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二戰史有多重要 ？這里面有我們強盛的底牌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圍繞著那場戰爭歷史解釋權的輿論戰，也變得更加激烈。

國際范圍內，從特朗普開始，對二戰解釋權的爭奪，都已經白熱化。美國要把二戰的勝利說成是美國的主要功勞，是美國拯救了歐洲和世界。在中文互聯網，國粉勢力也沒閑著，他們正在努力把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塑造成為國民黨的抗戰，我黨在淪陷區進行的敵后戰場被他們自動忽略了。

最近我看到了很多視頻，不少是以淞滬會戰的抗戰老兵穿越會2025年的中國為題材。這個主題是有積極意義的，國軍士兵為抗戰所作出的貢獻與犧牲，我們當然要銘記，但評論區明顯有國粉在帶節奏，在否定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戰，而且，關于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后（即日軍控制區）抗日貢獻的視頻明顯偏少，這就不太正常了，與國共對抗戰的實際貢獻也不成比例。

淞滬會戰因為國民黨政府的腐朽和蔣介石的軍事指揮無能而失敗了，但中國軍民為淞滬會戰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是需要后代銘記的。淞滬會戰作為國民黨正面戰場組織的最大規模、戰斗最慘烈的一場戰役，在戰略上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計劃，并為凝聚民族抗戰意志，為上海的民族工業內遷爭取了時間，?在中國抗戰史上應該有其位置。

但淞滬會戰也暴露了國民黨軍隊協同作戰能力差，指揮系統混亂，戰術指揮失誤嚴重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國民黨后來組織的大大小小的抗戰軍事行動中也一再出現，導致國軍在正面戰場上真正意義的勝利不多，主要是發揮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牽制作用。

國民黨組織的這些會戰整體看下來，會發現一個問題：場面確實很悲壯，國軍犧牲很慘烈，但是卻看不到能夠通過這些會戰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希望。

即使到了1944年，日本因為與美國的太平洋戰爭，已經把很多主力從中國戰場抽走了，后勤保障能力也嚴重下降，國民黨的武器裝備也因為有了美國的援助，武器大有改善，一些主力部隊在火力方面比日軍還要好，但依然輸掉了豫湘桂戰役。這場戰役失敗的后果極為嚴重，直接導致中國失去了參加雅爾塔會議的資格，喪失了參與分配二戰勝利果實的資格。為了換取蘇聯出兵東北，老蔣承認外蒙獨立，搞得又和一戰那樣，中國明明是戰勝國，卻在領土方面承受了戰敗國失地的代價，降低了中國抗戰勝利的成色。

蔣介石的抗戰主要策略就是以時間換空間，等待國際形勢發展巨變，借助外援力量，實現抗戰的勝利，但被動指望外援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外蒙就是代價的一部分，東北的鐵路大動脈被蘇軍染指，大連旅順也允許蘇軍駐兵。

國民黨在軍事上的整體表現不佳，是由國民黨在政治的腐朽決定的。普通士兵犧牲很大，但很難換來一場勝利。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也決定了國民黨無法通過發動民眾的力量，以人民戰爭模式彌補武器代差的落后。所以，國民黨在抗戰的必勝信念上是嚴重不足的，打了幾次會戰，汪精衛帶領一大批國軍大員公開投降日本。

一直有人在提一個有一定難度的問題：如果沒有美蘇對日本的打擊，中國能不能單獨取得抗戰的勝利？

如果是看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的表現，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悲觀的。因為國民黨的抗戰基本都是被動的防御戰，失去的土地，國民黨基本沒有能力奪回。國民黨也沒有在敵后組織游擊戰的能力，在淪陷區，國民黨只能通過軍統等特務機構搞搞暗殺。

但如果你認真看看被國粉故意忽略的敵后戰場，就會對那個問題得出不同的答案：沒有外部力量對日軍的直接打擊，中國也一樣能最終取得抗戰的勝利，只是時間要長一點。在敵后戰場，八路軍、新四軍和游擊隊，在日軍控制的敵占區展開游擊戰，把日軍的后方變成抗戰前線。

敵后戰場的開辟，使中國抗日戰爭形成戰略上互相配合的兩個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共產黨軍隊擔負的敵后戰場。長期以來，在國粉誤導下，很多人也容易望文生義，以為正面戰場就一定是主戰場，敵后戰場就是次要戰場。

實際上，1938年10月日軍占領廣州、武漢后，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東亞新秩序”聲明，強調建設新秩序應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建立連環互助的關系為根本”，將軍事進攻為主變為政治進攻為主，軍事打擊的重點轉向敵后戰場。國民黨的抗戰也從積極轉向消極，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這些因素導致在相持階段，敵后戰場的地位上升，敵后游擊戰爭成為對日作戰的主要方式。

因為敵后戰場主要在華北，在1938年8月8日東京制定的戰爭“總方針”中，就規定“事變處理的結局應是，盡快地首先解決華北問題”，日本人把華北的戰略重要性置于華南與華中之上。“從戰略上說，占領這個地區比占領華中華南遠為重要。”這也導致在日軍眼里，正面戰場的戰略地位下降，敵后戰場的地位上升。

同時，因為八路軍、新四軍給了日軍很大的干擾和牽制，讓日軍無法對占領區形成穩定的控制。日軍不得不停止正面戰場的進攻，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轉向敵后戰場，在敵后戰場陷入曠日持久的“治安作戰”。

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在敵后戰場，在19個省區內建立了19個大塊的解放區，奪回了近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超過1億的人民，還組織了近100萬的正規部隊和220多萬的民兵，除少數地區外，大部包圍了自1937年七七事變以來敵偽所侵占的中國城鎮、交通要道和沿海海岸。

引用一下《淺析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領導權問題》中的部分內容：

百團大戰后，岡村寧次在日記里寫道：“我們以65%以上的兵力對付共產黨，以35%的兵力對付國民黨”。根據延安總部1945年12月公布的數字，八路軍、新四軍在1938年就已經抗擊了日軍的58．5％，國民黨軍隊只抗擊了日軍的41．2%；1941年共產黨軍隊抗擊日軍的75%，國民黨軍隊只抗擊25％；1944年為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抗擊了64.5%的侵華日軍，1945年共產黨軍隊抗擊日軍的69%，國民黨軍隊只抗擊31％。除了日軍之外，還抗擊了大部乃至幾乎所有的偽軍。《朝日新聞》1944年1月15日電：“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曾做過日本首相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寫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慶政府，對于日本來說已不足為慮，但是共產黨的力量卻延伸到中國四百余州，一舉手一投足都極為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命運，無論何時都主張對日抗戰，阻擋了日本將中國殖民地化的‘進路’，因而成了所謂‘東亞新秩序’的頭號大敵。”敵后戰場成為決定中國抗戰全局的關鍵。北平偽政府報紙《新民報》1943年12月4日載中華社（筆者注：北京偽新聞社）訊對此說得很清楚：“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時局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在抗戰后期，敵后戰場成為抗戰的主戰場，成為決定中國抗戰時局的關鍵。

國粉為了否定敵后戰場的意義，用了很多低級的邏輯陷阱。比如偷換概念，把“敵后”偷換為“后方”，讓人以為敵后游擊戰就是躲在后方避戰發展自己力量。實際上，敵后是就是去日軍控制的淪陷區，在敵我力量嚴重懸殊的不利條件下，在日偽軍優勢兵力的包圍中，去發展游擊戰，建立抗日根據地。這在戰術上的難度要遠大于正面戰場。國粉配合這個概念偷換，還污蔑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及”，這是繼承了當年國民黨政府的宣傳口徑。

國粉也一直在回避一個問題：國民黨組織了那么多次會戰，從日軍手里奪回了多少土地？畢竟戰役會說謊，戰線不會說謊。到了1945年，蔣介石作為中國戰區最高指揮，要求日軍向國軍投降，但大片國土上的日軍發現他們在附近找不到國軍，而只有八路軍、新四軍、敵后武工隊。幾百萬國軍去哪了呢？在大西南縮著呢。

如果沒有外援，以國民黨在豫湘桂戰役中的表現，確實無法帶領中國人民取得抗戰的勝利，這也是日本對中國一直不太服氣，缺乏敬畏的原因。日本認為自己輸給了美國和蘇聯，而不是中國。一直到抗美援朝，志愿軍的表現，才讓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對中國軍人的看法。

國民黨能堅持到抗戰最后，一定程度是因為日本擔心“攻占重慶后，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只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這句話的意思等于說因為國民黨太菜，所以還是留著更利于控制中國。

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之后，日本自然能夠區分國共抗戰意志的不同，“華北方面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于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

共產黨的抗日隊伍雖然條件艱苦，武器落后，但抗戰意志卻是最堅決的。在歐洲戰場也是如此，在法國、希臘、南斯拉夫，資產階級政黨要么投降了，要么流亡了，只有當地的共產黨留下來組織力量抵抗德軍。

這種抵抗意志從根本上取決于政黨的階級性質。國民黨和歐洲的資產階級政黨一樣，代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利益，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能夠和侵略一方找到利益交集點。這也是蔣介石從一開始對抗日不感興趣，還阻止別人抗日的原因。“九一八”事變前后，老蔣不僅發出不抵抗的指令，后來還下了“奢言抗日者，殺無赦！”的手令。因為蔣介石從自身代表的階級立場去看待與日本的民族矛盾，認為“亡于日本,能為亡國奴;亡于共黨,為奴亦不能。”

國粉一直在解構階級敘事，但他們崇拜的蔣公則是一個視階級利益大于民族利益的政客。當然，蔣介石在階級內部，更重視他代表的小集團利益，所以東北丟了，蔣介石不感覺心疼，華北丟了，蔣介石也覺得能接受，《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簽得也不手軟。蔣介石認為這不是他直接控制的地盤，放棄了那也是其他軍閥的損失。

蔣介石在日本受過幾年軍事培訓，對日本的感情很復雜，既有崇日癥，也有恐日癥。1936年的西安事變，蔣介石雖然答應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并沒有在行動上做積極的全面抗戰準備。淞滬抗戰爆發了，蔣介石這次著急起來，因為這是他的地盤，也是他的統治核心區，這個時候蔣介石才開始調兵遣將，組織淞滬會戰。

但蔣介石即便到了這個時候，他的抵抗意志還是不堅決。有種說法，說蔣介石的淞滬抗戰主要是打給列強看的，希望借此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的抵抗意志，獲得國際社會主要是英美的支持。在淞滬會戰初期，張治中率領德械87和88師，圍攻虹口的4000余名日本海軍陸戰隊，但就在此時，蔣介石下令停火3天，因為他寄希望國聯得調停，但就是這3天，讓日軍迎來了援軍，淞滬戰場局勢逆轉。老蔣還采用挨千刀的“添油戰術”，而不是快速在局部形成優勢力量，最大限度殲滅敵人，導致精銳部隊沒有取得重大戰果就被消耗掉。后來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包抄上海大后方，淞滬會戰敗局已定。老蔣又為了等待列強對淞滬會戰的調停會議結果，四天后才下令全軍撤退，以至于延誤了撤退時機，導致數十萬中國軍隊在日軍的立體進攻下，又經歷損失慘痛的大逃亡。

淞滬會戰中國方面共投入七十萬軍隊，三倍于日軍，最后傷亡近三十萬，與蔣介石糟糕的決策和指揮能力有很大關系。

只要是蔣介石領導軍事抗戰，國軍就沒有什么希望帶領中國獨立完成抗日戰爭的勝利。

如果當時那么多軍事力量交給教員指揮，那形勢就完全不一樣了。

假設當時的中央政府不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而是共產黨領導，中國完全有能力在“九一八”事變中就打消日軍侵華的野心，“九一八”前后的糟糕表現是蔣介石政治腐朽的集中體現。甚至，以我們在抗美援朝中的戰略沾水水準和戰斗力，在“九一八”爆發之前，中國完全有能力，在朝鮮就解決日軍的侵華想法。

所以，蔣介石對中國經受抗戰之苦是有嚴重責任的。正是他一開始的不抵抗政策，讓日本幾乎沒有代價就占領了東三省這個當時中國最主要的工業基地，等于讓日本在本土的工業體系之外，手上又增加了東北的工業實力，讓日后中國對日本的抗戰，不得不以農業國面對加成后的工業國。如果能早早把日本打痛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會收斂很多。因蘇聯在諾門坎戰役中把日本打怕了，在蘇聯衛國戰爭進行到最艱難的時候，日軍都不敢北上從東邊進攻蘇聯。

蔣介石只關心與英美列強的關系，并不關心軍隊的傷亡和士兵的死活，更不會關心民眾的疾苦。有這樣的領導，國軍的軍紀整體上很差，1942年河南爆發大饑荒時，當地老百姓總結的四大災害，就有湯恩伯的部隊，與水災、旱災、蝗災并稱為“水旱蝗湯”。

即便是被很多被國粉重點包裝宣傳的參加過緬甸遠征的孫立人新一軍，到了廣州之后，燒殺搶掠的事情也干了不少，向電影院扔手榴彈這樣的事都干出來了，因此被當地人稱為“新日軍”。

現在因為國粉的宣傳，很多人以為國軍抗戰，就會保護老百姓，這是把人民軍隊的印象投射給了國軍，其實這中間是有距離的。以張靈甫為例，雖然在抗戰中也有過一些成績，但他在進攻解放區時，對解放區的老百姓下手那也是真狠。張靈甫所部任用日本軍官佐加滕等之和松下一冠為軍事顧問，在解放區內推行“三光政策”，制造無人區，還委任大漢奸率還鄉團帶路，共殺害解放區群眾16250人。被圍困在孟良崮后，張靈甫將周圍的村莊全部焚燒干凈，來不及撤離的百姓一律槍殺。

所以，這樣的軍隊雖然為抗戰做出了成績，但他們對人民的態度和犯下的罪行，那也是罪惡累累，罄竹難書。他們曾經是抗戰的英雄，但也后來成為人民的罪人，這二者之間并不矛盾。國粉卻因為張靈甫積極反共，把他樹立為抗戰英雄。其實，王耀武才是抗戰時期74軍，也就是后來的整編74師的軍事主將，當時張靈甫還差得遠。但王耀武因為積極接受戰犯改造，他的抗戰貢獻雖然比張靈甫大很多，卻被國粉故意忽略。

這也說明，國粉紀念國軍抗日的動機是有問題的。更何況，現在的國粉和美粉、日粉都是高度重疊的，你只要看看國粉他們對待統一以及抗美援朝的真實態度，就可以對此很明了。

國軍系列里面確實有大量的將士為抗戰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國軍因為上層的腐朽，以及軍隊內部的貪腐現象普遍，軍官打罵士兵更是家常便飯，導致國軍的戰斗力天花板有限。就連國軍的兵源都成問題，不得不依賴抓壯丁補充軍隊。“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征發了1400萬壯丁，但只有700萬人到達戰場。其他人要么逃跑，要么死在路上。”“他們根本不把壯丁當人看。被抓的人用繩子、鐵鏈串成一串，晚上連衣服都要收走，防止逃跑。吃飯、睡覺、上廁所都不能解開。”“每天只給10兩左右摻了沙子的糟飯，連水都省著給。”

紀念國軍在正面戰場的努力和犧牲這是沒問題的，特別那些為國犧牲的國軍抗戰軍人，他們也是為拯救民族危亡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也不能忘記他們很多人的犧牲是因為上層特別是蔣介石的腐朽無能，而沒有變成相應的勝利或成果。

紀念國軍正面戰場的同時，也應該批判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腐朽。只有這樣，才能對得起那些因為國民黨腐朽而犧牲的戰士。

只有反思蔣介石和國民黨在抗戰初期的不抵抗和后期的消極抵抗中犯下的錯誤，才能防止類似的民族危機重現。

國粉則正好相反，他們在中文互聯網上對正面戰場大書特書，卻不允許別人對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提出質疑，因為他們不是真的心疼和紀念那些為抗戰犧牲的國軍將士。他們也不是真的愛這個國家，他們很多是只是為了反共而已。

國粉強調抗日的正面戰場，要把抗戰偷換概念為國民黨的抗戰，消解共產黨在敵后戰場對抗戰勝利做出的努力和貢獻，最終目的是要解構共產黨戰勝國民黨、新中國取代民國的歷史合理性，要用輿論瓦解我們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

他們的整個輿論操作是精心設計的，是有章法的，其基本邏輯是這樣的：

一是如前所述，貶低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的作用，抬高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用。

二是貶低解放戰爭的意義，把解放戰爭說成是普通意義的內戰，是國共之間的兄弟之爭，對解放戰爭進行庸俗化解讀，剝離解放戰爭為人民解放開辟道路的偉大意義，否定解放戰爭是新勢力戰勝舊勢力，是進步力量戰勝反動力量。

在解放戰爭中，國共兩黨的立場有著根本的不同，一個代表反動，一個代表進步；一個代表黑暗，一個代表光明；一個一個代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利益，一個代表人民利益。這就是國軍隨著有著交通、資源、武器和數量的優勢，但最終還是很快就輸掉了戰爭，被趕出中國大陸。國民黨不是輸在實力不足，而是輸給了民心相背。

解放戰爭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首先是解放區踐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解放戰爭的為全國性的土地改革準備了政治條件。而國統區則通過貨幣改革，從法幣到金圓券，把老百姓坑了，也把很多民族資本家給搶劫了一把。

解放戰爭的勝利也是新中國成立的政治前提。新中國之于舊中國，最大的不同是人民的地位有了根本的不同。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也被一度要求向工農學習，為工農服務。這是一些知識分子貶低新中國，懷念民國的主要原因。他們也不甘心與群眾打成一片，更不愿意接受工農的監督。因為知識分子掌握著話語權，他們對新中國，對土地改革，對解放戰爭，對新中國都無法認同。

三是妖魔化和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卻把民國的三十年代當成“黃金時代”，甚至從制度、經濟、社會諸方面貶低新中國，美化民國。

最近國粉特別猖獗。他們找到一段老上海行駛著汽車的大街圖片，就能用來得出民國經濟比新中國前三十年更加發達的結論。他們用一段1947年上海的運動會視頻片段，就能得出1940年代的中國比六七十年代富裕繁榮的結論。

民國被一些人塑造成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也被一些知識分子說成是學術自由、思想活躍、大師輩出、文化繁榮的“黃金時代”。

還有的夸大民國的工業成就，用來否認新中國前三十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偉大功績。

事實上民國的工業水平在一些領域連晚清都不如。從1927年至1935年，全國鋼產量由原來的三萬噸增至五萬噸，比清末的鋼產量還低。鋼鐵是工業的骨骼，鋼鐵產量如此，可以想想所謂的“黃金十年”是什么水平。1978年中國的鋼產量從1949年的15.8萬噸增長至3178萬噸，全球排名從第26位躍升至第5位。

新中國前三十年和民國比，不但糧食產量翻倍，更重要的是實現了工業化。

1949年中國農業產值為326億元，工業總產值為140億元，中國工業產值的比重是30%，其中輕工業產值占整個工業的70%以上，而重工業所占比重不到30%。

新中國成立后，僅用三年時間，1952年的工農業生產能力就超過建國前的最高水平。1952年工業比重提高至43.1%,1957年又提升至56.5%。這段時間，我們還在進行抗美援朝，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在朝鮮戰場交鋒，從鴨綠江邊向南推到三十八度線（中間還打進過漢城）。

到1978年，工業產值占總產值的72.2%，已經進入工業化國家之列。農輕重比例從1952年的58.5%：26.7%：14.8%變化為1978年的27.8%：31.1%：41.1%。

這還不是一般意義的工業化，因為我們還建立起獨立和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具備這樣完備工業體系的國家，全世界也沒有幾個。

在社會領域，如醫療、教育、掃盲的成就同樣輝煌，人均壽命從民國的35歲增加到1978年的68歲。人口翻了一番，壽命也增加了一倍。

但國粉不但要把前三十年描述成貧窮落后、經濟停滯的時代，而且，還要把前三十年的經濟發展水平說成不如民國。

國粉是我見過的最沒有底線的群體，事實真相對他們來說毫不重要，客觀理性只是他們立的牌坊。

國粉是真的喜歡民國嗎？按照國粉的說法，誰為前三十年說句公道話，他們就要來一句，問你回到前三十年愿意不愿意，這里他們就已經使用了一個邏輯陷阱，把前三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說成靜止不發展。這還不是最荒謬的，這些人竟然想讓現在的人們相信民國是黃金時代，還有人真信了，想穿越回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幻想自己去了民國就能變成公子小姐，可以在戰火聲中享受優渥的生活。但要讓這些國粉真的回到民國，他們打死也不愿意。民國連基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土匪、黑社會、軍閥、日本鬼子、偽軍，沒有哪個拿中國老百姓當人看。

老蔣，抗戰不給力，1938年6月9日扒開了花園口，直接淹死老百姓89萬，1200萬人流離失所。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又燒了長沙城，五天五夜導致長沙城90%的建筑物被毀，居民被燒死二萬余人。

所以，那些跟著國粉對民國和國民黨產生好感的人可要注意了，國民黨是名副其實的百年爛黨。如果沒有解放戰爭的勝利，我們的國家大概率要跟印度差不多。解放前，中國的歷史包袱也不比印度少多少，但印度從大英獨立后的基礎條件要比中國要好很多。中國后來和印度拉開了距離，主要因為中國發生了一場革命，讓中國可以輕裝上陣，而印度沒有。特別是土地的公有制，讓中國可以以很快的速度推進基礎設施建設，而在印度的私有土地上搞工程可不容易。

印度的人口規模和中國差不多，但糧食產量不到中國的一半，印度成為世界上重度饑餓的國家。中國還要每年從國外進口糧食，而印度每年還要出口大量糧食，因為印度的土地和糧食有很多是掌握在地主和農業資本手里，他們才不管印度老百姓還有很多吃不飽。

現在的一些人還是吃得太飽，享受和平安寧的生活時間太久，竟然懷念起了民國，羨慕起了印度。

國粉吹捧民國，不是因為民國太強，恰恰是因為民國太弱。一個虛弱的中國，才符合國粉的期待，很多國粉和美日粉是AB兩面。中國越強，他們越難受，中國越弱，他們越開心。

所以，國粉也不會告訴你，從1932年至1939年，日本進口的資源中，石油及其產品七成半來自美國，銅九成來自美國，鋼鐵七成來自美國。

這里再引用一段資料：

1931年美國總統公開支持日本入侵中國東三省，并在918事件之后一年里向日本提供1.81億美元的軍售。僅1937年日本的軍事戰略物資消耗，92%來自美國對日出口。1938年美國提出對日道義禁運，卻給日本1.25億美元貸款購買戰略物資。1939-1940兩年間，美國出口給日本戰略物資達到3.8億美元，戰略物資占對日總出口85%……美國議員司脫克在紐約廣場發表演說:“現在發生的中日戰爭中，中國每被殺害的100萬人中，就有54.4萬人是被美國人殺死的……”

歷史的解釋權很重要。有的人出于立場的不同，對歷史完全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釋，搞出不同的歷史拼圖。

大陸對國民黨的抗戰，是比較公允的，不但承認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也沒有揭露國民黨在抗戰期間的種種不堪，有人將其總結為國民黨的抗戰幾大奇跡，包括：1.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2.給偽軍發軍餉，3.抗戰期間仍向日本支付庚子賠款，4.山西國軍被日軍稱“友軍”，5.把民眾逼得給國軍繳械。大陸歌頌國民黨抗戰的文藝作品都有很多，而且，很多作品還給了國軍很大的美化，讓很多人以為國軍很洋氣，里面充滿了帥哥美女，對民眾秋毫無犯。

反觀國民黨，無論是在臺灣還是在大陸，都沒有給敵后戰場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國民黨在公開場合很少提及敵后戰場。對待歷史，大陸對國民黨做到了仁至義盡，比國民黨要公允得多，但依然有人哭天抹淚說大陸抹殺了他們的國軍在抗戰中的歷史貢獻。

這就是故意矯情了。尤其是一些國粉要蹬鼻子上臉，要按照他們的需要重構抗戰史，因為他們圖謀甚大，要改變我們的制度，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從歷史的屈辱中走出來，走向了強大，關鍵是偉人那代人給我們選擇了正確的道路，我們一直要對歷史做手腳，以誤導我們現實中的道路選擇。

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為了政治目的故意歪曲歷史則必須重點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