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地名，大文章：鐫刻在中華山河間的“密碼”

地名是人類在各個歷史時代活動的產物，被稱作“人類歷史的活化石”。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文脈深厚，孕育了數量浩繁、傳承久遠、內涵豐富的地名寶庫，形成了自然與人文交相輝映、傳統與現代和諧共生的地名文化體系。

據統計，甲骨文中記載的地名有500多個，《山海經》記載的地名有1100多個，宋代以后僅地方志涉及的地名就達500多萬個。在這些典籍中，記載地名最多的為《水經注》，全書記載的各類地名達1.5萬處。作為融匯語言、習俗、地理信息、文化傳統等于一體的綜合體，地名及其所衍生的地名文化，見證了中華各民族遷徙交往、血脈相融的歷史進程，蘊藏著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深層密碼。

展現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演進歷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蔽覈钤绲牡乩韺W著作《禹貢》記載了上古先民對于“天下”疆域四至的樸素認知，勾勒出孕育中華文明的地理空間。在這片廣袤土地上，游牧、漁獵、農耕等經濟形態的相互往來和彼此依存，為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互動提供了不竭動力，形塑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和統一性。

通過文獻史料，我們常常能在地名深處探尋到古代民族遷徙的蹤跡。據唐代顏師古對《漢書·西域傳》和《漢書·地理志》的注解可知，古代西域溫宿國（今新疆阿克蘇市）、龜茲國（今新疆庫車市）的民眾，曾在漢代分別移居到今天的陜西禮泉縣及陜西榆林市、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南部一帶。

▲春節前的陜西禮泉縣袁家村游人如織（2025年1月23日攝）。新華社記者 王澤昊 攝

在陜西禮泉縣，至今仍存有“溫宿嶺”這一地名。漢代溫宿人內附后在此從事農耕與牧養，唐代因襲舊名設立溫秀縣，“溫宿嶺”這一名稱反映了漢唐時期中原與西域之間持續的民族交流與融合。而在陜西榆林至內蒙古鄂爾多斯南部一帶，漢代曾設有“龜茲縣”。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河水注》載：“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縣因處龜茲降胡著稱。”表明龜茲縣是因安置附漢的龜茲人而得名。

▲候鳥在內蒙古烏梁素海湖面嬉戲、覓食（2025年9月25日攝）?？滴目?攝

另據考證，漢、羌、蒙古、藏等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開發和建設河西走廊，形成的“古浪”“巴彥淖爾”等地名，具有多民族語言文化“層累疊壓”的顯著特征。甘肅省武威市的古浪縣地處河西走廊東端，為古絲綢之路要沖，“古浪”系藏語古爾浪哇的簡稱，意為黃羊出沒的地方。巴彥淖爾市位于內蒙古自治區西部、黃河幾字灣頂端，“巴彥淖爾”為蒙古語，意為富饒的湖泊，因境內有黃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烏梁素海及眾多的湖泊而得名。這些沉淀在典籍里、留駐在現實中的無數地名，成為各民族來往互動、共同發展的鮮活見證。

承載中華民族共同的身份記憶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睔v代中央政權對邊疆地區大多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即在保持國家統一和政令暢通的前提下，尊重并延續地方原有的社會組織、經濟制度和風俗習慣等，同時施行禮樂教化，促進民族交融，增強文化認同。這種包容而富有彈性的治理傳統，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這是貴州遵義會議會址（2025年1月7日攝）。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明清兩代對西南地區各級地方的命名，生動體現了統治者以儒家思想經略邊疆、以忠孝仁義觀念維系民心的治國理念。如在貴州命名府一級的“新化”、州一級的“威寧”、縣一級的“遵義”，分別取“新入王化”“威鎮安寧”“遵王之義”的含義，許多屯堡的取名也都寄托了當時居于正統地位的政治理念、生活理想與道德準則。

在近代以來的抗爭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華民族實現了從自在到自覺的偉大轉變。以左權、楊靖宇、黃驊、張自忠、趙尚志等抗戰英烈命名的市縣、鄉鎮和街道，如同不朽的豐碑，將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的英勇事跡永遠銘刻在祖國的山河之間。地名中映射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彰顯中華民族開拓創新的精神特質

在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進程中，各民族持續拓展交往交流空間，開辟了藏彝走廊、茶馬古道、河西走廊、絲綢之路等重要商貿要道。這些通道不僅推動中華民族如“滾雪球”般不斷融合壯大，也推動了亞歐非大陸之間的互聯互通，成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紐帶。

▲參觀者在安陽博物館拍攝展品“司母辛銅方鼎”。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早在3000多年前，中原與西域便已建立起聯系。1976年，河南殷墟婦好墓中發掘出土了大量和田玉器物，印證了這種聯系的悠久歷史。從先秦《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文獻關于昆侖山產玉的記述，到漢代《史記》《漢書》記載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鄯善國（今新疆若羌）、于闐國（今新疆和田）、莎車國（今新疆莎車）產玉的記載，以及“玉門關”這類以玉為名稱的關隘、驛站等，都揭示了玉石在溝通中原與西域以及東西方交往中的特殊地位。明代《天工開物》和清乾隆帝御制詩中也有關于新疆地區采玉、雕玉、貢玉的描述。眾多與玉相關的地名記載，為研究早于張騫鑿空西域1000多年的“玉石之路”，了解中原與西域上下幾千年不絕如縷的政治、經貿、人文往來提供了依據。

此外，唐代杜環游歷中亞、西亞和北非，所著《經行記》記載了波斯、碎葉、大食等國家和地區風物，成為研究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系史的珍貴史料。從這些史地資料可以看出，古代中國開辟的地區間、國家間交通線路，主要是王朝封貢之路、貿易通商之路、文化交流之路，顯著區別于西方地理大發現后開啟長期劫掠、血腥殖民和殘酷奴役的航線軌跡，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與和平性，為人類文明交流史留下了深刻而獨特的印記。

新時代地名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地名，是鐫刻于中華山河間的歷史年輪，更是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中的文化密碼。保護與弘揚優秀傳統地名文化，講述其中蘊藏的中國故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是傳承文明、增進認同的時代命題。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始終致力于地名工作的規范化。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發布《關于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廢除了帶有侮辱性的稱謂、地名等，強調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1986年1月23日國務院發布的《地名管理條例》中，對涉及民族因素地名的命名或更改作了明確的說明，指出地名的命名要“有利于人民團結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尊重當地群眾的愿望，與有關各方協商一致”。2012年，民政部《關于加強地名文化建設的意見》等法規文件出臺，要求充分發揮地名文化對地名工作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地名文化保護工作不斷加強。

▲慕田峪長城上的舞龍舞獅表演。新華社發

新時代推進地名文化保護傳承，需在多個維度協同發力。要深入開展地名文化研究、文化資源挖掘、評價標準體系建設，增強地名承載歷史記憶、民族情感與地方特質的能力。要開展豐富多彩的地名文化活動，有機融入城市更新、街區改造和居民生活，講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賦能文旅融合發展。如，與文物保護、鄉村旅游結合，講好千年古縣、千年古鎮（村）、百年古鎮（村）的故事；依托歷史淵源和人文典故，打造文化體驗、情景再現活動，開發文創產品等。要強化地名信息查詢等公共服務，完善地名信息平臺、持續開展不規范地名整治等，加強國際交流，推動中國地名文化走向世界，在文明互鑒中展現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與治理智慧。

（作者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調研室）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周芳 海寧

制作 | 胡曉蝶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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