”后所構建的“原初狀態”，其理論預設都是一個脫離了具體歷史、文化和社會身份的、原子化的個人[23]105-106。這種理論建構服務于現代民族國家塑造同質化政治共同體的根本需求。國家通過將民族或民族身份“去政治化”并歸入私人領域，在公共領域中塑造一個由享有同等法律地位、抽象的個體公民組成的統一的“國民”，從而實現政治單位與文化單位的高度重合。

西方民族國家在其建構與發展過程中總是提倡形式平等的價值取向。法國在推行共和模式時賦予其境內所有公民以平等的法律地位，宣稱所有人都是法蘭西人。這種做法固然為保障人權作出了貢獻，但也忽視了現實結構的差異，強制要求處于弱勢地位的少數群體不斷向處于強勢地位的主流群體“看齊”[24]，法律身份平等并未真正轉化為實際權利的平等。

面對形式平等的局限，西方國家嘗試通過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進行調整，提出承認和保障少數群體權利的主張，發展“差異政治”，以彌補前者的不足[5]274，然而這一路徑同樣陷入了新的困境。在實踐層面，過度強調差異和身份認同，削弱了社會責任和國家的重要性，加劇了社會沖突。本質上看，這些政策仍然難以擺脫形式主義的桎梏，對差異性的過度強調和對普遍性和統一性的忽視無法帶來真正的文化包容。

（二）以共同發展為導向的實質平等：中國的實踐探索

與西方不同，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自始至終都執著于實質平等，這一價值追求根植于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傳統和中國共產黨的使命。馬克思主義主張真正的平等不是抽象的法律條款，而是消滅了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之后，實現的基于事實的平等。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以消滅壓迫、解放人民為己任，在實踐過程中，始終秉持平等的民族觀，尊重各民族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各民族合法權益，幫助和支持各民族共同進步、共同繁榮發展。在建設美好家園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將加快民族地區發展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把實質平等的價值追求內化為國家治理的動力。國家重視偏遠地區和部分民族地區發展落后的事實，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持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興邊富民行動，優化產業布局、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各地區協調發展，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精準脫貧攻堅戰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貧困斗爭，也是追求實質平等最生動、最深刻的體現。在這場偉大戰役中，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全面實現小康，一個民族都不能少”[25]。國家將“三區三州”①等深度貧困地區作為主戰場，通過產業扶貧、易地搬遷、生態補償、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等舉措，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截至2020年年底，全國民族地區現行標準下3121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28個人口較少民族整體脫貧[26]。這一偉大成就不是抽象的權利宣告，而是億萬少數民族群眾生活實實在在的改善，是國家以行動兌現“共同富裕”承諾的最有力證明。這說明，只有將發展的權利作為首要人權，并以強大的國家能力去保障這一權利的實現，才能真正填平歷史的“洼地”，讓各民族共享現代化的成果，從而實現更高水平、更具實質意義的平等。

總之，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實踐完成了從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的深刻超越。它摒棄了西方自由主義民族國家理論中那種懸浮于歷史與現實之上的、抽象的、個人主義的平等觀，立足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以發展的眼光、辯證的思維和強大的國家行動，致力于消除事實上的不平等。這一超越的背后，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當各族人民在共同奮斗中共享國家強盛的榮光、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共享安定祥和的生活時，建立在實質平等上的民族團結才是最牢固、最持久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也才擁有了最深厚、最堅實的根基。

五、結語

一部波瀾壯闊的中國近現代史既是國家榮辱、文明蒙塵、人民蒙難、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史，也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走向復興的偉大斗爭史，更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深刻洞察世界局勢、立足中國國情，探索并開創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偉大創造史。這條道路的形成與發展并非對外部理論的簡單移植，更不是歷史的偶然選擇，而是植根于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深厚基因，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與實踐結晶。它在理論、制度和實踐三個維度上系統回應并超越了西方“單一民族國家”主張及其衍生模式所固有的內在矛盾和現實困境。

在理論上，中國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宏觀敘事打破了“單一民族國家”是解決民族問題唯一道路的“神話”，摒棄了同質化建構路徑。在制度上，中國在堅持主權統一的基礎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強調民族平等，將自治與共治結合，破解了主權割裂、民族身份固化的難題。在實踐上，中國始終追求“共同繁榮發展”的集體性目標，努力超越形式平等的局限，將實質平等落在實處。

這條道路的成功實踐昭示了一個樸素的道理，即解決民族問題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任何成功的制度與實踐都必須深深植根于本國、本民族的傳統歷史。中國道路的獨特價值在于它沒有被西方話語體系所束縛，而是從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傳承中汲取智慧，從中國共產黨百余年的奮斗歷程中總結經驗，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邏輯、卓有成效的康莊大道。

當前，全球范圍的民族問題呈現出新的復雜性。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理論意涵和世界意義愈發凸顯。中國通過“多元一體”的國內治理實踐向世界證明了多樣性不僅不是沖突的根源，反而是文明發展的活力所在。通過追求實質平等的繁榮，可以擺脫中心與邊緣的依附關系，實現包容性發展。新時代，我們必須堅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斷深化對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規律性的認識，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續寫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新篇章。（載于《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26年第1期）

【作者： 吳丹丹、王延中。其中
王延中系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

注：授權發布，本文已擇優收錄至“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北京日報、重慶日報、新華網、央視頻、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視界、北京時間、澎湃政務、鳳凰新聞客戶端“長安街讀書會”專欄同步），轉載須統一注明“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出處和作者。

責編：邱詩懿；初審：韓培濤、 許雪靖 ；復審：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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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街讀書會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勵支持下發起成立，旨在繼承總理遺志，踐行全民閱讀，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學習、養才、報國。現有千余位成員主要來自長安街附近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員、全國黨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等喜文好書之士，以及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國家高端智庫負責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專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機構的資深出版人學者等。新時代堅持“用讀書講政治”，積極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專注讀書學習的特色理論陣地和為黨獻策的高端智庫平臺。

自2015年長安街讀書會微信公眾號開通至今，始終堅持“傳承紅色基因，用讀書講政治”的宗旨，關注粉絲覆蓋全國3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特區。累計閱讀量近億次，其中朋友圈轉發量千余萬次，參與互動人數近千萬人。平臺內容質量高，針對性強，受關注度良好。在中央相關宣傳網信部門的關心支持下，相繼入駐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北京日報、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新華網、央視頻、視界、北京時間、澎湃政務等新聞客戶端。經報送遴選評薦，《求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國紀檢監察》《黨建研究》《旗幟》《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時事報告（黨委中心組學習）》《中共黨史研究》 《當代中國史研究》《解放軍理論學習》《當代世界》《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國財政》 《中國民政》《中國高等教育》《中國金融》《中國出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中國編輯》《中國審判》《中國科技論壇》《中國高校社會科學》《中國社會保障》《市場監督管理》《農村工作通訊》《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外交評論》《金融評論》《社會保障評論》《旅游評論》《中國發展觀察》《中國鄉村振興》《百年潮》《國際貿易》《環境保護》《城鄉建設》《國際經濟合作》《知識產權》《新型工業化》《清華管理評論》《文化軟實力研究》《審計觀察》《國資報告》《企業管理》等百余種中央級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選長安街讀書會干部學習核心來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長安街讀書會主編《學思平治——名家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學思平治——名家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等理論讀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體系。該平臺累計固定讀者超百萬，影響輻射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大中院校等受眾數億人次。

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現正面向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各省市縣（區）等所屬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等單位聯合開展黨建主題閱讀學習活動。近日，經相關部門批準，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國家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證監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共青團中央等定點幫扶地區的有關單位，已正式加入“長安街讀書會”黨建閱讀合作機制，并將聯合承辦“長安街讀書會”系列讀書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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