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杰克”到“二狗”：一個紀錄片拍攝者的村鎮漂流｜深度報道

記者/計巍

編輯/宋建華

2024年8月，趙玉順在廣西省河池市南丹縣與村民在一起 圖｜受訪者提供

在做社會紀實類紀錄節目《遇真紀事》的5年來，趙玉順一直把鏡頭對準農民、土地、作物，實地拍攝足跡覆蓋1100余個村鎮。

他執著地關注著土地上農民的收入、60歲以上農民工返鄉后的生存、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對農作物和農民生活的影響等議題。

“讓被忽視的得以被看見”，是趙玉順一直上路去拍攝村鎮的最重要的動力。目前，《遇真紀事》已經有51.6萬粉絲，單集最高播放量近500萬。

而在此前的27年里，村鎮始終都是趙玉順在拼命逃離的地方。“村鎮”這個詞對他而言，有著復雜的情感脈絡。

關于逃離的故事和很多人經歷的十分相似：在湖南的村子長大，祖輩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告訴他，要走出山里。

但在逃離的路上，他又“逆行”回去了。

5年，全國超過1100個村鎮，水田、魚塘、旱地、果園，1000多位操著不同口音的農民，140期節目……他在記錄時代交接處“我們自己”的消失和改變，也在拾起與這個世界真實的聯結。

他沒能成為城里的“杰克”，也回不去村里做“二狗”，他要在這中間尋找新的落腳點。

以下根據趙玉順的講述整理：

2021年9月，湖南邵陽某村，趙玉順在這里長大 圖｜受訪者提供

逃離

在做《遇真紀事》前的27年，我一直都在努力逃離村鎮。

從出生那一刻開始，我就好像在被往外推——好好讀書，以后去城市里找個好工作。沒有人會說以后要在村里種一塊好地。我奶奶是個被稱為文盲的農村婦女，從我很小的時候，她就會告訴我：“順伢子，你以后要去北京讀書，不然去上海也行。”

當你覺得自己現在、未來的生活都跟村里沒關系時，就不會對它有太多認同感。你要往外走，城市代表你的未來，你當下的生活、你的計劃都要圍繞著那里。

我們之前拍到過一個房地產的廣告語：在城市里買房，做一個城里人。在農村，走出大山，走出村鎮，進入城市，被認為是一種“成功學”的敘事。

我也這樣拼命走出去了。

2013年，我來到海南一所二本學校上大學，讀新聞專業。那時幾乎每個寒暑假我都在當地一家都市報實習，除了想努力在城市里落腳，另一個原因是——我沒有地方去。

6歲時，我爸媽離異，他們又各自組建家庭生兒育女，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跟著爺爺奶奶長大，小學時要寫關于父母的作文，我都是把爺爺奶奶的故事套進去。我對爺爺奶奶有很深的感情，他們在我高中和大學時的相繼去世是我這輩子最難過的事，我會覺得我的家沒了。

2017年我本科畢業。從實習記者、見習記者，再轉為正式記者，我用了一年的時間。但剛轉正7天，我就辭職了，我想去記錄和表達與自己更貼近的事。

2022年8月，廣西某縣地產廣告 圖｜受訪者提供

辭職后，我來到三亞最南邊的一個小島——西島，工作是給這個島上正在開發的小漁村做公眾號，拍視頻、照片，寫文字，記錄跟這座島有關的一切。我要記錄島上的婚喪嫁娶、民俗歷史，甚至是更具體的事情，比如說，怎樣制作加貝殼粉的檳榔，怎樣跟著阿姐上山割野生仙人掌，做出一道具有奇特口感的滑溜溜炒仙人掌。

在村里面，經常都是幾塊錢、幾個人的普通的小事情。拍攝和這些普通人的故事才是我感興趣的。

做了兩年半后，我還是離開了這個小島。因為我還沒有經歷大城市，我想去體驗。于是，就開始了后面“顛沛流離”的階段。

2020年3月，我來到深圳投奔大學同學，在一個文化公司里拍宣傳片，做了一年的時間。在這里，我認識了貞貞，《遇真紀事》里的“真”就是她，“遇”是我。

一年后，我們一起北上，來到北京。工作還是在公司里做一些宣傳項目的采寫、拍攝。4個月的時間里，我們從中國傳媒大學搬到梨園，又搬到果園，通勤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在地鐵里，你會發現那些杰克、托尼、瑟琳娜，其實都是二狗跟翠花，很多人都是跟我們一樣從村鎮出來的。

那時我和貞貞就有了做《遇真紀事》的想法和行動。

2021年7月，我們坐綠皮火車到了廣州。我們一邊繼續打工掙錢，一邊開始了自己的拍攝。基本每個周五下午，我們就會租車出發去周邊拍東西，一直到周日晚上，有時甚至是周一上午直接去上班。

珠三角是廣東被“照亮”的部分，而當時我們想拍的反而是珠三角之外的廣東——粵東、粵西和粵北。對于粵東西北的人來說，他們其實跟外省來打工的人沒什么區別，只是打工的地方會更近一些而已。你會發現，珠三角代表不了整個廣東，這些城市跟城市之間是非常不一樣的。

后來，城市跟縣城也很少拍了，發現跟自己更貼近的還是村鎮。那些稻子、麥子、水果、農作物，還有村里面的那些爺爺奶奶、叔叔阿姨，才是跟我有關系的。有一次，我們在潮汕拍攝時，拍到了一個網友的爺爺，他特別感動，因為一年到頭，他也就見爺爺一次。對于很多在外工作的人而言，對家鄉的認知已經縮短到春節那幾天，不知道家鄉的夏天是什么樣子了。

2021年10月，廣東梅州，站在稻田前的老人 圖｜受訪者提供

尋找

當你對現在的工作一點都不感興趣，又知道了自己真正關注的地方在哪里時，你就必須要出發了。

貞貞那時說，出去搏一把吧，我們才27歲，離35歲還有幾年，實在不行的話，我們回頭再找個活干嘛。

2022年5月，我們辭職離開廣州的城中村，落腳在她的老家——廣東湛江的一個小鎮上。那之后，我們貸款買了一輛小車，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路上。去南方我們開自己的車，去北方先走大交通再租車。我們基本上都開在村道、省道、國道上，不怎么上高速，這樣可以隨時停下來去跟地里的人聊天，比如說，地里主要種什么？收益怎么樣？

我們會根據衛星地圖，看哪里有山、河、丘陵、森林、耕地。我們了解一個地方的方式，不是看它的城市里建了什么，而是它的地里種了什么。前后5年時間，走過了全國超過1100個村鎮的水田、魚塘、旱地、果園，采訪了1000多位操著不同口音的農民。

我們首先去的是廣西。2022年8月，我在廣西河池大化縣的紅水河邊，遇到了兩位70歲左右的大叔。年輕時，他們都在廣東打過工，一個在東莞做玩具，一個在深圳拉石頭，直到年紀大了回老家。

開始的拍攝很隨機，沒有預設選題，也不知道下一個采訪的會是誰。但隨著走的地方越來越多，會自然地發現當下村鎮的一些特點和共性。在此后的兩年間，我們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的村鎮總是聽到跟這兩個大叔相同的人生經歷：年輕時進城務工，60歲之后返鄉務農。

在湖南永州的煙田里，我們遇見一位66歲的大叔。他之前在武漢打工，蓋房子、修堤壩，都是賣力氣的活，但過了60歲，老板就不喊他了。回到家里，他并不給自己種地，他的田租給了承包戶種煙葉，自己再給承包戶“打工”，平均下來一個月就工作幾天，每天8小時賺140元。

2024年3月，福建莆田，連片平整土地中間的“釘子田” 圖｜受訪者提供

那他們為什么要把地承包出去？

在云南一個大叔告訴我，承包地的老板開價一畝地一年1000多元的租金，如果自己種的話，辛苦一年也就掙這么多錢。而且在一些旱澇等極端天氣下，地里的糧食可能也會掙不上錢，作為一個小農戶，這些風險是難抗的。

關于這種“必然性”，我們在西南山地、華北平原、東北黑土地上也感受到了。廣西大化縣紅水河邊的大叔說，以一畝地玉米為例，除去種子、農藥、化肥加起來的成本，風調雨順時種一季的純收入在800元到1000元之間。但這并不包括農民自己的人工成本。

在華北平原石家莊正定縣，一個玉米收購商告訴我，雖然在這里種玉米比在廣西的山地里輕松多了，可以靠機械，但人均也就一畝地，想要靠種地掙錢，必須要靠大規模承包地。所以這一帶的農民，絕大部分都把地租給承包大戶或是農業公司，自己則外出打工。

在地廣人稀的東北，齊齊哈爾拜泉縣的一位80多歲的老人有50畝黑土地，因為東北機械化程度高，他可以顧得過來這50畝地，一半種玉米，一半種大豆，在沒有旱澇的情況下，一年純收入3萬多元，但依舊很難維持幾口人的生計。他的子女中沒有人留在這片黑土地上，全都出去打工了。

在糧食之外，我們還做了一個系列紀錄片《中國經濟作物觀察》，我們去采訪了全國各地種荔枝的老農、茶農、挖藕人、種甘蔗的農民等等，我們發現，這些種植經濟作物的個體小農同樣也要靠“老天爺賞飯吃”和看市場，在缺乏資金、技術和銷售渠道時，他們難以和農業公司競爭，在老人種不動之后，大部分人會選擇把家里的土地承包出去。

2024年3月，我在福建莆田看見了一大片正在平整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中，有一塊小小的“釘子田”——老人仍在這塊自家的地上種蔬菜。但周圍大部分村民，都以一畝一年600元到800元的價格把土地承包給了種植大戶或是農業公司，用機械進行規模化耕種。

在農業轉型的過程中，當年輕人離開土地，這個老人的“釘子田”可能也終將落幕。

2025年4月，湖南岳陽，使用傳統“牛耕田”的八旬老人

去哪里？

在我的記憶里，小時候，每年春天，在湖南邵陽的村子里，爺爺都會去借村里人的水牛，給我們梯地上的那片水田犁地，然后再把育好的秧苗插到田里，種水稻……

我尋找和記錄這些農民，其實也是在“尋找”和重新理解我的爺爺奶奶。這是我后來才發覺的。我對爺爺奶奶有很深的情感上的聯結，但并沒有機會去真的去了解和理解過他們。

在跟這些老人交流時，當他們給我講自己從前的經歷、生活的處境和擔憂時，我會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我的爺爺奶奶，他們就像是一塊塊的拼圖，把爺爺奶奶的人生經歷通過他們的視角給拼湊起來了。

所以，我會對這些田地里的老人感到很親切，也會對他們的處境共情。奶奶去世時，我大四，馬上就能掙到錢，對她好了，但還是沒有等到。所以，我很希望現在還在的這些農民能被更多地看到，得到更多的關照。這也成為我做《遇真紀事》最重要的原動力。

我們也經歷過做不下去的時候。2022年8月，在辭職三個月后，我們一直在負債，沒有任何收入，覺得沒辦法了，商量著再做完一集就回城市干活了。在給這一集寫稿的時候，想起那段時間在路上拍攝的感受，就有很多話想說，尤其是關于農民的。

那一集讓《遇真紀事》的粉絲躍升到10萬，它把要放棄的我們給救回來了。

我們不想去美化農村，就像我們印在T恤上的那句：山水沒有詩意，田園沒有牧歌。可能你偶爾種一天地，會覺得跟土地親近真好，農作真好，但當你種一個月，體感溫度超過40度，還會不會覺得美好和詩意呢？

我們要做的是呈現“日常化”的農村。從種地、打工、收入，到氣候、家庭、教育，當事情落在村鎮身上時，我們都想去做記錄。

2024年12月，某希望小學停辦后荒蕪的足球場 圖｜受訪者提供

這五年，當去過了很多省份的村鎮之后，我們會做一些總結性的選題。比如說《2025農村希望小學紀實》，從2024年開始，我們走訪了安徽、湖北、江西、廣東、廣西的70所希望小學。截止到2023年底，全國共援建希望小學2萬多所，它一直是一束光，照亮著無數農村孩子的求學路。但是在目前生源減少、撤點并校的時代趨勢下，越來越多村子里的希望小學已經或正在走向停辦。還在堅持的，學生人數也普遍從三四百銳減到不足百人，多數學校只能先取消高年級作為緩沖，盡量讓低齡農村兒童長大些后，再走向更遠的上學路。

事實上，但凡有點條件的村民都會選擇把孩子送到鎮上或城里上學，實在沒有辦法了才留在村里。我們遇到過很多鄉村老師，他們可能在村小教了十幾年的書，用自己的努力照顧著還在留村的孩子，但他們不會選擇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村子里讀書。

村小撤并后，由于很多兒童的父母在外務工，祖輩年紀又大了，沒辦法每天接送，很多孩子早早就開始了寄宿生活。我在安徽六安金安區翁墩鄉的一所希望小學看到了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這所學校做了兩件事，一是安排了兩輛校車，接送離學校遠的孩子，二是有午托一小時和放學一小時后的輔導作業。如果這兩件事推廣開來，也許會很有助于農村留守兒童的上學和成長，也解決了老人的接送負擔。

在這次長期的走訪中，有一個畫面讓我印象深刻——在安徽六安裕安區平安希望小學教學樓上寫著五個大字：留守不失守。

我們希望能把這些真實的村鎮日常客觀呈現出來，不管是對老人的關照，還是對留守兒童的守護，這些都需要先被看見，就像我們經常說的那句：讓被忽視的得以被看見，因為關注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那我們自己呢？逃離村鎮入城又返村后，成為回到土地上的年輕人了嗎？

趙玉順和貞貞 圖｜受訪者提供

我們也面臨困境。

困境從我們開車返村的那一刻就開始了。三年前的5月，當我們開著租來的小轎車快到貞貞老家的小鎮上時，她在馬路邊上把車停了下來，說要等天黑再回去。因為當時又不是過年，你還把鍋碗瓢盆、油鹽醬醋都帶回來了，村里那些看著她長大的人就會覺得很奇怪，議論你是不是在城市里混不下去了，是沒有能力、沒有出息才回來的。

我們不出去外拍時，就待在鎮上。這個鎮非常小，你可以理解為村。漸漸地，周圍的人也開始對我們噓寒問暖、旁敲側擊：是不是患病了？要鍛煉身體，旁邊有中藥鋪，可以喝點中藥。有一天貞貞的姨婆還過來找她說：鎮上超市在招收銀員，你要不要去試試？每個月1800塊，要懂打電腦，站著收銀就行了，你絕對比那些四五十歲的大媽更有競爭力。

貞貞說：原來在他們看來，我們就是無業游民。有一陣子我們在搬運裝節目周邊物品的箱子，他們以為我們已經轉行做快遞了，說：他們好辛苦。

我們返鄉了，但我們真的回來了嗎？我們確實生活在這里，但我們的勞動生產關系不在這里，我們不種地，不開商店，也不在這里有工作，更像是村里的數字游民，只不過人家去的是大理、清邁，我們去的是村鎮而已。

在村鎮里生存并不比城市里容易，甚至要更難。如果你沒有資金、渠道、技術，可能很難找到一條真正扎根在這里的路。

這些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也是我們要繼續去記錄的原因。

對于村鎮、田地、農民，我們還有話想說，還有情感想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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