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內涵闡釋與關鍵著力點

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20, No.6, November-December 2025

Title

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內涵闡釋與關鍵著力點

作者簡介

陳 勁1,2 吳 豐1,2*

1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2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

郵箱：guevafeng@163.com

摘要：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是實現科技強國戰略目標、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全面現代化的重要支撐。本文從理論層面對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內涵與關鍵著力點進行了系統性探討。首先，通過回溯創新體系的概念溯源與中國實踐，分析了國家創新體系的發展演進及其整體效能提升的理論基礎。其次，探討了中國特色創新體系的內涵嬗變，包括創新路徑從引進模仿向自主原創的轉型、后熊彼特創新范式的興起、本土化創新理論的完善以及中外創新體系的比較；闡釋了中國特色創新體系的核心表征。最后，分析了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關鍵著力點，提出以新質生產力發展為目標引領創新體系高效運轉，以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為核心優化創新資源配置，以需求和場景為驅動培育數字化賦能的創新生態，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依托提升創新治理能力，以優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為抓手促進創新價值實現的具體路徑。

關鍵詞：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內涵闡釋；關鍵著力點

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不僅是民族復興的重要支撐，更是推動全球發展合作、貢獻中國智慧的重要平臺。2024年6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提出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并指出：“我們要以‘十年磨一劍’的堅定決心和頑強意志，只爭朝夕、埋頭苦干，一步一個腳印把這一戰略目標變為現實。”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構建，不僅是建設科技強國、推動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基石，更是助力產業創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黨的二十大報告將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明確提出“完善科技創新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并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鑒于此，本文擬對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概念內涵進行系統性闡述，并剖析其構建的關鍵著力點，以期在豐富我國創新理論的同時，對促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有所裨益。

一、創新體系的概念溯源及中國實踐

（一）創新體系的概念溯源

創新體系（innova ti on system）的概念最初來源于國家創新體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英國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于1987年首次提出了國家創新體系的概念，強調該體系是“由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中各種機構組成的網絡，這些機構通過活動和界從系統視角對國家創新體系進行了深化研究，認為國家創新體系是一個強調多要素協同和資源優化配置的動態網絡（Lundvall，1992；陳勁、李根祎，2024）。基于此，創新體系的概念逐步泛化，成為涵蓋國家、區域和行業等多層次的創新網絡結構的理論框架。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從系統構成、功能及要素互動等角度將國家創新體系闡釋為政府、企業、大學、科研院所、中介機構等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組成的、通過分工協作影響技術創新過程的網絡（OECD，1997；陳勁、李根祎，2024），該分析框架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同（陳勁、李根祎，2024；杜傳忠、李鈺葳，2024）。作為透視國家范疇內創新之于經濟增長和國家競爭力的分析框架，國內學者從經濟增長和國家競爭力的視角對國家創新體系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其核心在于通過政府與市場協同作用，構建一個開放動態的創新網絡系統，推動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深度融合（陳勁、李根祎，2024；杜傳忠、李鈺葳，2024）。這一體系涵蓋創新主體、創新要素、創新活動與政策保障等多方面內容，其目標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升創新整體效能。結合中國實踐，國家創新體系還突出強調產學研用結合和新型舉國體制的作用，通過集中力量解決關鍵技術瓶頸問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創新體系構建模式（陳勁、李根祎，2024；賀德方等，2023）。

國家創新體系效能作為衡量體系運行效率與價值實現程度的重要概念，近年來受到廣泛關注。其核心在于通過創新主體、制度規則和創新環境的協同聯動，推動創新資源的高效配置（陳勁、李根祎，2024；孟凡蓉等，2024）。國內外學者和機構圍繞體系效能的提升機制展開了深入研究。如OECD從系統構成、功能及要素互動等視角，提出了“創新生態協同”的效能提升路徑；國內學者進一步結合中國實際，探討了新型舉國體制下通過資源整合與制度創新提升體系整體效能的可能性（陳勁等，2024；陳勁、李根祎，2024）。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提出“有組織創新”作為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效能的新戰略范式，以期為新時代創新體系建設提供理論支 撐。

（二）我國創新體系的發展實踐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經歷了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黨的領導下快速建立起人才培養體系、以156項重點工程為核心打造工業基礎并整合成立中國科學院，到1956年黨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號召，制定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形成“五路科技大軍”，再到此后探索計劃經濟體制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科研組織模式，在“兩彈一星”等國家戰略領域取得重大成果的過程，整體上是政府主導型，為后續國家創新體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初期，科技體制改革逐步啟動，旨在打破舊有體制束縛，激發科技人員的創新活力。1985年，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推動科技與經濟的結合，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此后，一系列旨在加強科技創新的政策和舉措不斷出臺，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設立，為基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支持。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我國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了“863計劃”“火炬計劃”等重大科技計劃，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培育創新型企業。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首次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調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2005年，國務院頒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首次從政策視角對國家創新體系的概念闡釋為“以政府為主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各類科技創新主體緊密聯系和有效互動的社會系統”，并將推進和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作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目標。

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對國家創新體系發展的部署各有側重和遞進。其中，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要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快科技體制機制改革創新。黨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強化戰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倡導創新文化，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黨的二十大強調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以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為重點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以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打好科技自立自強主動仗，以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為核心走好人才驅動創新道路，以激發自主創新潛能為目標培育鼓勵創新、包容創新的深厚土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包括深化教育綜合改革、科技體制改革、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具體舉措涵蓋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改進科技計劃管理、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完善中央財政科技經費分配和管理使用機制、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等方面。

二、中國特色創新體系的內涵演變

（一）創新路徑由引進模仿轉向自主原創

在全球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國科技創新正處于由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轉型的關鍵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和集成創新為我國積累了技術基礎，推動了產業升級發展，迅速縮小了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依靠跟隨追趕加快科技進步的難度增大，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面臨著嚴峻的“卡脖子”問題。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發展，全球爭奪科技制高點的競爭空前激烈。在此背景下，我國的創新路徑經歷了從“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和集成創新向自主創新的重大轉型。例如，在量子通信領域，我國成功發射了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在高鐵技術上，CR400系列復興號動車組實現了完全自主設計和制造。這不僅體現了我國在原始創新方面的突破，也為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支撐（陳勁、李根祎，2024；劉云等，2019；裴哲，2024）。

以原始性科學創新、原始性技術創新和原始性工程創新為主要構成的原始創新作為最根本、最能體現智慧的創新，是科技創新的源頭活水。其通常源于基礎研究領域的重大突破，能夠開辟全新的學科方向、研究領域和技術路徑，為后續的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提供根本性的支撐，在自主創新體系中具有基礎性、關鍵性作用（陳勁等，2023；陳勁、李根祎，2024）。當前，我國在量子通信、高溫超導等領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原始創新成果，不僅在科學理論上實現了重大突破，也為我國在相關產業的發展中贏得了先機，提升了我國在國際科技競爭中的地位。然而，我國在原始創新方面仍面臨諸多挑戰，如基礎研究投入相對不足、科研評價體系有待完善、創新人才培養和激勵機制需要優化等。

顛覆性創新則側重于通過全新的技術、產品和商業模式，對現有市場和產業格局產生顛覆性的影響，為后發者提供超越領先者的機會（陳勁、李根祎，2024；曲冠楠等，2023）。在當前的數字經濟時代，顛覆性創新的作用愈發顯著。以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興技術，不斷催生新的業態和商業模式，如共享經濟、智能制造等，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此外，顛覆性創新也能夠引領突破現有技術軌道，改變經濟發展形態，形成新質生產力。我國在部分領域已經展現出較強的顛覆性創新能力，如移動支付、短視頻等應用在全球范圍內處于領先地位。但在整體上，我國在顛覆性創新方面仍需加強技術研發與市場應用的結合，提高對顛覆性技術的識別、培育和推廣能力，以更好地應對國際競爭。

（二）后熊彼特創新范式的興起

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在知識時代和數字化時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其多元化主體、開放性治理、社會化目標和網絡化生態等特征，與中國式現代化創新體系的實踐具有高度契合性。一方面，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強調普通用戶、創客等非生產者在創新中的重要作用，這與中國近年來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形成呼應。通過創新主體的多元化，創新成果更貼近社會需求。另一方面，該范式提出技術創新的社會化目標，強調創新不僅服務于經濟增長，還應服務于社會福祉和可持續發展，這與中國特色發展理念中的“以人民為中心”高度一致。此外，中國的新型舉國體制通過政策引導和資源整合，為后熊彼特創新范式的實施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動了協同創新和網絡化生態的構建（陳勁、李根祎，2024）。

從創新主體來看，后熊彼特創新范式著重強調普通百姓、創客等非生產者在創新進程中的關鍵作用，認為非生產者在技術研發和創新擴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陳勁、李根祎，2024；陳勁、李佳雪，2022）。該范式極大地拓寬了創新主體的范疇，推動我國國家創新體系的主體范圍從企業和科研機構擴展到普通用戶、創客群體及創新社區，使創新活動更加貼近社會需求，實現更加廣泛的知識共享與協同創新。通過將非生產者納入國家創新體系，創新資源的利用效能得到了顯著提升。

從創新目標來看，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強調創新目標從單純的經濟導向向社會價值和公共利益延展，突出技術創新的公共屬性和社會化功能。后熊彼特創新范式指出，創新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更是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公平和提升公共福祉的重要工具。這一特征要求我國國家創新體系在規劃創新活動時，將社會需求、生態可持續發展和人類福祉納入創新目標，通過政策引領和資源配置，推動創新活動更加貼近社會現實和公共需求，從而實現技術進步與社會發展的深度融合。

從創新治理來看，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強調從封閉式管理向多主體協同治理的轉變。傳統以政府或企業單一主體為主導的創新治理模式難以滿足復雜、多元的創新需求，而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倡導搭建開放的平臺，協調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訴求和創新資源的高效流動。這種創新治理模式要求創新體系在政策設計中注重多主體協同，通過建立共享規則、促進知識流動和激勵創新合作，使開放式治理成為推動創新生態系統建設的重要手段。

從創新生態來看，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強調創新生態的網絡化和動態化特征，要求創新體系從單一線性模式向復雜的網絡化生態轉型。創新主體之間的協作不再是單向或靜態的，而是通過動態的知識流動和資源共享形成開放的網絡生態。我國在新時期的創新體系建設中，通過推動區域協同創新、跨行業知識融合和全球創新合作，逐步構建起開放、互動的創新網絡生態。這不僅提升了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也為我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贏得戰略優勢提供了重要支撐（陳勁、李根祎，2024；陳勁、李佳雪，2022）。

概言之，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強調創新過程中前瞻的需求牽引與正確的問題求解相結合，并將廣大人民作為最終用戶，能夠較好地回應創新的產生與擴散問題，以及貫穿這一過程的邏輯主線。

（三）本土化創新理論日臻完善

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15年1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求科技創新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依靠人民推動科技創新，將科技成果轉化為人民的福祉，并以實踐檢驗科技創新的實效。近年來，學界圍繞創新的價值歸旨，基于中國創新實踐發展出多種中國特色創新理論，搭建了科技創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橋梁。

其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people centered innovation）是一種以人民需求為出發點、以增進人民福祉為目標的創新理念，其核心在于將人民作為創新的主體和受益者，強調創新活動不僅服務于經濟增長，更服務于社會進步與人的全面發展。該創新理念以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為理論基礎，主張“創新為了人民、創新依靠人民、創新成果由人民共享”，通過多主體協同機制，激發全體人民的創新活力，將創新成果轉化為社會價值。其注重文化傳承與生態平衡，通過融入中華文化“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將創新范式從單一經濟導向轉向全面關注社會福祉與可持續發展的路徑。該理念推動創新活動更廣泛地服務于社會發展與民生改善，是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背景下的具體化和深化。其一方面強調創新主體的多樣性與包容性，有助于提升創新資源的社會化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強調創新成果的普惠性，有助于實現創新成果的公平分配與廣泛共享；同時，該理念推動創新體系從“生產驅動”向“社會驅動”轉變，以滿足人民多維度需求為導向，統籌經濟、科技、文化與生態的協同發展，為實現科技強國戰略與共同富裕目標提供了重要支撐（陳勁、李根祎，2024）。

其二是有意義的創新。有意義的創新（meaningful innovation）是一種新時代的創新范式，強調將“意義”作為企業創新活動的核心要素，旨在通過統籌創新要素的重新組合，對創新產出的內在意義（如滿足用戶需求、實現情感共鳴）與外在意義（如推動社會福祉、支持國家戰略需求、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進行全面表達。從內涵上看，有意義的創新是以創新意義為核心變量，協調短期工具價值與長期戰略價值，形成具有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戰略價值與未來價值的創新實踐（曲冠楠等，2020）。其核心理念在于超越傳統以技術與市場為導向的創新范式，回應人文精神與哲學思考在創新活動中的“回歸”，推動企業從短期利益的束縛中解脫，聚焦中長期收益與外部社會福利，實現具有引領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意義的偉大創新實踐（陳勁等，2019）。有意義的創新通過引入“意義”維度，重塑了中國創新體系的理論框架與實踐路徑。一方面，其促使創新活動從傳統的技術驅動與市場導向擴展至關注社會需求與國家戰略的綜合維度，為中國創新體系的戰略升級提供了理論支撐（曲冠楠等，2021）。通過推動企業在創新過程中主動融入社會價值與國家需求，有意義的創新強化了企業創新活動的外部性回應能力，助力中國從“模仿型創新”向“引領型創新”轉型。另一方面，有意義的創新通過強調“意義發現”和“意義轉化”的動態過程，引導企業建立基于意義管理的認知與決策框架，協調效率邏輯與意義邏輯，優化創新要素配置，從而提升中國創新體系的整體協同性與可持續性。在全球競爭加劇與技術變革加速的背景下，有意義的創新為中國構建更具包容性、前瞻性與系統性的創新體系奠定了基礎。

（四）中外創新體系的特征比較

當前，國外創新體系以市場為主導，政府政策主要側重激勵研發投資和技術轉移，創新目標聚焦經濟增長與競爭力提升，創新生態和治理模式相對封閉，主體間協作分散，更多基于熊彼特創新范式，創新活動以技術突破為導向，較少涉及社會福祉和生態可持續發展。我國創新體系則更加注重“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協同作用，構建以企業為主體的新型舉國體制，通過強化戰略科技力量和產學研用結合，實現從引進模仿向自主原創的轉型，突出原始創新與顛覆性創新能力，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價值、生態可持續目標。同時，我國創新體系強調多主體協同治理與開放動態的創新生態，通過區域協同和全球合作推動創新資源的高效配置，并逐步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底色和創新文化。中外國家創新體系之比較見表1。

三、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核心表征

現代化通常用于描述一個社會、國家或組織的發展過程，包括技術進步、經濟結構變革、社會結構演變以及生活方式改變等方面（謝立中，2018）。現代化是動態的歷史進程，不僅是物質技術的進步，更是人類文明形態的躍遷，歸根結底是人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表明，現代化不僅是技術追趕的歷程，更是文明發展重塑的過程。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可從科技創新體系、產業創新體系和管理創新體系三個維度予以解構，其現代化的內涵至少包括知識生產的范式重構、創新生態的動態平衡、科技與人文的融合共生。其中，知識生產的范式重構是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理論基石，創新生態的動態平衡是其運行保障，而科技與人文的融合共生則是其價值指向。在全球科技競爭加劇、產業變革加速以及社會需求日益多元的背景下，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應以新型舉國體制為依托，通過統籌資源配置、協同多元主體、完善制度設計，構建一個開放、動態、包容的創新生態系統，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推進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和理論支持（見圖1）。

具體而言，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核心構成的劃分以理論研究和中國實際創新體系發展的實踐為基礎，主要依據如下：理論來源方面，依據源于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創新生態理論和系統科學思想的綜合應用。后熊彼特創新范式強調知識生產的多元化、創新生態的網絡化以及創新目標的社會化，為“知識生產的范式重構”和“創新生態的動態平衡”提供了理論依據（陳勁、李佳雪，2022）。創新生態理論則提出，現代創新體系的核心在于動態平衡的生態系統建設，即通過多主體協同和資源高效流動，構建開放的網絡式創新體系（Lundvall，1992；陳勁等，2024）。同時，中國特色現代化的核心要求“以人民為中心”，強調科技與人文的深度融合，因此將“科技與人文的融合共生”作為關鍵構成之一（謝立中，2018）。實踐依據方面，主要參考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的論述，明確了“完善科技創新體系”的核心任務。此外，《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將“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科技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并從五個方面明確了“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重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簡稱“十四五”規劃）圍繞“深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完善國家科技治理體系，優化國家科技計劃體系和運行機制”進行了系列部署。這些政策文件為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核心構成的劃分提供了依據。

（一）知識生產的范式重構

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建設，應以知識生產范式的重構為基礎，從根本上變革傳統創新體系中知識創造與流動的方式。知識生產的范式重構意味著從單一線性、封閉式的知識生產模式向多元協同、開放動態的網絡化生產模式轉變，強調創新主體之間的深度互動與知識資源的高效流動（陳勁、李佳雪，2022）。后熊彼特創新范式的興起為知識生產范式的變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通過主張普通用戶、創客等非傳統生產者的全面參與，拓寬了創新主體的邊界，推動知識創造從專業機構的壟斷中解放出來，使社會化協作成為知識生產的重要特征。這種范式要求知識生產活動更加貼近社會需求，通過創新主體之間的協同作用，充分激發知識的創造力與轉化力。

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還應融入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優化知識生產的組織模式。新型舉國體制通過集中優勢資源解決“卡脖子”問題，強化基礎研究中的原始創新能力，同時注重前沿科技的前瞻布局，推動關鍵領域知識的深度積累與突破（陳勁等，2023）。這種體系化的知識生產方式，能夠充分調動政府、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和用戶等多元主體的創新活力，在知識生成、流動與應用的全鏈條中實現高效協同。通過這一過程，知識生產不再局限于單純的技術研發，而是逐步擴展為技術、制度、文化等多維度的融合創新，為構建現代化創新體系奠定堅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二）創新生態的動態平衡

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構建，應以創新生態的動態平衡為核心目標，著力打造開放協同、靈活適應的創新生態系統。創新生態的動態平衡不僅是創新體系高效運行的基礎，也是應對全球科技競爭、產業變革以及社會需求變化的關鍵保障。在后熊彼特創新范式的視域下，創新生態的網絡化和動態化特征尤為突出，要求創新主體之間的協作從靜態線性向動態交互轉變，通過知識流動、資源共享與協同創新構建開放式的網絡生態。這一生態系統的核心在于，通過多主體參與和相互作用，為創新活動提供一個靈活、有機的運行環境，使創新體系能夠在復雜多變的內外部環境中實現自我調整與持續進化。

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通過新型舉國體制的協同機制，為創新生態的動態平衡提供了重要支撐。通過整合戰略科技力量、國家級創新平臺和用戶企業，形成覆蓋創新鏈全周期的協作網絡，既能夠在宏觀層面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又能夠在微觀層面釋放多元主體的創新活力（陳勁、吳豐，2024）。此外，政府在創新生態中的元治理角色尤為關鍵，其通過政策引導、資源調配和風險應對等手段，確保創新生態在面對內外部沖擊時具備較強的適應能力（吳豐等，2024）。這種動態平衡的創新生態，不僅能夠促進創新效率和效能的提升，還能為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系統性保障（陳勁等，2025）。

（三）科技與人文的融合共生

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建設，應以科技與人文的深度融合為重要方向，使創新活動不僅停留于技術與經濟的維度，更能夠承載社會價值、文化意義與生態責任。現代化不僅是技術進步的過程，更是人類文明形態的躍遷，科技創新理應與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目標相契合（謝立中，2018）。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需要超越傳統的工具理性導向，將創新活動與人民福祉、生態可持續發展以及文化傳承緊密結合，推動科技與人文在更高層次上的融合共生。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重要價值底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要求科技創新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將科技成果轉化為人民的福祉（陳勁、李根祎，2024）。在醫療健康、公共安全、綠色能源等領域，科技創新應優先服務于提升人民生活質量和滿足社會公共需求。創新的意義不應僅體現在技術突破和市場收益上，更應通過回應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公平和提升公共福祉來實現。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新理念，不僅拓展了科技創新的價值內涵，也為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科技與人文的融合共生還體現在生態效益的持續顯現上。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肩負著推動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任，應通過綠色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探索出一條兼顧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的可持續發展路徑（陳勁等，2024）。通過發展新能源、優化儲能技術、推廣環保技術等方式，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能夠助力“雙碳”目標的實現，為全球生態環境保護貢獻中國智慧。在這一過程中，創新活動不再僅僅是技術上的進步，而是與社會價值、文化傳承和生態責任的深度結合，展現出科技與人文相互滋養的獨特魅力。

四、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關鍵著力點

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構建是實現科技強國戰略目標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全面現代化的核心路徑。在當前全球科技競爭加劇、產業變革加速以及社會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構建不僅需要理論上的系統探索，更需要實踐中的深度應用與動態優化。要全面提升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必須從戰略目標、資源配置、運行機制和價值實現等關鍵方面著手，確保創新活動在全鏈條、全過程中實現高效協同和動態平衡。

（一）以新質生產力發展為目標，引領創新體系高效運轉

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構建，應以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為核心導向，探索創新體系運行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路徑。新質生產力作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強調生產力形態從傳統的物質驅動向知識驅動、技術驅動的全面躍升，要求創新體系在要素整合、資源配置與功能協同上實現質的突破。一方面，應從理論層面重新定義生產力的內涵與外延，超越傳統物質生產的視角，將知識、數據、技術與生態要素納入生產力結構框架，將其作為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核心動力源。另一方面，應注重創新要素的動態交互與結構優化，通過提升科技資源的流動性與匹配度，強化創新體系的內部效能。在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應大力推動技術與產業的深度融合，將前沿科技成果轉化為具有市場價值和社會效益的生產能力。同時，應以新型基礎設施為抓手，通過構建涵蓋數據、算力、算法等數字要素的基礎設施網絡，釋放創新要素的集聚效應與倍增效應。

此外，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還應以體系思維（system of system，SoS）為指導（陳倩等，2023），注重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整體聯動性與協同性。一方面，應推動創新主體之間的深度協作，形成以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為核心的多元創新主體聯合體，充分發揮產學研用一體化的優勢。另一方面，應通過優化創新政策與制度設計，強化政府在資源配置、規則制定與風險管理中的引導作用，完善市場化的資源流通機制，構建政府與市場相輔相成的協同創新格局。從管理學視角來看，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不僅是技術突破和資源整合的過程，更是文化塑造與價值觀重構的過程。通過塑造以創新為核心的價值導向，營造尊重知識、鼓勵創造的社會氛圍，可為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高效運轉提供堅實的文化支撐與制度保障。

（二）以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為核心，優化創新資源配置

在充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同時，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完善還應以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為核心，推動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與高效利用。科技創新是知識體系的外在表達，產業創新則是科技成果向經濟價值轉化的實踐路徑，兩者的深度融合是現代化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抓手。一方面，科技創新為產業創新提供前沿技術、知識儲備與理論支持，是產業創新的驅動力；另一方面，產業創新則為科技創新提供應用場景、市場反饋與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來源，是科技創新的實踐延伸。因此，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需要在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交匯點上實現資源配置的動態平衡與結構優化。

實踐中，應以需求為導向，強化科技創新對產業升級的支撐作用。在構建創新體系時，需明確科技創新在產業鏈、價值鏈中的關鍵環節，通過前瞻性布局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解決關鍵領域的“卡脖子”問題，為產業發展提供戰略性支撐。同時，應注重技術成果的轉化效率，通過構建統一、高效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打通從實驗室到產業化的“最后一公里”，實現科技創新對產業創新的賦能。此外，產業創新也應為科技創新提供動態反饋，通過市場需求的牽引作用，推動技術研發目標的精準化、實用化。此外，需要構建區域協同創新體系，依托區域資源稟賦與產業特色，形成“科技創新—產業創新”雙輪驅動的區域創新格局。

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還需依賴于多元主體的協同參與和資源共享。企業應作為創新主體，在技術研發、成果轉化與市場推廣中發揮主導作用；高校與科研院所則應聚焦基礎研究與前沿探索，為產業創新提供理論與技術儲備；政府則需通過政策引導、資源調配與制度設計，為科技與產業的協同創新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與制度保障。

（三）以需求和場景為驅動，培育數字化賦能的創新生態

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建設，還應以需求和場景為驅動，著力培育以數字化賦能為核心特征的創新生態。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創新活動的邏輯由技術驅動逐步向場景驅動轉變，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為創新生態的構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與實踐范式（尹西明等，2024）。場景驅動的創新模式強調以應用需求為出發點，通過構建多樣化的創新場景，打破技術與應用之間的壁壘，實現技術價值的快速轉化與規模化推廣。因此，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應緊密圍繞社會需求與市場需求，在數字經濟的賦能下構建開放、動態、網絡化的創新生態系統。

數字化賦能的創新生態需要以數據為核心要素，通過數據的采集、分析與應用，充分釋放場景驅動的創新潛力。一方面，應通過構建數據共享平臺與數字基礎設施，強化數據在多元主體之間的流動性與互操作性，為創新活動提供精準的需求洞察與決策支持。另一方面，應以數字技術為工具，推動創新場景的多樣化發展。例如，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醫療健康等領域，可以通過構建基于物聯網、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創新場景，實現技術與社會需求的深度對接。此外，應注重探索場景創新的動態機制，通過開放式創新平臺與跨主體協作網絡，推動創新場景的快速迭代與高效擴展，為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持續優化提供動力。

在場景驅動的創新生態中，政府的作用尤為重要。政府應通過政策引導與資源支持，推動數字技術在公共領域的廣泛應用，為創新場景的培育與推廣提供制度保障。同時，應注重營造開放、公平、包容的創新環境，通過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市場競爭規則，激發多元主體的創新動力與活力。通過構建以需求和場景為驅動的創新生態，不僅能夠提升創新活動的效率與效益，還能夠推動科技創新與社會發展的深度融合，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與生態保障。

（四）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依托，提升創新治理能力

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構建，應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依托，著力提升創新治理能力，從而為創新活動提供更加科學高效的組織保障。體制機制創新是現代化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前提與關鍵環節，其核心在于通過優化制度設計與治理結構，解決傳統創新體系中資源配置低效、主體協同不足與政策執行力弱化等問題，為創新活動的高效開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從治理結構的角度來看，應以新型舉國體制為基礎，構建政府與市場協同作用的創新治理體系。政府應通過完善政策設計、優化資源配置與強化執行監督，發揮“有為政府”的引導作用，為創新活動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支持。市場則應通過激發企業的主體作用，推動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的市場化運作，實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統一。此外，應注重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通過構建跨部門、跨行業的協作機制，提升創新體系的整體聯動性與協調性。

實踐中，應以治理機制創新為著力點，完善創新活動的全過程管理與動態調控能力。例如，應通過完善科技項目管理機制，強化對創新資源的精準投放與高效利用；通過優化科研評價機制，提升對基礎研究與前沿探索的支持力度；通過健全風險防控機制，增強創新體系在面對不確定性時的適應能力與韌性。此外，應注重創新政策的持續優化與動態調整，通過加強政策實施效果的評估與反饋機制，確保創新政策在實踐中的科學性與針對性。

（五）以優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為抓手，促進創新價值實現

科技成果轉化是現代化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環節，其核心在于通過構建高效的轉化機制，推動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市場與社會，最終實現創新價值的全面釋放。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建設，應以優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為抓手，著力解決技術轉化的“最后一公里”問題，提升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服務能力。

從理論層面來看，科技成果轉化的本質在于知識價值鏈的構建與延伸。優化轉化機制需要從供需兩端入手：一方面強化技術供給端的市場適應性，通過市場需求的精準牽引，推動科技研發目標的應用化與實踐化；另一方面強化需求端對技術的吸收能力，通過完善企業技術引進機制與人才培養體系，提升企業在技術轉化中的主體地位與創新能力。此外，應通過在不同主體間構建具備“創新公地”屬性的科技成果轉化平臺，打破技術供需雙方之間的信息壁壘，推動技術、資本與市場的高效對接。

在政策層面，應以完善激勵機制為重點，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制度化與規范化。例如，應通過優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推廣提供法律保障；構建以市場為導向的收益分配機制，激勵創新主體參與技術轉化的積極性；完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發展耐心資本，為技術轉化活動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通過優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不僅有助于提升創新活動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還能夠為中國特色現代化創新體系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國經濟學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面向全球發行的中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st創刊于2006年3月，始終致力于向全球傳遞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最前沿研究進展，搭建中外學者相互交流的學術平臺和研究陣地，向全世界宣傳能夠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訴求的研究成果，促進國外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中國經濟學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權威數據庫及索引系統收錄，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是“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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