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理方毅，堅持實事求是，正確看待兩個凡是，推動高考制度恢復

6月7日至8日是全國高考日。

歲月匆匆，十年磨礪，百曉生談歷史在此祝福所有莘莘學子金榜題名，贏得錦繡前程。

湊巧的是，本文主人公方毅與我國的高考制度恢復也有著密切的聯系。

干好每一件事的方毅

1916年，方毅生于福建廈門，他本名方清吉，“方毅”這個名字是他在革命戰爭年代為從事黨的工作，特意給自己取的。

方毅的家族在廈門頗有影響力，可是在20世紀初，那段風云詭譎的動蕩年代，方毅出生后剛滿月，其母親便因病去世。

幼年時他由外婆照料。八歲時，方毅的父親又因病去世，父母的早逝，使得家道中落。

生活的困難沒有打倒方毅，進入中學后，他加入共青團，后來成為中共地下黨員。不久后，方毅的家成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接頭地點，他經常傳送黨的機密文件。

由于工作出色，年輕的方毅被任命為廈門、漳州兩地共青團副書記、區委書記、共青團廈門中心區委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市委書記等重要職務。

1934年，剛滿18歲的方毅在上海被捕后，受盡敵人的嚴刑拷打，后來被國民黨反動派判了八年刑。在獄中，他嚴守黨的秘密，不屈不撓地與敵人斗爭，靠著一本詞典自學英語，居然讀完了原版的《資本論》。

1942年，方毅刑滿釋放，立即前往安徽淮南抗日根據地，并轉戰于山東解放區與江蘇、安徽等地，主持財政工作，有效保障了前線的后勤補給。

解放戰爭時期，方毅由陳毅直接領導；到了淮海戰役時，他負責打掃戰場，因工作能力出色，加上為人機靈，陳毅同志笑著對他說過：“你可要千方百計地做好前線部隊的后勤工作，不然提頭來見我。”

新中國成立后，應越南勞動黨中央和胡志明主席的請求，中共中央決定派軍事顧問團和政治顧問團赴越南工作。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對越南顧問團的工作非常重視，當時顧問團擬定的工作守則以及其他重要問題請示報告，經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等領導同志親自審定。

1954年7月，日內瓦會議通過關于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越南與法國代表簽署了停止敵對行動協議。至此，越南結束了多年抗法戰爭，進入和平建國時期。

日內瓦會議結束后，中國決定建立駐越南大使館，方毅替代羅貴波擔任中共中央赴越南第二任顧問團團長。

臨行之前，劉少奇同志、周恩來總理分別找到方毅談話。周恩來總理直言不諱地對方毅說道：“黨中央派你去越南，是因為現在越南要搞和平建設，在這方面你是一把好手，要積極幫助當地同志解決從戰爭轉入和平的一系列問題。”

方毅時刻謹記周恩來總理與劉少奇同志的囑咐。他來到越南后，與同志們一樣住在一個偏僻山溝里的小茅草屋，時常與胡志明主席一起交流。

在這之后的1956年至1960年，方毅擔任中國駐越南經濟代表，活躍在越南第一線，組織領導援越項目的實施。

1960年，方毅離開祖國在越南工作已滿六年。這年夏天，他患了嚴重的登革熱，身體狀況不容樂觀，黨中央命令他立即回國治療，經過半個多月治療后康復。

劉少奇在其住院期間單獨找他談過話，正式通知他擔任國務院新設立的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局長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面臨較為嚴峻的國際環境，為了打破封鎖、廣交朋友，黨中央決定積極發展同廣大亞非國家友好合作關系。

1964年，周總理提出《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在廣大亞非國家中產生良好的反響。

1964年冬，周總理會見訪華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副總理西德基時說道：方毅主任比我先到北非和西非了解情況，向我提出這些好建議，我受到啟發才提出了這八條。

可惜的是，1966年至1968年間，因為反革命分子的阻撓，方毅不得已暫停工作。

直到1968年年底，方毅重新復出，繼續從事外交工作，他堅決貫徹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投入到坦贊鐵路的建設當中。

這條鐵路一建就是十年，方毅為確保工期，他和數萬名出國人員對施工進度和工程質量傾注大量的心血。終于在1976年的竣工典禮上，他親手代表黨中央，向坦桑尼亞、贊比亞兩國政府移交這條友誼之路。

1977年，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方毅繼續當選為第十一屆中央委員與政治局委員。

1977年5月，方毅來到中科院擔任工作，他與另一位負責人李昌應邀到鄧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住處談話。

談話的主要內容是鄧小平同志指示方毅與李昌：“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搞上去；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小平同志的這次談話提出了新時期的科技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指導思想。方毅回到中科院后非常興奮，他頂住巨大壓力，重新整頓秩序，并站在正確的角度看待“兩個凡是”，保護了一大批高級知識分子。

1977年6月20日到7月7日，由方毅主持召開的中科院工作會議，對全國科技戰線撥亂反正起到帶頭作用。

會議的有些決定是在“極左”思潮尚未完全改正的情況下所進行的。中科院學校政治部在科技人員中恢復了技術職稱，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培養研究生的正確決定。

1977年9月中下旬，鄧小平與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談話時說：“科學研究機構已經確定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這是很大的決策，解決了很多重要問題。”

建議恢復高考，方毅改變國家命運

正當全國在積極籌備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時，還出現了一件影響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

那就是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

1977年8月，鄧小平復出之后，方毅主持了“文革”結束后的第一次全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至1978年3月，方毅主持召開了多次全國科學大會，參會代表們一致認為鄧小平提出的一系列高瞻遠矚的建議，為中國科學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與方毅的間接組織和推動下，“損失慘重”的中國科技事業日漸興旺。

不僅如此，在1977年8月8日召開的科教工作座談會上，方毅帶領著來自全國各地33位科技工作者與科學教育部門負責人舉行的大討論，提出了：建議中央決定恢復高考。

會上，以方毅為首的30多名科教人員希望當時的中央應該“大膽改革，廢除推薦制度，恢復文化考試，擇優錄取”。

鄧小平同志對這一提議相當重視，把它納入當年由國務院批轉教育部發表的《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這一消息發布對全國的知識分子都是好消息。

這一年的高考，積聚了太久的希望。恢復高考不僅僅是簡單恢復一個入學考試，高考制度的恢復代表著中國迎來了時代的拐點，許多人的命運包括國家命運從此改變。

多年之后，許多在1977年參加高考的學生對方毅同志仍然感激。

20世紀90年代中期，方毅同志逐漸退居二線，但他仍然關心國家的發展。

1997年10月17日，方毅因病逝世，享年81歲。

值得一提，在臨終之際，方毅對家人強調：“國家的財產必須歸還給國家，絕不能私占”。

他向中央管理局借來的一些家具，一件不少地歸還給組織。

這就是方毅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正如他晚年自己題寫的對聯“百年人物存公論，四海虛名只汗顏”。

正是這樣的方毅，才能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參與并見證了祖國高考與科學事業的春天。