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國公”楊堅改用“隋”做國號，真的影響國運了嗎？

隋朝，是中國歷史中一個承前啟后卻又頗具特色的王朝。它結束了南北朝近三百年的紛亂割據，又為大唐盛世奠定了根基。而這個王朝卻與秦一般二世而亡，留下了令人唏噓的別樣故事。在后世浩如煙海的文墨卷中，隋朝的國號“隋”字頗受關注，一方面原因在于“隋”字不同于前朝晉、魏、周、宋、齊、梁陳等國號效仿前人諸侯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隋文帝楊堅對“隋”與“隨”字的取舍抉擇在篤信讖緯的古人口中又與隋朝的國運產生了預言因應，從而讓“隋”國號的來源披上了神秘的面紗。

隋時期全圖。/來源《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

用“隋”不用“隨”：隋文帝楊堅的執(zhí)念

按照傳統(tǒng)歷史觀點來看，“隋”這一國號的初代版本應該來自“隨”字，起因是楊堅繼承了父親楊忠在北周的爵位——“隨國公”，《資治通鑒·陳紀四》記載“周隨桓公楊忠卒，子堅襲爵”。而楊忠之所以被封為“隨國公”則來源于其消滅南梁的戰(zhàn)功。公元554年，楊忠領西魏軍五萬自長安出發(fā)南渡漢水，大敗南梁軍主力，攻陷江陵，梁元帝敗亡，整個漢水上游盡歸北朝所有，其中的門戶鎖鑰之地隨州（今湖北省隨州市，因西周分封隨國而得名）便是楊忠親自領兵攻占，可以說是楊忠建立功勛之地。五年之后（559），北周宇文毓正式稱帝，冊封功臣，便封楊忠為隨國公，楊氏一脈的地位由此進入鼎盛時期。

按照歷史傳統(tǒng)，王朝的開創(chuàng)者楊堅理應繼承父志，將“隨”作為自己所建立國家的名號。然而，歷史的記載卻在這里陡然轉變，《資治通鑒》在陳太建十三年（581）二月突然稱楊堅為“隋王”（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并進而作出“周主……禪位于隋”的結語。而《周書·靜帝紀》則在大定元年（581）二月己巳記載“隋”乃奉周帝為公。由此可以推斷，在楊堅從隨國公“加九錫”晉升為王爵之后，“隨”開始被“隋”取代，成為楊堅心目中的目標國號。

隋文帝楊堅畫像。/來源《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為什么楊堅要改稱為“隋”呢？《資治通鑒》卷一七五《陳紀九》太建十三年（581）二月條胡三省注（宋元之際）給出了這樣的解釋：

“隋主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隨（此處為古體“隨”字）。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作‘隋’，以辵訓走故也。”

簡單來說，就是楊堅覺著因為隨字有個走之旁，作為經歷了北朝離亂的楊堅看到了北周北齊兩朝紛繁離亂的朝堂國運，因而不想讓自己的新王朝跟隨這些短命王朝一般曲折坎坷，因而將這一具有顛沛流離之意的“走之旁”排除，留下安定昌盛的部分為新王朝之名。

短命王朝的語言符：隋=殘肉？

公元618年，隋煬帝在揚州被部將宇文化及所弒，數月之后，隋末帝楊侑在長安禪讓于唐高祖李淵，一個開局鼎盛的強大王朝就此劃上句號。而關于隋朝滅亡的原因，當時社會的統(tǒng)一觀點基本類似于對秦朝的評價，如唐太宗李世民曾言：

“隋煬帝篡祚之初，天下強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

隋煬帝天下巡游、三征高句麗以及耗費民力的大工程，對帝國財政、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影響，成為后世帝王必讀的反面教材。然而，自古擁有讖緯傳統(tǒng)（“讖”一般指方士編造的預言吉兇的隱語、預言作為上天的啟示，“緯”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經”的各種迷信著作）的中國士人文化圈自然也期望用一種天人感應的神秘色彩來為隋朝滅亡找一個更內在的理由，從而達到規(guī)訓后世君王的終極目的。

隋煬帝楊廣影視形象。來源/影視劇《隋唐演義》

于是，本來對“隨”到“隋”這一名稱更迭并未在意的古人開始在故紙堆里翻找關于隋亡的蛛絲馬跡。終于在隋朝滅亡三百年以后，開始有人對當年楊堅將“隨”改為“隋”的更名操作進行實錘批判。

五代十國時期，南唐文字訓詁學家徐鍇在《說文解字系傳》卷三六《去妄》云：

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者，豈非不學之故，將亦天奪其明乎。

此處認為“隋”字為古代祭祀禮儀中事先割裂撕碎的肉，以此為國號是“大不祥”。這一說法的直接來源大致來自兩處，一是儒家經書《儀禮·士虞禮》中有“祝命佐食墮祭（一說墮通“隋”）”，二是《周禮·春官》中有“隋釁”與“贊隋”之說。以此來看，“隋”字在先秦確實與祭祀用品相關，確實可能與歷代王朝命名光明偉岸的傳統(tǒng)相左。除此之外，徐鍇還側面嘲笑隋文帝楊堅文化水平低（“不學之故”），竟然不知道被他去掉的“走之旁”是安穩(wěn)行走的含義，如此去安就危之舉動，顯然就是上天要剝奪他們隋王朝國運的明示。

《周禮》石碑。來源/西安碑林博物館

按照今人思路，徐鍇在三百年后的咬文嚼字顯然有事后諸葛亮之嫌，然而這一理論卻在后世收獲了不少擁躉。到南宋初年，文學家羅泌在《路史》中也揶揄隋文帝楊堅道：

（楊堅）不知隋自音妥，隋者，尸祭鬼神之物也，守裶既祭則藏。

其隋亦云釁殺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則書名之讖，其禍如是。

同樣指出因為隋文帝的“隨”意改名，讓他的大隋王朝就如同“釁殺裂肉”一般在農民起義和地方豪強的暴動中分裂而亡，國家的結局與其國號的含義不謀而合。類似的觀點在南宋學者之中多被引用，也一直影響到后來元明時期部分文史學者對隋朝國名的看法，大抵都是以隋朝的悲慘結局，嘲笑隋文帝“不審其字形離合之義，而輕于增損只取笑于后世耳”。

隋朝青瓷武士俑。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同樣暗含讖緯之說的事情也同樣發(fā)生在司馬遷所著《史記》中的秦朝，當時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這里所說的圖書便是讖緯之中的“圖讖”，其中記載的“胡”被當時的秦始皇認為是邊塞匈奴，卻不想預言竟落到自己的兒子胡亥身上。這種讖緯之說往往被后世解釋為應驗，但是在當時卻難以明辨。

“大隋”還是“大隨”：不休的爭辯

后世人對楊堅更改國號的批駁與嘲諷盡管言之鑿鑿，但是必須建立在一個重要的前提之下，那就是楊堅確實有過改“隨”為“隋”的政治命令。此處許多人或許會問：“難道楊堅改國號不是事實嗎？”此處就涉及不同版本史料歷史書寫的問題，傳統(tǒng)史家以《資治通鑒》與《周書》為準，認定存在由隨國公—隋王—隋國的書寫方法演變，但是，將這一“改變”背后楊堅心路歷程具象化的文獻其實是到了隋朝滅亡近三百年后的唐朝末年才出現——唐朝末年宗室李涪《刊誤》卷下《洛隨》記載：

漢以火德有天下，后漢都洛陽，字旁有水，以水克火，故就佳。隨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文帝惡之，遂去走，單書隋字。

這是描寫隋文帝楊堅改國號行為的最早記載，而廣為流傳的《資治通鑒》胡三省注解說法則是宋元之交才出現。這也就表示，隋朝建立至唐朝末年的三百年間其實并沒有關于隋朝國號變更的具體記載。最為直接的證據便是唐代魏征主編的紀傳體史書《隋書》，這部隋唐年間對隋朝歷史最為官方的史書在帝紀開篇就稱楊堅之父楊忠“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也就是認為從楊忠得封號開始，一直就是“隋”字。

宋刻本《隋書》。來源/孔子博物館

官方史書的相互抵觸讓這個問題變得撲朔迷離，似乎我們只有穿越到當時才能知道真相。不過，明末清初盛行的金石之學（是以古代器物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偏重于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或許能給我們提供足夠的佐證。

按照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tǒng)中對文字避諱的嚴格要求，對于包括避諱帝王名稱以及國家政令要求更改的重大文字變革都是大一統(tǒng)政權的文化核心利益所在，因而如果隋文帝楊堅確實存在改“隨”為“隋”的行政命令，那么隋朝本朝的官方墓志碑刻都將接受這一變革，并將這一更改流傳后世。

但是事實似乎很不給隋文帝面子，在隋朝出土的碑刻銘文中，“大隨（隨）”字樣屢見不鮮，如《杜乾緒等造象銘》后加按語云：“按銘序首云‘大隨開皇十二年歲在壬□’。”還有隋大業(yè)三年（607）常丑奴及夫人合葬墓志中的“隨常府君墓志”。隋開皇五年（585）元英及妻崔麝香合葬志中的“大隨開皇”字樣……諸如此類造像記、墓志與碑銘在歷史記載中就不下十條之多。如果當時楊堅真有去“走之旁”的國號更迭政令，那這些碑刻的題詞與制作者顯然是公然與大隋唱反調，因為這些碑刻皆為官員或貴族領作，因而絕不可能公然忤逆圣意。隋朝以后，唐朝碑刻中“隨”“隋”并用的現象更屢見不鮮，大量經歷隋唐兩代的官員在墓志中仍然稱前朝為“大隨”或“大隨”，大量保留了所謂楊堅不喜的“走之旁”。

隋青瓷四系螭耳天雞尊。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而從反方向來探討，如果存在隋文帝改“隨”為“隋”的舉動，那么作為封國始名的隨州這一地名在行政區(qū)劃或者地理用名層面應當是單一的“隨”字。但是文獻與碑刻的記載同樣不能支持這一說法，早在隋朝之前，“隨”這一地名就經常與“隋”字互通使用。

早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中就有“涢水又屈而東南流，東南過隋縣西”之說，其中“隋縣”明確指當時的“隨縣”。而在南北朝后期甚至隋朝建立之前，在無法改動的金石材料中，都存在將“隨郡”“隨州”寫成“隋郡”或“隋州”的用法。

《水經注》。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如北周宣政元年（578）《宇文瓘墓志》中，“隋”字凡四見，墓志首題有“隋州刺史建安子宇文瓘墓志”，志文中有“控隋、鄖之沃壤”“俄治隋州刺史”字樣，最后又有建德六年（577）“遘疾薨于隋州”，此時距離楊堅稱帝還有二年多。不僅如此，隋郡字樣甚至還出現在西魏建立之前的南梁墓志中，梁武帝普通元年（520）《蕭敷墓志》中，稱蕭敷“出為建威將軍、隋郡內史”，“隨郡”也被寫成“隋郡”。當時的隋郡（隨郡）還在南梁手中，楊堅之父楊忠還未成年，由此可見“隋”字啟用之早。更為直接的證據出現在北周武帝天和六年（571）的《宇文貞墓志》中，其記載“（宇文貞）與【隋國公】受委閫外，共木汗可汗輕兵遠襲”，相當于直接說明當時北周政權下楊忠的稱謂就是“隋國公”。

根據歷史學者對石刻資料的整體分析，隋代石刻資料中，稱“隋”者占九成以上，稱“隨”者則不到一成。唐初到唐玄宗時期，稱“隨”者達到八成以上，到玄宗以后逐漸又以稱“隋”者逐漸增多，直至唐大歷九年（774），《干祿字書》刻石聞名天下，其對當時的用字考究起到了規(guī)范指導作用，其中明確指出“隋、隨，上國名，下追隨”，正式定義“隋”為標準前朝國號，從而才將一直混用的二者正式甄別開來。

宋“顏氏干祿字書”石碑。來源/三臺縣文物管理所、三臺縣博物館

結合文獻記載與碑刻資料，我們基本可以認為隋朝在稱呼國號時，并沒有禁用“隨”（隨）字，楊忠與楊堅兩人的爵位國號很可能一開始就是“隋”字，且具有與“隨”（隨）字共同使用的習慣，雖然隋朝時期“一時從省”多用“隋”字，但并未將“隨”（隨）字打入冷宮，隋朝及以后的官吏貴人也并未將之視作忌諱，反倒長期并行不悖，直到唐朝中后期才統(tǒng)一為“隋”字。唐末五代的歷史學者僅僅依靠當時版本下的歷史文獻腦補古代帝王的政治心態(tài)，雖然迎合了不少文史學者的獵奇心理，但終究無法在出土文物的實證下自圓其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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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煒：《隋國號小考》

3.胡阿祥：《楊隋國號考說》

4.馬亞楠：《從金石、簡帛文字看楊隋國號——兼論“隋、隨”流變》

5. 胡阿祥：《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