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濤：深化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研究

推進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研究，是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基礎性工作。上海交通大學國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員孔濤在《國家治理》撰文指出，明確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的特性，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加強對國家安全的體系化研究和學理化闡釋，從百年大黨的國家安全思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先進安全理念中汲取豐富滋養，創造性地構建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體系。以鮮明的目標導向、敏銳的問題意識，加強對國家安全重大而急迫現實問題的研究，為國家安全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和新興風險治理提供理論指導、戰略參考、治理方案和技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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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總體國家安全觀在我國國家安全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中國共產黨國家安全思想的重大飛躍，必將對維護新時代國家安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重要作用。推進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研究，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是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基礎性工作，是時代的呼喚，是理論工作者的政治責任。

深刻分析國家安全形勢任務的重大變化，增強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使命感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國家安全工作進入了新的時期。對此，《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改革開放以后，黨高度重視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來抓，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了良好安全環境。”“維護國家安全”作為黨和國家的“基礎性工作”，這一定位與改革開放后我國面臨的國際形勢、世界發展大勢相一致，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迫切需要。那個時期，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成為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勢頭強勁，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革命加速推進，全球和區域合作方興未艾，國與國相互依存日益緊密，國際形勢總體穩定。

2008年起，國際形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進入新時代，我國面臨的國家安全形勢更為嚴峻，外部壓力前所未有，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黑天鵝”“灰犀牛”事件時有發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于2014年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2017年對世界大勢作出“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科學判斷。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做好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科學指南，為推進國家安全研究、加強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國際安全形勢的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國家安全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提高國家安全學科服務和支撐國家安全的能力。

加大國家安全理論研究力度，構建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體系

任何一門成熟的學科都有系統的學科理論和知識作支撐。范維澄指出，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的定位是服務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綜合性、交叉性核心支撐學科，培養具備宏觀、全局和全球戰略思維及觀大勢、察風險、謀遠略、控全局能力的國家安全專門人才。國家安全學四個二級學科方向分別是國家安全思想與理論、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安全治理、國家安全技術。國家安全思想與理論是國家安全工作的思想引領和理論指導，國家安全戰略是國家安全工作的規劃指引，國家安全技術是國家安全工作的技術支撐，國家安全治理是目標導向問題導向下國家安全工作的具體實踐。國家安全思想與理論是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安全技術、國家安全治理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指導。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體系建設直接影響國家安全學學科的成長，關乎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安全技術和國家安全治理的研究。

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是國家安全學知識體系的統領。目前，我國國家安全學還沒有形成成熟、系統的學科理論，有些理論文章停留在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粗淺解讀層次，高質量的國家安全學理論教科書非常罕見，嚴重制約國家安全學的教學和人才培養質量。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加強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研究，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體系，是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的重要基礎工作。

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國家安全學，它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體系，除具有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作為“交叉學科”門類的綜合性、交叉性特質外，還具有鮮明的政治性、時代性、實踐性、歷史性、開放性。政治性，即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時代性，即符合當今時代發展要求和世界大勢，致力于服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時代命題。實踐性，即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指導我國國家安全治理工作。歷史性，即根植于悠久而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從中汲取歷史智慧和文化滋養。開放性，即堅持改革開放，始終面向世界和未來，善于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為人類共同安全提供理論指導。以上幾個方面的特性，決定了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的特色內容及構建路徑。

第一，深化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大力推進國家安全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的學理化。全面系統研究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國家安全的創新性、引領性、標志性論述，闡明其蘊含的學理、哲理、道理。推動傳統和非傳統領域國家安全有關論述的學理化、系統化。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安全的重要論述為指引和學科理論核心，提出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根本理論、重要理論。

第二，系統總結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老一輩革命家的國家安全思想。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百年大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不同歷史階段，根據形勢任務的變化，提出了許多國家安全觀點、思想、理論。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其遠見卓識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國家安全思想、理論與戰略，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這些國家安全觀點、思想、理論，涉及不同階段的國家安全形勢和多個領域，經歷了實踐檢驗和時間考驗，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國家安全思想寶庫，是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的重要源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做好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應結合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站在新時代的視角，歷史地、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進行理論概括和創新發展，以此夯實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的根基，豐富其內涵，拓展其深度，增強其理論力量和實踐作用。

第三，深入發掘中國歷史中的國家安全思想。從先秦經秦漢、唐宋、元明清到民國時期，中華民族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遷，創造了大量的生存、發展、安全智慧。許多杰出的執政者和知識精英創造和總結了深刻的治國理政經驗教訓，留下了眾多關于國家安全的觀念、思想、韜略和學說，閃耀著中華民族智慧的光芒。毛澤東同志從中國歷史中汲取了豐富的國家安全智慧，他強調“讀歷史是智慧的事”，并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闡述總結歷史經驗的重要性。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的構建，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古為今用，系統梳理從中國古代到近代各時期留下的國家安全觀點、學說和實踐案例，深度發掘其理論價值，充分汲取其歷史智慧。要立足新的時代需求，遵循學科理論構建的邏輯，對國家安全方面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豐富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的歷史文化底蘊，增強其民族特色和魅力。

第四，研究借鑒國外優秀的國家安全理論。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堅持共建共享，完善參與全球安全治理機制，推動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這些政策、策略決定了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必須拓展世界眼光，以開放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胸襟借鑒吸收各國國家安全的優秀文明成果，為維護和塑造我國國家安全、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安全問題作出自己的貢獻。堅持以我為主，增強“四個自信”，以開放胸懷，對他國國家安全理論的先進因素，大膽借鑒參考，加以中國化、時代化，以始終保持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的優勢。同時，堅持發揚斗爭精神，對他國國家安全理論的消極因素進行科學分析，理性批判，為維護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提供有力理論武器。此外，應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引領，通過學術交流渠道，開展國家安全理論的國際對話，展示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學科理論的科學性、優越性，擴大各國戰略學術界之間的共識，為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發揮引領作用。

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研究解決重要而急迫的現實問題

維護總體國家安全，最根本的是“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實現高質量發展、安全發展，同時要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既要防范化解有可能阻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重大風險，又要管控好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重大基礎設施、金融、網絡、數據、生物、資源、太空、海洋等領域的基礎性、關鍵性安全風險。國家安全學研究應堅持創新驅動，加強政產學研用結合，生成“新質學術生產力”。

國家安全學是一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國家利益至上為價值追求的學科，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交叉學科。當前，我國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扎實推進，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基礎更加牢固，有利條件增多。同時，外部環境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國內新情況新問題和風險隱患增多，重點領域國家安全風險防范化解任務繁重。同形勢任務相比，維護國家安全能力不足，應對各種重大風險能力不強，維護國家安全的統籌協調機制不健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面臨重大挑戰。形勢和任務呼喚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的開拓創新，更對國家安全學學科提出了研究解決國家安全重大現實問題的迫切需求。國家安全學的研究，必須響應時代呼喚，以強烈的使命感、寬闊的視野、鮮明的目標導向、敏銳的問題意識，加強對國家安全重大急迫現實問題的研究，為國家安全治理提供理論指導、戰略參考、治理方案和技術支撐。

國民認知風險問題。人民是國家安全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國民對國際國內重大現實問題及相關決策的共識，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思想基礎，直接影響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安全治理及國家安全技術運用，在重大風險發生的關鍵時刻發揮巨大作用。2017年，美國首次在軍事上提出“認知戰”概念。此后，西方國家將認知戰運用于策動“顏色革命”、挑起地緣政治沖突、開展大國博弈。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大國競爭、戰爭與和平等重要問題的國民認知狀況，都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對此，必須從全局高度、戰略高度加強科學研究，做到心中有數，為主動塑造有關國家安全問題的共識、預防化解國民認知風險提供可行方案。

社會安全風險問題。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經濟社會發展是社會安全的基礎。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平穩健康增長的時期，一些領域的社會矛盾相對平緩，群體性沖突、個人極端事件下降。當經濟、就業和收入下行壓力到一定“閾值”，社會矛盾、群體性沖突和犯罪風險有可能上行，社會安全的脆弱部位容易出現高風險。當前，我國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基礎還不穩固，在此背景下，社會心態和社會情緒波動變化，社會安全事件多年持續下降的態勢在局部有可能短時小幅度反彈。對此，應運用政治學、社會學、統計學、歷史學、心理學、法學等多學科方法開展典型調查，運用大數據、智能化技術開展多領域監測分析，科學研判，及時預警，提出疏導化解之策。

經濟金融風險問題。我國經濟歷經各種困難挑戰保持了健康、可持續發展，2023年經濟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繼續超過30％，推動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前景光明。也應看到，受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和國內結構性矛盾等因素影響，經濟、金融方面存在較多風險因素。防范金融風險，標本兼治化解房地產、地方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維護經濟金融大局穩定的任務艱巨。與此同時，國際經濟金融風險的溢出效應仍不容忽視，類似2018年美國次債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和中東地區社會政治危機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對此，應跟蹤研究國際政治與經濟形勢，掌握國內經濟、金融、財政風險因素底數，建立數據庫、分析模型和指標體系，分析成因、特點、演進規律，預測風險趨勢和影響，提出應對國內外金融經濟風險的有效辦法；防范經濟金融風險向社會、政治領域傳導，防范國際勢力插手破壞我國經濟金融大局，防止形成系統性風險。

恐怖主義風險問題。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反恐怖主義和去極端化斗爭取得了重要階段性成果。但是，反恐怖主義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國際反恐困難挑戰嚴峻，有的國家將反恐政治化工具化，搞“雙重標準”，甚至利用危害其他國家的恐怖組織服務自身地緣利益。國外各類恐怖極端勢力借亂生事、跨境勾連，恐怖網絡蔓延擴展。今年3月22日俄羅斯莫斯科近郊音樂廳恐襲事件、3月26日巴基斯坦達蘇水電站項目中國企業人員遭遇恐怖襲擊事件，都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應居安思危，高度關注公共安全特別是大城市公共安全風險管理，加強對國內外恐怖主義勢力和反恐戰略、政策的應用性學術研究，建立數據庫，完善預測預警平臺，豐富政策工具箱，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提供科學支撐。

科技發展風險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歷史和當前激烈的國際競爭表明，科技是國家安全和發展的重要支撐，科技發展決定一國多方面的國家安全能力，并直接影響國際安全格局。因此，為保證我國高科技安全，捍衛我國發展權利，發展新質生產力，要認真研究我國科技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風險，如西方極限打壓、斷鏈斷供斷交流以及國內創新體系、科技體制、科技評價等方面制約因素，從法治、戰略、政策、外交等方面提出對策，預防化解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安全風險。同時，高度關注高科技發展及其應用引發的新興風險，如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基因技術、量子計算等方面科技發展及其應用給我國經濟、社會、軍事、意識形態等領域造成的安全風險。堅持邊發展、邊治理，組織科學家、技術專家、企業家、政府治理專家研究高科技發展趨勢及其風險發展趨勢，建立風險等級測試評估體系，完善國內綜合治理的體制、法律、政策、技術和制度，參與制定全球治理原則、框架和標準規范，推動政府、高科技企業以及國際社會協同治理高科技風險。

超大城市總體安全風險問題。城市是產業和人口集中的優勢區域，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創新的重要載體，是人民安全因素高度集中的地理空間。超大城市是國家安全發展的戰略支撐，超大城市安全對于落實區域發展戰略、保障總體國家安全至關重要。超大城市安全是系統工程，既要統籌城市發展和安全，也要統籌城市內部各領域安全，還要統籌城市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對超大城市安全的研究，要多學科發力、跨學科發力，在城市治理研究的基礎上，從城市公共安全、環境安全、社會安全等單一領域安全，上升為城市總體安全的研究。要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從國家戰略高度，聚合理工農醫、社會科學等多學科力量，運用系統方法，綜合診斷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的總體安全風險、中長期安全風險，提出一攬子對策，做到“一城一策”“動態施策”。堅持底線思維，深入分析超大城市政治、經濟金融、科技、改革開放等方面重大風險，盯住關系國家和區域安全的科技、產業、金融等領域和重大基礎設施，加強風險防控體系和能力建設的研究，夯實超大城市安全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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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國家治理》2024年第9期

原文標題 | 深化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研究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學國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員 孔 濤

原文責編 | 程靜靜

新媒體編輯 |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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